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篇小说的几个面向:中篇小说《短短二十年》
一、中国文学与中篇小说 关于当下中国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正在展开,评说2009年中篇小说本身也是对这场讨论的某种参与。不同的是,这一评价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是分析的不是判断的。多年来,我一直肯定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取得的高端成就,这个高端成就在中篇小说中表达得更为充分。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谈到,中篇小说是百年来成就最高的文体,从《阿Q正传》到2009年的中篇小说,超过了任何一种文体形式。2009年的名篇佳作足以让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深感鼓舞。
晓航是一位专事中篇小说的作家,几年来,他独特的题材和风格独具的语言,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中篇小说重要的作家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晓航不断探索新路的意识和愿望,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想法,都与众不同。他长于都市场景,但他是穿透都市红尘书写那些尚未被发现的隐形都市。这些隐秘的角落一经他揭开我们竟目瞪口呆惊诧不已。因此,晓航是真正的现代之子,他的举手投足都是都市现代人的架势。他写都市小说用京剧的行话来说叫作“当行”,而不是“票友”更不是“反串”。 2009年发表的《断桥记》,与他以前的作品都大不一样。这是一部发生在城乡连接处的小镇的故事。小镇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小桥流水、青石小路、淑女雅士、贞节牌坊……,都是中国文化的奇观。既有静谧的传统生活,又与都市一箭之遥,文化深厚又不事张扬。文学中的鲁镇、乌镇、天镇,都是如此。《断桥记》中落玉川虽然历史不长,但它的小镇属性与悠久历史的小镇并没有区别。而在这里上演的故事却意味深长让人唏嘘不已。
黄咏梅长于写普通小人物,并在最寻常的生活中发现不易察觉的隐秘角落和人物心理。《档案》的故事同样惊心动魄:即便在档案制度有了很大松动甚至不再左右人的命运的时代,档案对人的威慑仍然没有成为过去。表哥李振声为了销毁不存在的个人不良记录,几乎绞尽脑汁。但当表弟冒着风险为他除掉档案中的“炸弹”时,他在大学时代偷看女生浴室受到的处分并没有记录在档案中。他简单的个人简历平淡如水。故事当然没有就此结束,不明就里的表哥并没有如释重负。在他那里,他那不光彩的一页毕竟被表弟看到了,于是他还是逃出了表弟的视野从此消失了。自以为有恩于李振声的表弟却深感沮丧,一个没有权势但可以掌握别人隐秘的人,也可以潜移默化地掌控别人的阴暗心理。
温亚军的小说大多写“底层”,但他写的“底层”不是流行色的“底层”。他也写苦难,但不是苦海无边式的苦难。“底层写作”实践已近十年,遭到最大的诟病大概莫过于对外部苦难的无尽书写,这种写作没有或不能走进底层人的内心或精神领域。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一文学现象一直在发生变化,只要我们进入到具体作品,就会发现这个变化的存在。温亚军在一段时间里持续书写着他的桑那镇,这是一个虚构又真实存在的遥远所在。就像许多现代文学作家一样,温亚军进入城市后,都市生活照亮了他的文化记忆。桑那镇是被都市发现的。在这篇《地烟》里,桑那镇有一个生了不治之症的姑娘叫小曼,她漂亮、善良、敦厚而得体。只是这个不治之症使提亲的媒人都退避三舍。一个名曰朱明明的军人出现了。小曼贫病交加的父母喜出望外,小曼在一天的时间里也逐渐接受了朱明明。故事的外壳是一个相亲的故事。但事情又没有这样简单。朱明明克制的夸夸其谈终于使小曼忍无可忍,她内心里拒绝了这个虚荣的家伙。定亲日子里,朱明明提着财礼还有一只旱獭,这只旱獭让小曼说出了自己真实的病情。朱明明也说明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入伍五年都是在烧锅炉,根本就不是和首长“出出进进的人”,而且已经转业了。但他彻底地爱上了病中的小曼。虽然是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模式,但温亚军的处理却感人至深。
北北的小说一直与当下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这篇《风火墙》与她此前作品的风格和题材大变。她离开了当下将笔触延伸至民国年间。文字和气息古朴雅致,一如深山古寺超凡脱俗。表面看它酷似一篇武侠小说,突如其来的婚事,却隐藏着寻剑救人的秘密。那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剑,然而一波三折寻得的却是一把假剑,几经努力仍没有剑的踪影。但寻剑的过程和福州侠女新青年吴子琛一诺千斤智勇过人的形象却跃然纸上。如果读到这里,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新武侠或玄疑小说,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小说在隐秘的叙事中进行,一个家族的秘密让我们大惊失色。
此外,徐则臣的《长途》、阎连科的《春醒桃园》、莫言的《变》、鲁敏的《羽毛》、南飞雁的《红酒》、李铁的《点灯》、王甜的《昔我往矣》、孙春平的《鸟人》、王松的《事迹》、方方的《琴断口》、叶广芩的《小放牛》、陈谦的《望断南飞雁》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二、中篇小说的几个面向
这里,我集中评论几部专事都市题材的中篇小说。它虽然只是2009年中篇小说的一部分,但我们可以片段地看到这一年中篇小说的大体风貌和变化。“都市文学”虽然还是一个暧昧不明的概念*,但人们都意识到了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都市文学的数量日益增多,不仅有都市生活经验的作家写都市,而且在其他领域展开故事的作家也参与其间。比如写三晋乡土的葛水平、写小镇“东坝”的鲁敏等,在2009年都将目光和笔触转移到了都市。但今天的都市早已不是欧洲古典的巴黎、维也纳或罗马。我们很难打捞出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它像一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光怪陆离难以捉摸。因此,中国当代都市的文化经验,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经验。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书写中得到了确证。
1、《母亲》:生存主题
陈希我的小说一直被争论不休,《冒犯书》、《抓痒》、《遮蔽》等莫不如此。引起争论的问题当然不止文学观的问题,它还密切关联着社会伦理、道德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希我一直是一个不安分的作家,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显然,他期待自己有所作为,期待自己能够突破庸常的文学书写,为文学积累新的经验。也因为如此,他的文学路向多少有些迷乱,不那么规矩。我们应该尊重作家的选择和探索:我们焉知他的文学闯荡结不出正果?
