艾滋病毒 高速公路与艾滋病毒

　　我出生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城市说小其实也不小，也有几百万人口，只是那时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记忆中去省会成都要坐长途客车颠簸七八个小时才能到。后来读大学，考到了遥远的上海，每个假期近五十个小时的火车加五个小时的汽车旅行成为大学四年中每年总有的几次噩梦。再后来，高速公路通车了，到成都只要两个半小时；再再后来，有动车了，用一小时四十分钟便能一点儿都不颠地到达成都。去年，我惊讶地发现，我家乡到北京居然也有了直航的飞机。两个小时，不仅是到省会，还可以到首都。外公曾经是四川省运输公司的司机，母亲告诉我，当年外公开长途客车的时候，到成都要两天，中间要在一个叫乐至的地方住一晚上。母亲总说，外公要是还活着，看到现在的路不知该有多开心。蜀道难，从此只存在于李白的诗里。
　　这应该并非我一个人所经历的故事。过去二三十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类似的变化。中国的高速公路从1988年通车的沪嘉公路开始，不过二十来年的时间，到2011年底已经超过8.5万公里。新机场正遍地开花，老机场一扩再扩，坐出租车不能只说去机场，而必须告诉司机是哪个航站楼。高铁动车“大跃进”式的发展，伴随着惨烈的事故，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论。毋庸置疑，也无法置疑，在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交通的发展有目共睹。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本身又拉动宏观经济的增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似乎找到了一件法宝，“铁公鸡（机）”一再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利器。都说发展是硬道理，交通基础设施成了这个硬道理硬得不能再硬的支撑。
　　可三十年巨变的背后，并非只是钢筋水泥。
　　像父辈那样在一座城市一个单位日复一日一沉不变地生活一辈子的经历，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无法想象。经济快速增长打破了原有社会的平衡，涌现大量的发展机会，而这些机会伴随着资源和信息的分布有着很强的区域性和向心性，吸引着个体的迁徙流动。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机会的不均等决定了当下中国巨大的迁徙潮，而交通的改善为此提供了便利。
　　这些年，媒体上总有些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讨生活，找到比在家种地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游走在城市福利的边缘，毫无任何疾病医疗和子女教育的保障，不得已忍受着夫妻分居和小孩留守的煎熬。我儿时的玩伴，无一例外也都离开了那个我们共同生长过的小城市，在北上广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和我一样，坐在都市高档写字楼里，心里却时常惦记着千里之外白发的双亲，每年短暂的假期成为家庭仅有的团聚时刻。遇到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地方，春节回谁家有时还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而将父母接到工作的城市一同生活，往往面临老年人适应不同气候、习惯以及陌生环境的挑战。类似的故事在周围朋友身上纷纷上演，后来，我明白了，所有的这一切用专业术语来解释叫做“城市化”：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迁移聚集。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与城市化这个大背景密不可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异地高考、户口乃至房价问题等，无一例外。城市化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也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内生动力，但伴随城市化进程的迁徙潮所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也渐渐撕裂了传统基于家庭支撑的社会保护机制。路，越来越方便了，家却越来越远。
　　曾经极度无聊的时候在咖啡厅和朋友做过一个测试，我问关于高速公路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贵，方便，腐败，偷工减料，不收费就好了……答案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有一个词没有人会想到—艾滋病。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提供贷款的道路项目中，艾滋病预防常常是一个必须的要求。逻辑很简单，交通闭塞常常是贫困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改善交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增加了原来相对封闭的群体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包括与各种流行疾病传染接触的机会，而这一群体往往受教育程度不高，并没有对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流行疾病进行预防的意识和习惯。在这种情况下，道路畅通后，比开往春天的班车来得更快的，可能是疾病甚至死亡。
　　这个逻辑还适用于另一个群体，常年远离家庭的筑路工人。在道路施工的几年里，他们会和沿线的当地村庄社区产生各种联系，而往往在大型项目工地周围，都会散落着各种形式的卡拉OK、发廊和按摩店。亚行贷款的保山至龙陵高速公路项目，沿线几乎每个村里都能见到至少一例外来工人和当地妇女结婚的例子，而更为普遍的是，暧昧的关系广泛存在于外来工人和丈夫外出打工的当地农妇之间。我并非要鼓励某种行为，更无权去禁止此类现象，但在我管理的项目中，我会要求对艾滋病进行预防宣传，至少可以让高危人群对艾滋病这样的恶性传染疾病的危害和基本的预防手段有必要的认识。同时，在工地派发避孕套或在邻近商店销售避孕套，以及给当地妇女提供只需简单技能的工作机会以增加收入，都可以降低艾滋病的感染几率。我一直都无法忘记，第一次和某省交通厅副厅长提到此类要求的时候，他合不拢的嘴巴和惊愕的眼神，以及手中长长的忘记弹掉的烟灰。我知道，这是他从未想过的问题。显然，我们无法得出修路导致艾滋病传播的结论，但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直接的、间接的、显而易见的，和悄无声息的变化背后，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很多年前，当我参与四川的一条高速公路勘测定线的时候，看到田里插着的一个路线中桩标记，一个村民跟着我走了几里地，不停地哀求我修改一下路线，以避开村口他家的那棵大核桃树。那天午饭后，我刚在那棵大树下休息乘凉。我说国家有补偿标准，会赔的。可他告诉我邻近村庄的例子，征地补偿款被乡镇层层截留后，一棵数年的大核桃树的最后赔偿到村民手中只有五十元钱，而每年卖核桃可以有几百元的收入。当时，我感觉很凄凉，那不是一个工程师可以解决的问题，从技术上讲，路线可以避开他家的核桃树，但还是会占别人家的地和砍别人家的树，相应的赔偿依然无法到位。后来，那条路通车后，我又去过那个村，见到那个大叔。核桃树已经没有了，他的生活和几年前没有太大的区别，利用农闲时到镇上打点儿零工的收入，基本抵消了因为高速公路征用的土地和砍掉的核桃树所带给他的损失。他告诉我，高速公路经过自家门口，自己却从未有机会坐车走过，而这条路对他生活最大的影响，是每天不得不多绕行一公里以外的涵洞，穿过封闭的高速公路去给路那边的田地浇水。田间劳作休息时，他常看着来往飞驰的车辆发呆，显然，他跟那些车里的人，感受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