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论文亮点和不足怎么写

作者：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

社会学研究 2009年04期

　　一、国外农村社会工作的讨论

　　（一）西方农村社会工作

　　梳理西方①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有关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所占的比例很低，而且亦存在着不少历史发展的真空阶段。②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农村被认为是城市的延伸。“边远”、“郊区”(suburb)这些字眼便表明了这种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及农民面对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作物产值低、人口老龄化等，这些问题在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信念下受到重视，农业政策保存有补贴、资助制度；国家有基本的全民性退休、失业、医疗及教育等保障。农民跟城市居民一样不用为基本生活担忧，不需要接受社会服务体系的特殊关注。结果农村人口的基本需要反而常常被忽视了。

　　第二，社会工作的城市本质。在西方，社会工作起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产物。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离开家庭和乡村社会的支持，在城市建立新生活，经常会面对贫困、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问题，也会产生自卑和自信心不足等认同困扰，因而需要社会的支持和照顾。社会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第三，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兴趣转移至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作上。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蓬勃发展，自视其发展模式很成功并应该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故此，西方农村工作的文献，大多是关于如何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借助来自西方国家的捐助和贷款，加上科技援助，改善当地人的生活。50、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发展研究中心在大学中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有志于到第三世界支持发展的年轻人，以及从第三世界国家派来的留学生提供农村社区发展的课程训练。

　　正是上述各原因造成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走上了“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道路。今天，几乎在全世界，主流的专业社会工作已经变成城市社会工作的代名词。因此，农村社会工作不仅研究文献较为缺乏，也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

　　具体到美国，尽管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作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滞后，但乡村社会工作实践可以追溯到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的乡村生活委员会和同年召开的全国慈善与矫治会议。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新政哲学推动了乡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开展和扩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乡村社会工作的兴趣逐渐消退。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向贫困宣战哲学以及莱昂·金斯伯格等人对社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们对乡村社会工作的兴趣开始恢复。许多人加入乡村社会工作运动，他们创设的组织和聚会被称为乡村工作小组和乡村社会工作年度研究会（法利等，2005）。1976年美国第一本农村社会工作的教科书出现(Ginsberg，1976)。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不断变迁，社会工作开始关注“乡村危机”。一项乡村研究报告指出社会服务应该关注：(1)工作和经济问题；(2)成年人和年轻人的酗酒和毒品问题；(3)有益的休闲项目和设施的缺乏；(4)婚姻家庭问题；(5)个人压力、焦虑和抑郁。一些乡村社会工作者还呼吁要关注乡村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城乡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乡镇”(rurban)问题（法利等，2005）。

　　美国乡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1)乡村社会服务。在过去的几年中，全国精神健康协会促进了乡村地区社区精神健康中心的发展。这些中心以及公共福利机构给个人和家庭提供绝大部分服务。其他如矫治、职业康复和教育等服务，也可以由在乡村地区建立的一两个人的小型机构提供。(2)乡村社会工作远程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了满足社会服务机构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求，犹他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院采取远程教育的方法（教育网等）面向乡村开设社会工作硕士课程（法利等，2005）。这些行动推动了乡村社会工作的发展。

　　美国的乡村社会工作者是通才，他们必须具备开展个人、家庭、群体以及整个社区工作的能力。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包括：(1)直接服务角色——做个人、夫妻、家庭和群体工作（如为酗酒、家庭暴力、药物滥用、抑郁等提供24小时危机热线等）；(2)资源专家——乡村社会工作者必须清楚政府或社区具有哪些资源，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等；(3)社会服务行政管理者和社区组织者——乡村社会工作者常常扮演协调社区所有服务的角色；(4)乡村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同社区的权力结构建立起联系的能力（法利等，2005）。

　　由此可见，西方农村社会工作具有服务为本、教育为本和组织为本三个明显的特点。

　　（二）缺乏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

　　所谓缺乏视角(lack perspective)，是指看问题总是关注不足和缺陷。在这种视角指导下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将注意力多放在如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教育落后等）、自然资源匮乏（耕地不足等）、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农业技术落后（传统耕作等）等等问题上。从缺乏视角发展出来的反贫困策略就是如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解决他们的不足。无论是服务取向、教育取向，抑或是组织取向的农村社会工作，如果以缺乏视角坚持地区发展模式介入农村社区，基本的做法都是透过外来者的直接资助，推动现代化教育、大搞基础建设、引进农业科技和推动农民组织等，帮助农村实现现代化。