但这篇《母亲》似乎略有不同,它讲述的是一个残酷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一个风烛残年的患病母亲,在生命的尽头,是延续母亲痛苦不堪的生命,还是停止治疗结束母亲的生命?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母亲、子女、医生以及道德伦理、生命尊严、法律等,都扭结在一起。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使母亲之外的人都处于迷茫、困惑、两难或逃避、推卸的情境中。我惊异的是陈希我对生命最后状态和治疗过程细微末节的描写,母亲的身体裸露出来了:“所以感觉难堪,也许还因为这身体的寒碜。乳房已经软塌,空布袋似的甩在腋下。整个身体白惨惨的,像一堆死猪肉,简直丑陋,我原来对母亲身体的美好想象整个被破坏了。它的主人要是有知,一定拼死把自己掩盖起来。可是她现在一点能力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能力。人到了这份上,身体只是一块肉,抢救的目的不过是让这块肉活起来。”
然后一边是医生的奋力抢救,一边是母亲奋力的挣扎。当她被捆绑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和二姐分别镇住她的左手和右手。她就蹬脚,把身体转过来,折过去。护士压住她的两腿。母亲的四肢被牢牢摁住,再也动弹不得。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手中颤抖,一如被抓住挨宰的鸡的脚,那与其是反抗,不如是无法反抗之下的忍受。”生命仿佛悬在峡谷的上空,搏斗的双方有不同的诉求,一边是人道主义的救死扶伤和儿女的奋力挽留,一边是为了尊严的尽快结束。这样的场景即便是局外人也无法做出抉择。人最终要死去,但这远不是结束,还有儿女不尽的悲痛和怀念。生死的主题是小说永恒的主题,但陈希我的独特就在于他直面了这个残酷的过程,因此令人惊心动魄。
2、《红酒》:官场小说的情欲书写
读过南飞雁的《红酒》大惊,惊讶于这是一篇出自一个80后的手笔。他对红酒文化的了解如同晓航对古筝乐曲的了解,不仅耳熟能详信手拈来,而且一招一式恰到好处。但那毕竟是洋玩意,贵族不是仅仅靠红酒打造出来的。简方平破碎的生活最终也没有整合起来,在中国的语境中,红酒只是一个象征、一个道具、一个身份的符号。与享用它的人的文化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红酒》写的是官场生活,处长与厅长的关系,党校学员之间的关系,个人升迁与省委常委偶然相遇的关系等等。但这些官场生活仅仅是《红酒》展开叙事的背景。南飞雁叙述的主人公简方平是一个官场顺畅、但生活失意的中年人。他不是“官场小说”中与我们经常相遇的那类腐败堕落的官员,也不是卑微委琐的小职员。他“兵头将尾”的身份使他介于两者之间。作为处级的办公室主任,他要周全地照顾他的上级,接待无数检查或调研者。这种“头等大事”他含糊不得;但在下面具体办事的人面前,他毕竟是“头”,又有普通办事员没有的优越和满足,何况他又是一个有前景的干部。但这并不是小说主要的叙事诉求,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简方平的个人生活:一个离了婚的老男人的个人生活境遇和女性相处的过程与结果。“红酒”给简方平带来了好运:副厅长喜欢红酒,简投其所好因读法国文学对红酒一知半解却深得副厅长青睐。于是一路顺风地提了副处、正处办公室主任。这时简方平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奇迹,无数人热心地介绍各种女性,女性也皆因简方平的红酒知识、派头而心旌摇动芳心意属。但这个热衷红酒的男人在相亲的道路上还是一无所获一事无成。
当然,小说的精彩处还是简方平与多个女性交往的过程,是对各种女性心理、性格、性情的描绘。功利而庸俗的刘晶莉、简单幼稚的教授女儿、同性恋者王雅竺、矜持而有洁癖的女博士等,都栩栩如生挥之难去。但写得最动人的还是与导游沈依娜的恋情。现在的小说已经读不到感动、浪漫和诚恳。男女之间的真情似乎在权力、金钱和利益面前全线崩溃荡然无存。但在简方平和沈依娜的“老少配”这里,我们读到了久违的真情。当然,小说的厉害也在这里。当沈依娜母亲出现的时候,小说才真正到了关节处,沈木不同意他们恋爱结婚,原因很简单,在这个监狱改造科科长看来:
娜娜很传统,结了婚就过一辈子的。你呢,今天在这儿给我拍拍胸脯,真露了马脚,你能躲过去不进四监吗?沈母的目光缝纫机似的,针头在他脸上来回轧着。恐怕不敢吧?就拿这红酒说,靠你的工资能买得起?你再看看这大厅里的人,有几个是自己掏钱的,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你们这些春风得意的人,没几个经得起查的。不出事当然好,一旦出事呢?
