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G4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救世主吗]

　　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首次撰文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直到八年后，四国才于2009年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首次峰会。会后，与会各方就国际金融改革、多边经贸体系、能源与联合国改革等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一时间，“金砖四国”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有评论认为：此次会晤将使得四国确立“后危机时代”各自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发展模式和相互合作战略，“金砖四国”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火车头”。一些评论甚至认为，四国峰会完全可以演变成类似于七国集团(G7)的对话协调机制；同时，四国力挺“超主权”货币的主张，势必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金砖四国”能否真正实现向(34机制的华丽转身?在此基础之上的超主权货币构架能否成为当前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出路?理清这一思路，对于准确把握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G4――“金砖四国”的华丽转身? 　　 　　截至2008年底，在全世界6.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中，巴、俄、印、中四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占比分别达到了3.9％、6.2％、3％和30％，四国外汇储备总和的全球占比达到了43％。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必然让世界各国为之侧目，特别是当次贷危机逐步升级为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率先遭受了剧烈冲击，而此时，“金砖四国”的走向愈发受到关注。2009年6月，首次聚首的四国峰会再次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会后，有观点提出，借此良机，四国应该将峰会机制化，将峰会从一个论坛发展成为能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种机制，实现四国关系的组织化和集团化，最终完成四国论坛向四国集团(G4)的华丽转身。 　　四国集团(G4)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借鉴已有的八国集团(G8)模式。20世纪70年代初，在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在法国倡议下，1975年11月，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在法国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目的就是为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及重振西方经济。次年，加拿大加入了这一集团，七国集团(G7)从而正式成立。虽然，俄罗斯从1997年开始加入了七国集团，但很长一段时期内，俄罗斯都不能参与经济问题的议题，因此，经济问题在长期内都保持着七国体制。直到2006年。俄罗斯成功地承办了八国集团峰会，完整的八国集团模式才最终得以形成。 　　但无论是七国集团还是八国集团，都只是相关国家进行协商和讨论的非正式俱乐部，其并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没有常设的秘书处，因此，集团组织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措施。八国集团存在的首要的动机就是要避免相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因此，八国集团的协调和推动力仍无法与联合国、世贸组织甚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相提并论。而新兴国家借鉴此类模式组建合作机制，能否取得多少实质性成果，仍有待观察。 　　即使将四国的磋商上升到集团对话机制，即变为c4，这是否就意味着国际格局开始出现重大调整呢?“金砖四国”能否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火车头”?虽然，四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令人瞩目，但即使到2008年，四国产出总量仍然只占全球总量的14.6％。而除去俄罗斯以外的七国集团，其产出总量则占据全球总量的53.1％。问题的关键还不在经济总量上。虽然有着快速的产出增长，但“金砖四国”在全球经济链条上仍处于低端环节，劳动力、资源一直是四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巴西的农产品、俄罗斯的石油、印度的服务业外包、中国的制造业一直是推动四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高端的技术、标准、品牌，主要的最终市场仍然由发达国家所掌控。本次金融危机对“金砖四国”的直接冲击较小，而发达经济体所受冲击对四国的间接影响会因为传导链条的拉长而有所减弱。这就十分容易形成以下的观念：新兴国家经济具有更强的抗扰动能力，世界经济走出本次危机的“火车头”将由发展中国家担当。 　　如果冷静地审视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就能够发现，支撑“金砖四国”快速增长的动力仅来自于各国的相对要素优势，而将这些优势最终转变成产出，根本无法离开最终市场需求的拉动。而培育自身市场需求虽然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为之努力的方向，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定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绝非一日之功。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对抗危机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但世界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仍然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格局不会因为一场危机而迅速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另外，“金砖四国”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迅猛，但四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并不紧密。并且，四国的国情差异较大，缺乏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一点与欧美的合作机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虽然并不占有主要的最终市场，但“金砖四国”在新的全球分工格局下的重要地位却是无法忽视的。通过劳动力与资源要素参与全球分工，“金砖四国”同样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国别之间的各种差异，使得四国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中，长期缺乏集体性的声音。如果四国能够通过适当的合作机制，提升新兴国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话语权，那还是会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起到推动作用的。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话与协商来共同参与国际合作的例子早已有之。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确定了南南合作的“磋商”原则，促进了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的建立。随后又陆续出现了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等南南合作的国际组织。但直到目前为止，具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合作仍然主要停留在区域内合作中，例如西非经济共同体、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南部非洲发展协会、海湾合作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如果“金砖四国”能够在考虑各国现实利益与整体合作利益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这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跨区域南南合作的全新局面。特别是在多国框架内，将双边磋商与多边磋商机制有机结合，即使是双边磋商的结果，也可以尽量通过整个集团的声音对外传递，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社会对新兴国家的重视程度。虽然四国磋商机制无法在短期内扭转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可以预见，有效的协调机制仍然会为“金砖四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多极化的主权货币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方向 　　 　　在四国峰会召开前夕，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表示支持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内，中国、巴西和印度的许多官员均表示出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强烈意愿，特别是超主权货币的理念，多次被有关方面所提及。对此，一些评论就顺势提出，“金砖四国”

可以组成四国集团，并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关键推手。 　　实际上，超主权货币概念的提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以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rleor”的设想。虽然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得以建立，但随之而来的特里芬悖论却一次又一次地动摇着这一体系。1969年，IMF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之时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DR)，希望籍此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SDR是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但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领域上的限制，SDR设立之初的目标至今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准确地说，迄今为止，全球真正意义上的超主权货币就只有欧元。欧元的成功诞生，是欧元区国家权衡利弊得失，在甘愿放弃自身货币主权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欧元区国家甘愿放弃各自货币主权，是因为长期的经济一体化已使得区域内国家能够从货币一体化中得到更多的收益。再反观SDR，之所以迄今为止始终未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超主权货币，其自身不具有任何主权性质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依靠某种机制来进行创设和分配，而这一过程却并不与特定的货币主权挂钩，这就意味着这种“超主权”货币不是空中楼阁，也必定会被某一主权货币所掌控。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信用货币体系之下，真正的超主权货币只可能是相关国家货币主权的替代与集中，任何凭空而生的超主权货币都不会具备长久的生命力。 　　秉承这一思路，再来看看四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重塑的影响。如果四国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成立一个统一的货币联盟，这将使所有的观点看来都十分滑稽。积极推动SDR，也仍然无法回避之前提到的货币主权的空洞化。到2008年末，西方七国共占据SDR份额的45.27％，而“金砖四国”仅占据总份额的9.77％。并且，SDR的定价中，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仍然占据着货币篮子的44％、34％、11％和11％，其他主权货币根本无法跻身SDR的定价基础之中。 　　面对当前美元单极超霸的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才是唯一的出路。并且这种多极化必然是多个主权货币的陆续兴起(欧元对区域外国家而言，仍然可视为主权货币)，进而与美元形成寡头竞争的格局，从而在多极化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均衡。事实上，各国对此部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例如，俄罗斯就多次提出要将卢布发展成区域内性的储备货币，中国近来也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本国货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已经成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战略布局。但真正有潜力成为区域货币，并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的新兴国家货币屈指可数，只可能是那些拥有充分广度和深度的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大国。只有具备较高市场化程度的大国，才有可能最终让自身的信用被世界所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