　　在中国，早期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民国时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1923年晏阳初在北平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后来为了集中使用人力和财力，他把一切工作都集中到定县实验区。平教会认为，中国当时的重要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而农村的人要占全国4亿人的80%，因此要特别将注意力放在农村。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理论依据是他及平教会提出的“愚穷弱私论”。在平民教育中，他发现了中国的“基本缺点”，就是“愚、穷、弱、私”。针对中国社会这四种大病，他提出了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以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以救农民之“私”。其中“生计教育”的重点是兴办农场果园，引进和推广粮、棉、禽畜良种，成立消费合作社，改良猪种、鸡种、棉花等方面（郑大华，2000）。

　　很明显，晏阳初对农民“愚、穷、弱、私”的假设是基于西方现代文明标准，因为平教会确信现代经济发展是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郑大华，2000）。按照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衡量，传统的中国农民自然是“贫穷”的，因此，解决农民生计问题的策略就是引进现代高科技农业，改良品种，提高生产力（提高知识力、强健力和团结力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晏阳初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理念和立场是中国农民“愚穷弱私论”，这是典型“问题为本”的缺乏视角。

　　晏阳初等看待贫困的视角和扶贫策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一直持续至今。笔者在云南探访过的某些国际NGO农村发展项目和我们在绿寨的行动研究都有意无意地重复着缺乏视角下的扶贫模式。

　　如一些国际NGO秉持“以权为本”的发展理念，用以改善社区生计，实现社区的民主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他们的做法是帮助村民修通公路，使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村里；建立妇女活动中心，对妇女进行妇幼卫生知识、社区基金管理、果木栽培、市场销售等方面的培训，还组织妇女代表外出考察，让没机会出门的妇女开阔眼界；建立社区发展小额贷款项目；改变种植结构和方式，提高科技含量，期望农民增产增收等等。很显然，这些计划都是缺乏视角下的扶贫项目。

　　同样，我们刚进入绿寨时，看到村里水、电、路不通，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许多家庭缺粮和负债时，第一反应就是“这里太贫穷了！”“这怎么行呢，一定要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面貌！”于是，我们运用各种评估工具（例如社区行、参与式快速评估等）测量贫困的原因、程度等，然后对症下药地开展扶贫工作。这种问题为本的思维模式和行动策略理所当然地将“贫困”视为农村和农民的本质问题，工作者要么将农村“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发展条件滞后，要么认为农民的“贫困”是他们“懒惰”、“不思进取”、“愚昧无知”所致，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智力扶贫等自上而下的帮扶模式便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对策。

　　但无论是政府的扶贫开发，还是NGO的地区发展，抑或是我们早期在村里的“小打小闹”（贷款支持沼气项目、帮忙铺路通水、修建学校、支持妇女养猪、帮助妇女出售手工艺品等），从扶贫的可持续性而言，基本上都无法善始善终，许多扶贫项目的结果是“越扶越穷”。

　　仔细审视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我们发现之所以出现“越扶越穷”的窘况，是因为当持守缺乏视角看待农民的问题和需要时，当采取“输血式’’的扶贫策略自上而下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时，作为主体的农民被客体化了，他们的主体性、优势、能力和资产等被忽视了。后来，一个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思路——优势视角，帮助我们尝试走出一条反贫困的另类出路。

　　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验

　　（一）优势视角

　　当前，西方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转向是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建设。社区发展实践非常强调资产(assets)和能力(capacity)建设的方法(Kretzman & Mcknight，1993)。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社会福利学院的研究认为，资产建立(assets building)以“增强为本”的实务模式为基础，旨在发现及重新肯定个人能力、天赋、智慧、求生技能及志向，以及社区的共同财产和资源。西北大学资产建立社区学院的研究也认为与资产及能力建设相吻合的是尝试探求资源及培养社区不同的关系(Kretzman & Mcknight，1993)。而圣路易斯州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发展中心的米高史拉顿(Michael Sherraden)教授的资产建设研究团队也将资产建设作为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口的发展策略，以协助这些群体发展累积资产和积蓄的机制并建立生活的信心(Sherraden，1991；Guo，et al.,2008)。斯诺认为，社区资产包括本地居民的技艺、地区居民组织的权力，公营、私营、非赢利机构的资源及当地的物资和经济条件。资产建立模式的核心前设是每个人都具有能力、潜质和天赋等，关键是要发掘并抓住这些资源，开列出社区及个人能力清单(capacity inventory)(Snow，2001)。

