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茅盾】 茅盾

　　闭门不出　　茅盾之子韦韬说：“‘文革’以来，爸爸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起码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上面来人通知他已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为止，他是处在这种状态。　　1964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做出两个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改任政协副主席。不久，开始就“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就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夏衍。矛头虽未对准茅盾，可他皆不脱干系。夫人孔德沚颇忧“大祸要临头了”，茅盾答以两句，一是让夫人不要“乱说”，二是他自己“还要观察”。
　　谨言慎行，静观其变。这两条对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来抄过两次家，这是茅盾所遭受过的仅有的直接冲击。之后，没有再受打扰，据说周总理指示保护他；然而，并没有人前来正式地告知这一点。“文革”中许多事来无踪、去无影，人们不明所以，没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护”如此，“靠边站”也如此。他从未被宣布已经“靠边站”，而是不知不觉中发现，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停送，警卫员撤回，配车取消，并失去听文件传达的权利……
　　“文革”以这种方式，使曾在任15年的文化部前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以及获职未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从特殊地位人群名单中抹掉。
　　以上变故，茅盾任其发生，不加探询。社会用“抹掉”来表示对茅盾的某种否定。而茅盾本人，也加以配合，用“主动消失”来保全自己。他裹足家中，除了看病需要去医院，便不出家门。外面轰轰烈烈的一切，他充耳不闻；满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没看过一眼。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现实的了解，基本限于家人带回的报纸、强劲的高音喇叭传来的嚣叫以及从卧室窗口所能看见的外面对“走资派”的游斗。他仿佛与现实达成一种默契，只要“文革”不来打扰他,他也就当它不存在。对于自己的被“遗忘”，他实际上相当知足，甚至可以说是“珍惜”。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躬耕南阳，曾抱这种处世哲学。茅盾“文革”间心态，大约与此相类。不过，他毕竟不是诸葛亮，20世纪也完全不同于公元3世纪。茅盾不得不替自己戴上隐身帽时，内心并无隐者的淡定。韦韬说：“那时候，他有信必复，不论是熟人还是并不熟悉的人。”而且总是在信中写上这么一句：“盼常来信，消磨寂寞。”
　　矛 盾
　　寂寞，是换取平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熬过难关所将忍受的生存状态。不过说到“寂寞”，对茅盾而言并非自“文革”以来方有所品尝，虽然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寂寞。
　　建国后，对他的尊崇达到极致，一身而二任，既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又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得知自己被拟为文化部部长时，茅盾表示了谦让之意；毛泽东亲与之谈话，形容这把“交椅”“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
　　“十七年”那段历史，从荣显的角度说，茅盾非但不寂寞，反倒烨赫之至。只有一个问题：他以小说鸣世，原本是一位作家——然而，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和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却都写于1948年的香港。
　　当然，这是否构成一个问题，因人而异。假若茅盾以做官和地位上的尊崇为享受，对创作不存残念，那么现实之于他倒也没有任何缺憾。但是，他那颗作家之心未死，依然充满渴望。
　　如果在“爱好”层面上谈问题，茅盾对做官谈不上“喜欢”，但鉴于官本位社会的种种特殊法则，做官与不做官，在所有事情上相去何止万里，所以也谈不上“嫌恶”——后来“靠边站”的时候，他就没有觉得是一种解脱。
　　在做官这件事情上，他心态是矛盾的；然而对于文学和创作，他却只有由衷的爱好。这不独是才赋所致，也是性格上自我考量之后，所做的确认与选择。当年，“从牯岭到东京”，茅盾由政治革命激流中心抽身，转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角色，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和理智的估衡。他觉得，较诸纵横天下、折冲揖让，自己更适合灯下吮毫、垂文自见。否则，“沈雁冰”不会变成“茅盾”。可另一方面，“茅盾”也终究是从“沈雁冰”变化而来，他的意识，连同他的文学追求，与纯书斋背景的人文知识者是不同的。他愿意与政治和现实社会，保持“在场”而非“离场”的身份。
　　大致上，茅盾愿意有一定的官职（或与此相当的诸般“待遇”——它们与一个人参政之深浅有关），不过，最好是个闲职，以便他能够拥有不少的自己支配的时间，去从事创作。
　　令人感慨万端的是，对解放后仅有的两份创作类手稿，茅盾竟做出了一致处置：亲手销毁。
　　1970年，茅盾的孙女一天偶然发现它们，并且取出捧读。茅盾当时虽然看见，也未说什么。可是过了几年，韦韬打算找出它们，却遍觅不得，询诸父亲，听到的回答是：“已经撕了，当作废纸用了”，“写得都不成功，留之无用”。
　　当一个作家能如此决然地否定自己作品时，以至于不愿其存世有朝一日被人看见，十有八九是它们让作者太失望、太失落。
　　无疑，小孙女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这些旧稿放在那儿——无论何处——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被人看到；而这是他不愿意甚或感到不快的，那会给他带来羞愧，使他一生文学造诣与形象受损；他应当阻止这样的情形再次发生……
　　面此实际，他无法不感觉着深深的寂寞。虽然前十七年对他崇隆日盛。可是从嚣浮世界回到书房，与古今中外的精神成就和他个人既往的精神成就单独相处时，他势必陷于大寂寞。
　　胸中块垒
　　茅盾有一个毕生的隐痛。
　　1920年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建，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等，没有茅盾。不过，他很快就在10月份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小组，并且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自然成为第一批党员。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使他下一阶段人生基本转入实际的政治革命活动，尤其1923年他从《小说月报》主编卸职以后。他先是到党创办的培养革命人才的第一所大学上海大学任教，后又当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委、国民运动委员，并兼任下设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茅盾说：“因为担任上述的党内职务，我就相当忙了……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