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在哪里|塞纳河畔

　　世纪之交的某个秋日，圣绪尔比斯街上的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挂着一幅19世纪杜米埃讽刺风格的版画，画的是一辆蒸汽火车正沿着一条非常陡峭的轨道驶向云端里的那一轮满月。支撑这条轨道的两根又细又高的柱子，似乎耸立在拉丁区的某个位置上，你可以看到不远处有先贤祠的轮廓。漫画的标题是，一条铁路，从巴黎到月亮。
　　这幅漫画本是在讽刺工业猖獗发展的法国，当时的股票市场和对铁路公司股票价格的操纵，实际上更可以用来表达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美国人认为“巴黎是一座天堂城市”，在那里可以买到通往天堂的火车票。正如王尔德所说：“所有好的美国人死后都会去巴黎。我们中有些人则设法尽量早点到，以免拥挤。”为了接待这些美国人，比奇女士甚至在不远处的奥德翁街12号，打造了一座集读书、借书、看书和住宿于一体的温馨所在——莎士比亚书店，令一大批英美侨民流连忘返。
　　巴黎曾经是那样的令人向往，尤其是左岸。那么，左岸在哪里？
　　我沿巴黎圣母院狭窄的旋转楼梯拾阶而上，来到46米高的奇幻怪物走廊。这些由杜克创作的奇想禽鸟、杂交动物与怪兽，三三两两栖息在圣母院的钟楼之上。其中最著名的雕像便是意为“夜枭”的暗夜精怪思提志。看它前爪支撑起凌空的身体，兴致勃勃地颔首端详巴黎的神情，仿佛正在寻找着天堂般的左岸。
　　塞纳河像一个上凸的圆弧由东向西横贯巴黎。法国人习惯上以塞纳河的流向作为正向，把河左边的区称为左岸，河右边的区称为右岸。这样说来，左岸大致就是巴黎的南部，右岸则为北部和西北、东北部。
　　在巴黎的二十个区中，第五区、第六区、第七区坐落在塞纳河南岸，自东向西比邻而居，构成了左岸的核心，是思想家喜欢居住的地方。第五区又名先贤祠区，是巴黎最古老的拉丁街区，索邦、高师等众多大学云集。第六区以拥有全城最古老教堂的圣日耳曼德佩广场和位于卢森堡公园的法国参议院而著称。第七区拥有国民议会所在的波旁宫等众多国家机关。我们在巴黎入住的圣多米尼克街上的修道院旅馆，位于第七区北部，街的两头分别连接波旁宫和埃菲尔铁塔。
　　在今天的巴黎，左岸和右岸之称已经脱离了简单的方位概念，而拥有了约定俗成的文化含义：左岸往往是文化艺术之巴黎的象征，因为左岸有拉丁区，大学、书店、出版社、画廊云集；右岸往往是商业金融之巴黎的象征，因为有香榭丽舍大街，证券交易所、大银行、大公司、写字楼林立。
　　左岸的人嘲讽右岸咖啡馆，“巨大的宾馆大堂，豪华的宫殿，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在这种地方我们的居民没法活下去。”对他们来说，右岸是没有脑子的中产阶级的领地，智者的生活不可以跨过塞纳河。
　　如果为左岸地区绘一幅政治地图，那么“三个星球”也许是一个恰当的概括。圣日耳曼德普莱广场和蒙帕纳斯、奥德翁十字路口就是这三个星球的所在地。这些星球里边的标志物分别是花神、双叟、利普、圆顶、罗桐多、精英等咖啡馆。
　　花神和双叟咖啡馆比邻而居已经一个多世纪了，花神白色的蓬子绿色的字，而双叟则是绿色的蓬子金色的字。花神内部是用红色的鼹鼠皮装饰的，而双叟则是棕色的。利普在对面开了一家啤酒店，于是新广场的基本格局便形成了。多年来，双叟咖啡馆是两家咖啡馆中更著名的一家。两个咖啡馆和利普酒店之间的三角关系变成了一个传说。
　　花神咖啡馆和双叟咖啡馆的常客是两类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花神被认为是极端右翼的，而双叟咖啡馆则被认为是左翼的。花神楼下的房间一如既往是红色的，舒适而忧郁，里面放着方桌而不是圆桌。右翼“法兰西行动”的创办者莫拉斯曾经把花神作为他的总部。他最著名的文章甚至叫《花神迹象》。萨特和波伏娃来到圣日耳曼不得不进驻双叟。当莫拉斯离开后，面对在游客的污染和莫拉斯的污染之间作出选择的他俩决定选择空荡。于是这对情侣来到街的另一边，再也没有回去。