　　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反对将服务对象问题化，认为问题的标签对服务对象“具有蚕食效应，重复的次数多了之后，就改变了案主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长远来看，这些变化融入了个人对他们的自我认同（越来越没有自信心）”(Saleebey，2004)。相反，优势视角强调社区发展应该重视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塞勒伯明确提出：“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飞跃。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意味着：作为社工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塞勒伯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发挥案主的优势方面做得不够。“优势视角的实践要求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案主、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现状，不再是鼓励地或专注地集中于问题，而把眼光投向可能性。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Saleebey，2004)。

　　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包括：(1)赋权(empowerment)。西门(Barbara Levy Simon)将赋权的概念建立在五个理念之上：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扩大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Simon，1994，转引自Saleebey，2004）。(2)成员资格(membership)。优势取向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是一个种类的成员，并享有随成员身份而来的自尊、尊严和责任。成为成员和市民，享有参与权和责任，保证和安全等特征是赋权的第一步。成员资格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人们必须走到一起，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3)抗逆力(resilience)。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使得人类的这样一个规则清晰可见——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4)对话与合作(dialogue and cooperation)。在对话中，我们确认别人的重要并开始弥合个人、他人和制度之间的裂缝(Saleebey，2004)。

　　为此，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那些为面包、工作和住房而抗争的人们是具有抗逆力和具有资源的，即便在痛苦之中，他们也期望取得成就）；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案主；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注重关怀、照顾和脉络(Saleebey，2004)。

　　在优势视角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区发展在美国再度兴起。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社区发展侧重于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社区发展的许多概念集中关注、洞察并利用社区内可获得的资产、资源和优势。从这一点出发，社区发展的起点涉及分析社区中存在的资源，如哪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支撑着社区生活，居住和工作于此处的人拥有什么能力和资源，社区内的组织和团体对社区资产的贡献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Benson，1997；Mcknight，1997，转引自Saleebey，2004）。二是建立关系。基本假设是社区和它的周围环境可能隐藏着某种内在的资源，社区工作者应该认真欣赏和发掘社区的内部资源、资产和能力。社区资源的发掘有赖于信任、关怀和负责任的关系的建立，所以，工作者要注意构筑或重塑自己与居民以及正式的居民组织之间的关系。三是树立希望。以优势和资产为本的取向可以激发案主和工作者的乐观情绪、希望和动机(Saleebey，2004)。

　　（二）“城乡合作”项目的尝试

　　我们之所以从2007年初开始推动“城乡合作”项目，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1.对过去7年实践的反省

　　为了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模式，回应“三农”问题，从2001年3月开始，借助基金会的支持，在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政府的协助下，香港理工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选择滇东北少数民族行政村绿寨作为项目点，并推动了名为“探索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能力建设模式——以云南为例”的行动研究计划。

　　绿寨③位于中国云南省东北部，与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毗邻，全村347户，1469人，壮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8个自然村（村民称为寨子）中，有6个壮族村，两个汉族村。绿寨还是一个典型的山寨，壮族聚居在“槽区”（山间盆地），汉族居住在贫瘠的石山上。村寨只有一条机耕路与外界相连，如果不是赶集，一般老百姓都很少外出，外界的人也很少来到这里。至今这里仍然保存着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服饰、语言、生活习惯等。但近年来，绿寨也受到现代化发展的猛烈冲击，譬如“村村通”的广播电视，使村民对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欲望和对现金的需求，也改变了村民的一些生活方式；青壮年村民不断外出打工；另外，基层政府的发展政策，诸如农业商品化、科技推广和旅游开发等也不断冲击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

　　根据当地政府的一些数据，绿寨基本上是一个在温饱线徘徊的贫困山村。全村在正常年景下每年有20多户人家4-6个月缺粮。根据2000年8月“绿寨村委会救济花名册”统计，那一年全村就有62户、285人接受粮食救济；又根据“2002年度绿寨村委会农业税社会减免申报表”统计，当时全村有16户、44人由于“特困”全免农业税。而两个汉族村则位于偏远的石山上，土地瘠薄，许多村民经常借高利贷买粮度日。绿寨因此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当地政府将“冬季农业开发”、“调整产业结构”、“推广高科技品种”等作为扶贫攻坚任务完成，但我们发现这些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少项目还使得村民更加贫困。近些年来，村民的医疗、教育、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农药等）、消费品（摩托车、手机等）等现金需求不断增长，许多村民债务负担沉重，被迫外出打工（然而大多数打工者只能自己糊口）。

