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中国书中的激进主义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后面要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难题，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权威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
　　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一、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不再具有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曾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极左派”人士在活动，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的目标，此后的执政中心通过成功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历史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有利于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的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一种激进主义：极左“文革”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
　　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极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这些浪漫主义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某些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则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之势，可以断言的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各种不满情绪的上升，它在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的趋势是大有可能的。第二种激进主义：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重新活跃
　　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要想把铁路造好，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