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对"投机倒把"大整肃|投机倒把投机倒把

　　1982年是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美国彩色故事片《冰峰抢险队》在上海公映，引起全国人民对精神文明有无阶级性这一问题进行思考；这一年，“八大王”事件反映出我国个私经济正在悄悄萌芽；这一年，“三张弃权票”事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这一年，中国结束了体育上“东亚病夫”的称号，“体操王子”李宁惊艳全世界。 　　麦克唐纳=雷锋吗？ 　　1982年10月初，美国彩色故事片《冰峰抢险队》在上海公映。 　　上海《青年报》在10月15日发表署名“何明”的来信―――《麦克唐纳=雷锋吗？》，对精神文明有无阶级性、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公开征求解答，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次讨论持续了1个多月，收到上海以及全国其他20多个省市的征答信1000余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大部分人认为，麦克唐纳用自己的牺牲换得他人生命的精神，令人敬佩，但与中国的“雷锋精神”不可相提并论，不能认为做好事、舍己救人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就轻易地画上等号。认为《冰峰抢险队》中赞颂的麦克唐纳精神，其核心是人道主义，而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后者则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 　　但部分青年也反映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把麦克唐纳同雷锋相提并论，认为麦克唐纳就是美国的雷锋，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跟雷锋没有两样。并把雷锋比作莎士比亚，是属于全世界的，各国都可能出现雷锋行为，麦克舍身救人，也就是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火花的行为。有的青年甚至认为，麦克出污泥而不染，而雷锋只是做平凡的好事，所以麦克唐纳比雷锋还要高几倍。 　　随着讨论的深入，涉及到了精神文明是否有阶级性这个问题。有的青年认为，精神文明是有阶级性的。而资本主义国家搞一些“礼貌”‘尊老爱幼”等宣传，不过是一种遮掩其腐朽性的烟幕，美化其罪恶的脂粉。 　　相反的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是没有阶级性的，宣传“五讲四美”，提倡精神文明，是一种扭转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秩序的安定，更快地提高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提倡文明礼貌，只是形式和说法不同罢了。 　　还有的青年人对论题本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把麦克同雷锋相比，是与宣传教育上的片面性有关，提出青年往往是通过书报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而这些书报在宣传过程中往往不尽全面，把假、丑、恶统统丢给资本主义，而真、善、美一律赋以“共产主义”的称号。一有好人好事就说“是共产主义风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办到”，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幸消息，就笼统说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认为这种把人的朴素动机任意拔高，或从几件事中得出对整个社会的看法的推理方式是很不全面的，这种简单化只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这场争论和以后的“上海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上悬挂外国广告是否有辱国格”、“到外企打工是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等问题的争论都发生在同一社会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些认识逐步得到统一，这和当时青年追求突破禁锢、解放思想、摆脱僵化模式的愿望相一致。 　　“八大王”事件：对“投机倒把”大整肃 　　1982年夏天的某个黄昏，镇干部突然把自行车停到胡金林家门口，小声对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说完转身就走。胡金林知道自己大祸临头，飞奔回屋，从抽屉里拽出早就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通知，赶在当夜12点警车呼啸着向他扑来之前，仓皇逃出了柳市镇。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在个体私营经济发源地的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这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事实上，“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 　　直到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回想当年，“八大王”之所以会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全国重点打击对象，一是其标本性和群体性，另一原因是事发地为众矢之的的温州。 　　1983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占全国总数的1/10。“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小产品”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使温州人在不声不响中完成了资本积累。 　　在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长期存在。在一些人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是市场经济的前哨。每一次的观念交锋，温州总是首当其冲，对这座城市的评价，成为了测量改革的“温度表”。 　　从1982年“八大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到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温州被称为“奇迹”。这番历程，是我国个私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胡耀邦支持报道三张弃权票 　　1982年，三张弃权票，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 　　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3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尊重新闻的真实性，但大会秘书组同志有些担心和反对。与会的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得知后，对记者的做法表示赞同。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这条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报道：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出乎意料的是：这段文字，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境外许多媒体都把它作为一种衡量“中国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改革、开放、建立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来看待。 　　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召开，使一个标志性的关键词第一次扬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体操王子”李宁横扫千军 　　1982年，中国证明了自己亚洲体育强国的地位。12月4日，第九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结束。在本届运动会上，中国共获得金牌61块，首次超越日本，跃居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名。就在两天前，当中国金牌领先已成定局时，日本共同社发出号外《中国金牌第一次压倒日本》。法新社也综述说：由于金牌数的领先，曾一度被称为体育上“东亚病夫”的中国，确已成为亚洲第一体育强国，结束了日本称雄亚洲体坛31年的历史。 　　1982年，第六届世界杯体操比赛在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开战，有人说这次比赛是专门为李宁准备的。在全部7个项目比赛中，李宁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接连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高、单杠和个人全能6块金牌囊入怀中，创造了体操历史上空前的奇迹。从此，李宁被人们誉为“体操王子”。17年后的1999年，他与迈克尔・乔丹、贝肯鲍尔、贝利等25人，一起被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评选为“本世纪最佳运动员”。 　　（摘自《民间记忆1978- 2008》，陈煜、钱跃著，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