　　我们已经在村寨驻扎了近7年，并与村民一起实施了许多以文化和教育为主题的发展项目，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运动对少数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和农民自信心所造成的伤害。因此，我们的项目注重草根组织的发育和社区文化的保护，目的是重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文化自觉。例如，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推动村民建设沼气、建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设立图书馆、成立乡村文艺队、组建老年人协会、推动夜校扫盲班、与村民一起编写并出版村史、建立妇女手工艺小组，等等。在过去7年里，我们坚信文化认同与村民能力提升密切相关，只有建立村民的自信心，才能激发起他们应对市场和生计压力的能力，因此，文化和教育项目是我们的优先选择。④

　　但另一方面，近年来生姜市场价格不稳定，尤其是毁林种姜风险巨大，种姜的收益已经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现金需求；大春农作物（稻谷和包谷）不仅谷贱伤农，而且种子、化肥、农药、医疗、教育、消费品等开销剧增，使农民背负着沉重的现金包袱，现在农民的种田成本明显高于收益，许多村民被迫外出打工（2008年春有400余人出去打工），耕地荒废；最近几年，基层政府在绿寨反复调整产业结构（农业商业化），换种新品种（甘蔗、洋芋、青刀豆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致使村民的生计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农民负债。与此同时，村民盲目开荒种姜，政府强力推动村民改种新品种及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开始污染村寨的水源和土壤。新品种开发商从农用物资推广应用中获利的同时，也不断将农产品的成本负担强加给城镇的消费者。最重要的是被改变基因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杂交农产品（种植、养殖产品），无论从种子的培育、种养过程，还是销售渠道等方面，都存在着食物安全隐患，威胁着农产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公众已经开始意识到食品健康的重要，开始呼吁生产和销售绿色、生态、无公害、有机的农产品。

　　面对村民眼前的生存困境，我们不得不回应他们生计困扰的问题。我们曾经组织妇女制作手工艺品或养猪等，期望帮助村民增加收入，渡过难关，但这些早期的项目终因没能发掘村庄的资源和村民的能力，无法应对市场风险，村民没有积极性等原因半途而废。从2006年起，在深刻反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我们尝试将优势视角纳入“城乡合作”的行动中。

　　2.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和农民自身的优势

　　从绿寨项目的反省中，我们首先意识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和谐与环境保护三方面应该形成良性循环，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面的发展，或忽视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深刻地反省中国农村发展项目（包括我们半途而废的经济发展计划）的限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路向。

　　我们认为改善农民贫困状况，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农村发展工作者或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共同愿望。但令人遗憾的是，农村发展计划一直面对以下多重挑战，使发展计划的成效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一，发展计划的视野一般只放在农村，农村问题被孤立地处理，忽视了城乡矛盾对农村问题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国农村的贫穷及农民的弱势地位不单源于资源的匮乏，同时亦因为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农产品价格低廉、市场波动、中间商剥削等因素，贬抑了劳动力的价值，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我们坚信，如果没有城乡合作，农民单方面的努力只会使反贫困事业事倍功半。

　　第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78年提交的《我们的共同未来》报告已清楚表明，“经济发展”如果没有配合“环境保护”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会造成贫富两极化。穷人为了生存下去唯有不断攫取资源，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制造出更多的社会、经济问题。然而，三者之间应该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这一问题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

　　第三，科学发展理应促进人类生活的改善，但不少农业科技却反过来加剧农民的困境，例如化肥、农药及种子改造虽然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但化学制品却影响了食物安全和环境保护；与此同时，规模化的单一农业生产亦造成很多环境污染问题，使农产品成本高涨的同时价格却不断下降（贬值）。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才能够适应农民的日常生产，并使农民真正受惠呢？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为了清晰地说明上述三方面的复杂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持续生计问题，我们用图1表示单纯经济增长与社会文化被忽视和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果。

　　要突破上述挑战和图1显示的种种问题，必须寻找另类的发展项目，才能实现可持续生计。我们深信，突破困局的关键在于建立“另类市场”。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搭建起“公平贸易”的平台。这个平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促成一种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生产—消费”关系。什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所在呢？当然是“生活与健康”。生产者需要一个能反映他们劳动成果及维持生计的回报，消费者需要得到安全健康的食品。可惜，在主流的“自由市场”中，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生活与健康”除非能够衍生出商业利益，否则在非人性化的市场中是不被重视的。