　　德国占领的那个严冬，煤电短缺，波伏娃发现她在花神咖啡馆可以很好地工作，电停了可以有瓦斯灯用，于是她努力在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就赶到，确保抢到火炉旁的座位。《新欧洲文选》记载了人们对萨特和波伏娃的印象，在“这个动物园（花神），他们永远都是展品。”胜利后的一天，他们与加缪坐在露天的桌子旁，感受到“巴黎的阳光从来没有像盟军进入巴黎时那样怡人。户外的咖啡馆挤满了人，圣日耳曼大道上年轻的女子一路骑着自行车，裙子在身后像彩旗一样飘荡。”
　　年青一代会选择到可以看到著名咖啡馆的不太知名的小店相聚。他们经常看到，毕加索停在利普餐厅跟朋友打招呼，在双叟寻找熟悉的面孔，然后在花神跟艾吕雅一起坐一会儿。该吃饭时，毕加索又去街对面的利普，坐在议员、部长、院士或明星等跟他齐名的人旁边。有报纸说过，“利普应该是唯一的花上一杯啤酒的钱就能真实、全面地理解法国的政治和文学全貌的地方。”
　　从先贤祠到西边的奥德翁十字路口的大学区咖啡馆，掌握在“法兰西行动”的右翼学生之手。左派在人民阵线时期把它接管过去。再往西，以及蒙帕纳斯以南，这一带属于在原则上不过问政治的作家和艺术家。在20世纪30年代，只要爱伦堡在巴黎，巴黎最大的圆顶咖啡馆就会出现一个“苏联角”。
　　蒙帕纳斯还叠加了一个美国人的左岸。这个左岸以著名的圆顶、罗桐多、精英咖啡馆和蒙帕纳斯的圆顶十字路口为中心。海明威《不固定的圣节》中说：“在这三家主要的咖啡馆，我会看到那些我面熟的人和其他我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但是那里总有很多帅气的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在华灯初上之际匆匆赶往某个地方去跟人一块儿饮酒、一块儿吃饭，然后去做爱。”当年的杂志上写道：“蒙帕纳斯是世界的中心！”
　　对初次到巴黎的人来说文学沙龙非常重要。“只有一位已经出了名的作家才会屡屡奢侈地拒绝这样的邀请。”在哈列维的客厅，“塞纳河边沙沙作响的杨树后面一幢黑乎乎的老房子里”，盖埃诺说这里是引见“共和国文人”的地方。马尔罗透过他们家的窗户，能听到游行的人沿着圣日耳曼大道行进时高喊的口号。纪德的家是一个十字路口，它的访客的名字就是一部巴黎知识分子大全。
　　左岸的文学政治斗争发生于一个特殊的背景。自20世纪30年代起，长期的经济萧条影响了法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这种情况激发了人们对苏联实验的好奇和同情，左派人民阵线大获全胜，使社会党、激进派、共产党代表布鲁姆得以上台。
　　左岸的理念是“介入政治”，实质指为理想而奋斗的自由知识分子。卢梭、罗曼·罗兰乃至后来的左岸知识分子一直冲锋在为正义而斗争的思想战线前列。在这里积极活动着的还有中派和右派。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言论、行动，这是左岸的特点。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左岸进入了一段长长的冬眠期，直至七十年代一场丰衣足食的“五月革命”爆发。从此，对话成了法国政治中的常态。
　　当下，中国社会追求效率、结果的实用主义开始抬头，高度的职业化、僵硬的专业化导致其难以对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缺乏的正是一种哲学家的声音。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左岸精神”，勇于不懈地探索真理，勇于大胆地表达思想。
　　左岸在巴黎，左岸也在中国，左岸在全世界思想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