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照片 情谊 “美化过的照片，我看都不看！”

　　编者按：　　报道摄影（含纪实摄影，下同）今天面对的问题，令业内人士十分头疼。报道摄影的真实性早就受到质疑，而现在除了用Photoshop制造假照片的消息不断爆出之外，摄影圈中更流行使用Hipstamatic和Instagram之类的美图软件，这是否会进一步加深报道摄影的信任危机？为降低成本，很多报社撤掉图片编辑岗位，摄影记者所拍照片的编辑质量明显下降，该如何应对？平板电脑（如Ipad）流行，媒体争相大做Ipad版，一些著名摄影家也开始出Ipad版的摄影集，代替了之前的印刷版，这种完全依赖在线销售的新商业模式效果究竟如何？“阿拉伯之春”极大地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版图，如何看待今天拍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照片？面对战争、死亡、艾滋病等灾难，优雅的照片常常被批评“美化了悲剧”，这样的摄影风格是否还应该继续下去？……对这些避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国际报道摄影界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法国佩皮尼扬国际报道摄影节（Visa pour l’Image，今年是第24届）将于9月1日开幕，在推出精彩的新闻摄影年度回顾幻灯放映和深度纪实摄影专题展览的同时，也将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为报道摄影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该摄影节正是以高水平的展览、对报道摄影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为摄影师和媒体提供周到的服务而被国际报道摄影界誉为与荷赛齐名的盛事。本刊特选登该摄影节专题展览的部分照片，同时摘译《英国摄影》（BJP）杂志对摄影节总监让-弗朗索瓦·勒胡瓦先生的专访，以期对读者了解上述问题和该摄影节的情况有所帮助。
　　奥利维耶·劳亨（Olivier Laurent，以下简称奥利维耶·劳亨）：咱们先谈谈非洲。今年有关非洲的展览不是艾滋病、战争、污染，就是种族主义，非洲就没有其他东西可拍吗？
　　让-弗朗索瓦·勒胡瓦（Jean-Francois Leroy，以下简称勒胡瓦）：《法兰西晚报》的皮埃尔·拉扎瑞夫（Pierre Lazareff）说过，狗咬老妇人不是新闻，老妇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界普遍不去报道喜庆事。尽管如此，关于非洲，我还是尝试在报道坏消息和好消息两方面保持平衡。比如帕斯卡·麦特（Pascal Maitre）去年完成的一个关于索马里的项目，报道的就是好消息。控制摩加迪沙的“青年党”（al-Shabaab，伊斯兰激进组织）被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军队赶走，土耳其货船运来了小巴车、电视、电脑，街头商店重新开门，妇女们又可以跳舞，人们又开起音乐会，生活又充满了希望—而这些，在“青年党”统治时都是禁止的！可话说回来，谁对非洲感兴趣？你上次看到非洲专题是什么时候？过去两年，人们都盯着南非世界杯，但南非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约翰内斯堡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索韦托的贫民窟还是像以前那么破旧。我很愿意谈谈希望，但今天人们和我谈起非洲的时候，我脑子里想不起来一张欢乐的照片。
　　奥利维耶·劳亨：关于罗宾·哈蒙德（Robin Hammond）的《危机中的非洲精神病人》专题，你喜欢它什么？
　　勒胡瓦：我最欣赏的是他的个人视角。他拍摄了非洲那些发生战乱国家的精神病院，这个题材很悲惨，但我觉得应该让外界了解那里的问题。一打仗，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全跑了，医院关门或被遗弃，但那些精神病患者还被拴在树上。他们怎么办？没人在意他们，罗宾·哈蒙德是第一个。他在非洲拍摄时被政府抓起来，在津巴布韦的监狱呆了25天。出狱后他来找我，因为他的作品还没发表。佩皮尼扬摄影节正是这些没发表的优秀作品的天堂。就像这次同时展出的斯蒂芬妮·辛克莱（Stephanie Sinclair） 的《儿童新娘》，虽然在《国家地理》发表了，但传播还不够广，每个人都应该关心这个问题。两年前我们在美国摩门教中展出了她的作品，因为摩门教也允许成年男子娶儿童新娘。我们展出这些照片的目的是为了不再看到类似现象，我们不会放弃努力。
　　奥利维耶·劳亨：摄影界都知道你最讨厌人像照片，可这次展出了以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的肖像摄影专题，为什么？
　　勒胡瓦：问题在于，一张张个人肖像照片集中在一起，是否能拼成那个集体的历史？梅西亚斯·布莱希尔（Mathias Braschler）和莫妮卡·费歇尔（Monika Fischer）费尽工夫，拍摄了曾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后来又被释放的16个人的肖像。很明显，他们不是危险分子，否则他们还在号子里蹲着呢。他们现在住在埃及、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他们短的被关了3年，长的8年。这些肖像具有经典风格，但你看看他们脖子里的项圈和伤疤，听听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的折磨，这些都与今天的历史相连，构成一种经典与今天的对话。你可能会想起四年前我们那届摄影节的海报照片，正是布伦南·林思利（Brennan Linsley）拍摄的关塔那摩监狱：监狱长把墙上乔治·布什的照片取下来，换上新总统奥巴马的。我们的摄影节具有连续故事性，今年展出的布莱希尔和费歇尔的作品，与以前布伦南·林思利的就连在一起。
　　奥利维耶·劳亨：今年你为雷米·奥克利克（Remi Ochlik）办回顾展，并将以前的“佩皮尼扬市青年记者奖”改名为“佩皮尼扬市—雷米·奥克利克奖”，你能讲讲雷米的故事吗？
　　勒胡瓦：我第一次见到雷米是2004年，他才20岁。今年2月22日他在采访中殉职时，我收到杰罗姆（Jerome Delay）的邮件：“我知道你很悲伤，但你也应该骄傲，因为是你让我们了解了他的作品。”我这么讲没有自大之意，因为在我眼里，雷米是这个摄影节的孩子。2004年3月，伊卡图片社（ICart Photo）的马克·葛罗赛特把正要去海地的雷米介绍给我认识，他回来后给我看了他的片子，我们决定在当年的摄影节上展出。那天晚上，我告诉观众:“你们都说新闻摄影死了，可是你们错了，我这里有证据。”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去年展出了他拍摄的“阿拉伯之春”专题。
　　2011年，提姆·赫瑟林顿（Tim Hetherington）、克里斯·洪德罗斯（Chris Hondros）和卢卡斯·道尔格（Lucas Dolega）的去世让我深受打击，但最沉重的一击还是来自雷米，他才28岁，那么有才华，你难以相信他已经死去。他殉职的时候，我正在巴黎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回到家里，我就写信给佩皮尼扬市市长普约尔（Jean-Marc Pujol）先生，问他能否将“佩皮尼扬市青年记者奖”改名为“佩皮尼扬市—雷米·奥克利克奖”（City of Perpignan–Rémi Ochlik Award）,他同意了。只要这个奖存在，我们就会以此纪念他。我可以跟你直说：我们的摄影节是关于摄影的，但也是一个大家庭，许多摄影家，包括雷米在内，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能和他们一起建设这个大家庭，我非常幸运，我们的友情绝不仅仅是工作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