　　图1 发展计划的限制

　　要化解这个矛盾，就必须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合作。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上，农民与城市居民（生产者与消费者）再也不是二元分割的对立关系，不是落后与现代、贫穷与富有的关系。农民不是被动的扶贫对象，他们有能力生产出无污染、天然的健康食品；消费者不是被动的购买者，他们只要支持农民生产及通过监察生产过程，就可以获取安全健康的食物。“互惠互利”表明，生产者有责任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食物，消费者有责任为生产者提供合理、有尊严的回报。通过合作，双方就可以实现“生活与健康”的基本权利。

　　“公平贸易”平台的建立，不单把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系起来，同时亦促成“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及“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使生产者意识到环境保护应该直接与他们的生计挂钩，这样农民的环保意识必然提高。同时，减少农药及化肥的使用，必然牵涉到文化的保护，因为传统的农耕方法本身就是有机及生态的，农民只要摆脱了单一品种和规模化生产的现状，传统智慧及技艺就有发挥的空间。农业生产得到合理的回报，传统知识又有存在的价值，农民的自我认同及自信心才能得到提升，仰慕城市生活外出打工就不是他们的唯一或最好的选择，农村社会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舒缓（见图2）。

　　图2 可持续生计的良性互动

　　此外，绿寨项目的反思还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重新审视农民的问题和需要，努力挖掘社区自身的优势和资源（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及民众的能力和智慧。社会工作者应该从社区和村民现有的资产和能力出发，而非从社区及村民缺少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社区的需要是什么入手(Kretzman & Mcknight，1993)。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首先必须澄清自己的“贫困”观念，“贫困”到底是否只是物质上的问题，还是包括社会文化建构的问题？“贫困”究竟是农民的本质构成，还是基于什么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我们在绿寨的经验表明，当工作者以社会文化建构的新视角去审视农民的“贫困”问题时，既不会被“贫困”问题困扰，更不会将“贫困”问题个人化，相反，我们会将农民的“贫困”现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贫困”的历史根源（贫困是如何形成的）结合起来思考，重新界定“贫困”及扶贫策略。首先，“贫困”是社会文化的建构，是按照西方的现代文明标准制造出来的，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中国农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生计困扰，不是农民的个人素质低，而是资源分配不公平，农民无法应对市场风险，农业商业化运作（调整产业结构等）失败等因素造成的。采取“问题外化”（将个人的困扰与社会历史原因放在一起思考）的思维模式和扶贫策略时，社会工作者有可能推动政府改变不合理的扶贫政策或进行资源再分配等等，也有可能走进村庄与农民同行，发掘村庄的资源和农民的潜能，与他们共同应对生计的压力。第二，对许多相对封闭地区的中国农民而言，“贫困”可能不成问题，因为直到今天他们依然生活在清贫、和谐而闲暇的生活中，并不觉得困扰。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尽力保护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恬静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制造”贫困问题。

　　如前所述，优势视角致力于动员村庄及村民的力量（资源、智慧、知识、能力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愿望，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由此，我们从四个方面重新认识“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可能性：一是资产和能力的优势。我们发现，对于绿寨来说，村庄具备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城市）无法比拟的环境优势——无污染的空气、水源和土壤等；直到今天绿寨一些农户仍然保存着传统的耕作方式，在绿寨及其周围地区仍然能够寻找到老品种资源，许多农户具有非常丰富的传统种植技术。对城市的“中产阶级”社区而言，由于居民对于自身健康和食物安全的关注，他们渴望并有能力（购买力）消费绿色农产品。二是关系的优势。绿寨仍然维持着密切的人际关系和合作生产的传统习惯（“换工”等），这对发育生产合作组织十分有利。我们在村里已经蹲点近7年，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在城市社区与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等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三是我们和村民、居民对“城乡合作”项目满怀信心和希望。四是“城乡合作”项目同时激发了社会工作者和农业科学家的双重优势，透过社会工作者的社区组织、科技工作者的现场技术指导，农户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家优势互补，实现了互助和共赢。上述资源和能力的优势互补和相互信任关系，促使“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平台顺利地建立起来，从而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合作和直销的形式，实现互惠互利。

　　3.“城乡合作”项目的初步尝试⑤

　　根据可持续生计良性互动框架（图2）和开展“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优势判断，我们对“城乡合作”项目的总体构思是：(1)发展工作必须跳出农村社区的限制，到城市居民小区进行消费者的组织工作，并促进城乡社区（农产品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合作。(2)不仅要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也要推动他们保护环境，保存及弘扬传统文化，整合地应对农村诸问题，实现可持续生计；与此同时，通过城乡合作维护消费者获得健康安全食物的权益。(3)使科学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精诚团结，共同合作，协助农民解决在生产转型过程中面对的种种问题。因此，项目的总目标是以城乡合作、公平贸易为平台，通过建立城乡合作社组织和参与式质量认证体系，深入挖掘农耕文化，最终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共创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计。具体目标包括：(1)通过城乡合作社组织的发育，搭建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创建和谐的城乡关系；(2)发掘、保存和利用优良的水稻品种资源和稻作文化资源，恢复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社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计；(3)提高城乡居民使用农药化肥的风险意识，探索有效的参与式农药化肥替代技术方案，发展生态农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食物安全；(4)建立健全以城市消费者为主体，生产者参与的“参与式质量认证体系”，检查农产品质量，保证“城乡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

　　“城乡合作”项目的初步尝试，反映了我们对可持续生计和优势视角的确信和实践。下面简单地介绍项目初步实施的情况，以便对以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方法整合的农村社会工作情境模式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首先，在搭建“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平台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我们深信，要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和可持续生计的愿景，必须建立起“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因为当绿寨村民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品种等）和耕种技艺的优势，大胆尝试有机耕种时，他们迫切需要城市稳定的另类销售市场和农药化肥替代技术的支持。从2007年2月开始，我们首先与昆明市五华区园西社区居委会及辖区内的园西社区和美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业主委员会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两个紧邻的社区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随后，为了建立良好的城乡互动关系，顺利地开展公平贸易，我们以社区为基础（平台）密集地开展社区动员和宣传教育活动，在此基础上成功地举办了四次社区活动：(1)2007年7月11-12日，组织13名绿寨村民到昆明参加云南思力农药替代中心（后称“思力”）⑥的专家主持的有机农业讲座，并实地考察了昆明市郊的生态种植园。随后我们与美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在其所辖的美丽家园举办了“城乡居民见面会暨绿寨绿色农产品展示会”，绿寨村民带着自己的绿色产品第一次走进豪华的城市社区，城乡居民互相认识、平等对话，初步建立了信任关系。(2)2007年7月21-22日我们组织美丽家园和园西社区15户居民深入绿寨“绿色体验”，参观村民种植的老品种稻谷、体验村寨的生态环境、到村民家里做客、品尝农家菜、举办城乡居民联欢晚会，临走前城市居民还购买了村民的土特产。(3)2007年10月27日，当老品种稻谷丰收的时候，我们举办了“绿寨绿色生态老品种谷子品尝、质量鉴定及议价大会”，这次活动由4名种植户、30余户社区居民、“思力”技术专家和我们共50多人与会。大家首先品尝了老品种谷子，“思力”专家介绍了老品种谷子的健康价值和建立参与式质量认证体系的重要性，种植户和工作员向社区居民详细介绍了老品种谷子的种植过程及其特点等，最后村民向城市居民详细公布了一份“绿寨绿色生态老品种谷子人工、牛工、本钱、价值等价格细目表”，这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最终大家认为每公斤6.71元的价格是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农民的劳动价值和老品种的生态文化价值，都愿意多花一些钱购买农民辛苦一年生产出来的优质健康食品。(4)城市居民对老品种谷子价值的肯定极大鼓舞了村民和工作员的工作热情，大家很快地深入社区完成了订购单，并于2007年11月24日与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思力”合作，在美丽家园举办了“首届绿寨绿色生态老品种谷子交易会”，近百名城市居民聆听了“思力”专家关于有机消费与健康、环保关系的知识讲座，大家对保护“老品种”及互惠互利的意义体会更深。当年生产的800公斤老品种谷子在交易会上销售一空。

　　其次，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过程中，不仅建立了多方参与、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还通过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初步实现了参与各方的增权。

　　我们在绿寨扎根近7年，与许多村民建立了深情厚谊，培养出一批社区骨干。凭借与部分村民的信任关系，从2007年2月开始，4户村民顶住压力，开始老品种稻谷种植实验。他们运用长期积累的传统智慧，坚持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和农药，为此，付出了比种杂交稻更多的工夫。育秧栽秧的时候，他们用牲口的粪便制成农家肥，以替代化肥，保证土壤的肥力。5月，稻飞虱（水稻病虫）成灾，村民一方面上山找毒鱼藤（一种毒性植物）舂制成草药水洒在田里驱虫，另一方面，请“思力”农药替代技术中心的专家下田观察，一起制定合理的杀虫方案，以保证质量和产量。老品种稻谷的生长期是200天，比杂交稻长一个多月。8月份，当绿寨雨水明显增多时，有些村民的老品种稻谷倒伏了，于是，大家一起想办法，将田里的水提前放干，确保稻谷长得饱满又不会发霉。总之，从找回老品种，到育秧栽秧、预防病虫害，再到打谷子、筛米，整个种植和田间管理的过程，村民们充分地发挥了主人翁精神和聪明才智。

　　如果说寻找和种植老品种是村民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重拾了自信，那么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过程中，村民们则是依靠与城市消费者（市民）、“思力”专家和我们的同行，在优势互补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了能力和尊严。自从“思力”农药替代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最终度过了5月的稻飞虱病虫害难关之后，在以后的每一项活动中，我们和“思力”都本着精诚团结、取长补短、互相配合的精神，在行动中发挥着各自的专长。“思力”在“公众教育”和“技术支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动员、组织发育、举办大型活动等方面发挥了优势。正是透过我们的社区动员、组织发育和各种社区活动，“思力”赢得了一块公众教育和技术支持的城乡社区阵地，也正是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有机会携手并进。

　　例如，在四次大型活动之间，我们通过工作坊、研读文章、案例解析、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就项目的理念、目标、策略、方法等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甚至是论争），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大家逐步澄清并认同项目的理念和目标，并在实践中打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介入策略和方法。记得在城市居民深入绿寨“绿色体验”时，居民很自然地用昆明的市场价格与村民讨价还价，当时，大家虽然感到这样的议价不公平，但也无法澄清公平贸易的议价原则。后来，在小组讨论中大家逐步意识到，公平贸易的价格构成除了应该体现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外，还应该重视劳动成本，要关注老品种的健康和文化价值。在第二次老品种谷子议价会上，我们和村民推出了不同于市场的价格原则，结果这些原则不仅被城市消费者接受，而且市民们都认为这样的定价原则体现了劳动力（包括牛工）的价值、产品的生态价值和品种资源的文化价值，是公平的。我们还采用算账的方法与村民一起讨论种植老品种谷子的优势。村民种一亩杂交稻需要支出农药、化肥、种子、除草剂等成本267元，收成大米403公斤，按照市场最高价2.6元／公斤计算，纯收入是：403公斤×2.6元／公斤－267元＝781.3元；而村民种一亩老品种谷子，成本几乎是零，收成大米272公斤，按照公平贸易价6.36元／公斤，纯收入是：272公斤×6.36元＝1730元。通过算账对比，工作员和村民惊奇地发现，原来种植老品种谷子不仅收益好，保护了传统种子及耕作技艺，而且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的生态种植，对水土资源的保护和消费者身体健康都很有意义。与此同时，村民们深切地体会到公平贸易既使他们避免了市场的压力（村民不再担心农用物资涨价和农产品跌价），也使他们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找回了自信和尊严。村民带着自己优质的劳动果实，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理直气壮地与消费者面对面地议价和公平交易。

　　（三）社会工作方法在“城乡合作”中整合

　　我们曾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第三种倾向是方法为本或工作者为本，许多社会工作者（含教育者和社工学生）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实践中最关心的是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是什么？怎么做？怎样运用三大方法帮助“案主”？大家要么将三大方法奉为法宝，要么只注重工作者能够像医生那样对“案主”的问题药到病除，很少思考“案主”为什么会生“病”，是什么社会原因造成他们的个人困扰（详见张和清，2008）。

　　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境遇模式，就是为了努力克服方法为本、工作者为本和问题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例如，在“城乡合作”项目中，我们首先是分析农村发展的具体情境（如发展计划的限制及可持续生计的良性循环等）和现有社区的资产及村民的能力是什么，如何发挥他们的优势，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当这些问题被澄清后，“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的总目标及具体目标便立刻清晰起来，随后我们依据目标设计出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通过社区、群体和个人层面，全方位地介入。这就是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由此可见，优势视角的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并非从问题和方法出发，而是立足于透彻的社会分析和农民自身的优势，整合地思考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例如2007年11月24日之所以要举办绿寨老品种谷子交易会，是因为：(1)我们的目标。促进绿色生态老品种谷子的交易；促进城乡居民对老品种谷子、禽类和健康知识的了解；以此作为宣传和教育的平台，扩大消费者网络；促进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发育。(2)金秋10月，绿寨迎来了老品种谷子的丰收。10月27日城乡居民在黄龙箐度假山庄举办了绿色生态老品种谷子的品尝会，对该年收获的老品种红优、红谷和糯米作了质量鉴定，并讨论了交易的相关事宜。因此，我们依据城乡居民的要求举办绿色生态老品种谷子交易会。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首先在美丽家园露天广场举办了社区活动，包括邀请专家开讲座并进行现场知识问答；组织订购居民现场认领并动员有需求的市民现场购买等。这些以社区为平台所开展的组织动员活动，就是社区工作。

　　村民得到了合理的报酬后，我们立刻会同“思力”的专家邀请村民到“中心”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会上“思力”专家及时向村民讲授有机种植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我们与村民一起算账。当大家看到种一亩红谷子比一亩杂交稻多收入近1000元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算账对比，工作员和村民惊奇地发现，原来种植老品种谷子不仅收益好，保护了传统种子及耕作技艺，而且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的生态种植，对水土资源的保护和消费者身体健康都很有意义。这就是小组工作。

　　这之后，工作员及时找到卖谷子收入最高的村民谈心，告诉他“城乡合作”并不是为了满足几户人家的需求，要使更多的村民从中受益，明年要吸收其他农户参加互助合作小组。村民向工作员吐露了心声，工作员除了仔细聆听，还向他声明了团队的原则，这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尊重和包容。诸如此类的一对一倾谈，就是个案工作。

　　总之，在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境遇模式中，透过社会分析（可持续生计）和优势视角确定的奋斗目标成为介入的唯一主线，围绕目标，工作者要有足够的敏感，当意识到应该从社区层面介入时，就动员社区、举办社区活动、开展社区教育等；当意识到应该从小组层面分享和交流时，就及时开小组会，推动小组动力形成，使组员在互动中成长起来；当意识到应该跟进个人，交流谈心时，就不失时机地开展个案工作。这就是方法整合的农村社会工作介入。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是当下中国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范式转向(paradigm shift)，因为它既突破了传统“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也超越了“缺乏视角”和“工作者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

　　首先，不同于“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尝试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上，建立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透过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主人翁精神）和潜能（聪明才智），从而实现城乡居民的互惠互利和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不同于“问题为本”和“工作者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反对将农民问题化及彼此割裂的介入方法（划分为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强调以农村可持续生计和农民能力建设为主线，从个人、群体、社区、社会政策等多层面整合地思考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我们所推动的城乡合作项目正是以上模式的初步尝试，每一种模式的成型都有待我们一步步地实验，一点点地累积经验，不断地自我反思修正。甚愿我们的文章能够得到同行的指正，使得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 此行动研究得以推动近7年，首先感谢绿寨村民、云南省师宗县政府各级领导以及昆明市五华区园西社区居委会、美丽家园业主委员会和美园物业管理公司的接纳、爱护、支持和参与，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任系主任麦萍施教授和现任系主任阮曾媛琪教授的大力支持，并感谢凯瑟克基金会和米索尔基金会提供的经费支持，也非常感谢云南大学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及参与这一项目的队员，包括向荣、朱浩、刘静、杨静、莫青华、洪蓓、张扬、刘庆伟、娄碧伟、刘芳等。

　　注释：

　　①这里的西方主要是指欧美。

　　②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非常有限，我们搜集到的主要包括：Scales & Streeter,2003; Lohmann & Lohmann,2005; Ginsberg,1976; Martinez-Brawley,1981; Collier.2006。

　　③本文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④关于文化与发展项目的总结参见：张和清等编，2007；云南大学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中国研究发展网络中心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文化与发展的践行——平寨故事》(2007)。

　　⑤“城乡合作”是许多人和许多机构合作的结晶。首先是绿寨老品种谷子种植户和土鸡养殖户，出于对我们的信任，有的农户心甘情愿地冒险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不施化肥、农药的老品种红米；有的农户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饲养最纯正的土鸡。他们的汗水和心血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其次是昆明市美丽家园业主委员会的成员及其业主们、美园物业公司的经理及其员工们、园西居委会的干部们，是他们的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和直接购买成全了“城乡合作”项目。最后，是云南大学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项目工作员、志愿者，以及“思力”农药替代中心、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省家禽协会的专家们，大家不计报酬的无私奉献和默默耕耘，使“城乡合作”初见成效。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

　　⑥云南思力农药替代中心是由农药、昆虫、种子等方面的科学家组成的在政府民政部门注册的本土民办非企业单位。思力旨在传播和发展化学农药替代技术，消除化学农药污染，促进生态农业建设，保护人类及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尤其注重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健康教育，使消费者充分意识到化肥、化学农药和除草剂等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促进消费者消费意识的转变，引导消费者积极购买绿色、生态、有机的农副产品。

作者介绍：张和清，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杨锡，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