几经周折这对老少配还是不了了之。读过小说之后,对简方平的处境不禁同情起来,他虽然是个衣食无忧的官员,但也终究是个上有老下有小、心地不坏的老男人。他没有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结成连理,原因竟因为他是一个官员,这个曾被各种女人追逐的对象,居然也是一个被放弃的对象。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小说最后流淌的苍凉韵味,令人百感交集欲说还休。南飞雁在艺术上的少年老成、对世事洞察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3、《羽毛》:个人“疼痛的历史”
鲁敏成名于“东坝”系列的小镇小说。小镇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一个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的文化记忆。鲁敏完全可以在这个独辟的领域轻车熟路地行走下去,我相信她还有欲说还休的意犹未尽。但2009年她却改变了方向,连续发表的《饥饿的怀抱》、《细西红线》和《羽毛》等都是书写都市生活的。这当然是一个新的挑战。这篇《羽毛》讲述的是一个与家庭伦理有关的故事,但它与都市红尘滚滚的外部生活不同,而是在具体的家庭情感生活中展开故事:单身的费老师、十六岁的女儿小茵、美术老师郝音及丈夫穆医生。
表面看这是一个难以构成关系的人物比例设计,但一切就这样发生了:费老师与郝音表面上是共同喜欢译制片的经典对白,实则是费老师在共同欣赏艺术的背后暗恋着郝音。十六岁的女儿小茵两三岁时丧母,她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用她的话说,她只有遗憾而无悲情。于是,她开始了一个“成全”父亲的阴谋构想:她要主动接近或亲近穆医生而造成父亲有更多的机会与郝音独处。在她看来,穆医生这个“障碍”是配不上郝音的,他委琐、卑微,根本不像一个男人。这本来是一个孩子自以为是的想象,但她因皮炎在医院接触了穆医生以后,她居然改变了对穆医生的认识:
或许是那身白大褂赋予了他某种魔力,他显得自信、稳重,眼睛里露出平静的笑意。他在门口等我们,接着熟门熟路,带我们穿过各个走道与楼梯,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是中午休息的时间,但在他诊室门口,我看到病历已经摞得很高。我乖巧地表示了敬佩,他平常地点点头:“是啊,有些病人喜欢挂我的号。”他的淡泊一点不像是装的,哈,奇怪,我竟然蛮喜欢他那股子熟稔的内行劲儿的呢。
这个改变使一个孩子开始了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之中。与其说小说以女儿小茵的视角讲述了她所看到的父亲、郝音和穆医生的情感关系,毋宁说是小茵讲述了个人“疼痛的历史”。她的皮炎不经意地在小说中成为一个隐喻:她需要疗治,但她病症的神经性质,恰恰是一个关于疼痛的呈现与遮蔽的过程。疼痛是被发现的,一个更严重的疼痛可以覆盖和遮蔽原有的疼痛,那不是原有疼痛的消失。当更严重的疼痛消失之后,原有的疼痛还会出现。一个孩子内心的全部隐秘,就与疼痛构成了这样的关系。
4、《复方穿心莲》:“底层的陷落”
吴君就这样不厌其烦地书写着她“亲爱的深圳”。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对一个城市做如此深入而持久的耐心剖析,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复方穿心莲》与“底层写作”不同,也与我们常见的都市小说不同。嫁给深圳本地人是所有外来女性的梦想,这不仅意味着她们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有了稳定的日子,而且还意味着她们外来人身份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方立秋自嫁到婆家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开心的日子。婆家就像一个旧式家族,无论公婆、姑姐甚至保姆,对媳妇这个“外人”都充满仇怨甚至仇视。于是,在深圳的一角,方立秋就这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小说更有意味的是阿回这个人物。这个同是外地人的30岁女性有自己的生存手段,她是特殊职业从业者,与婆家亦有特殊关系。你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人与事的态度也变幻莫测。你不能用好或坏来评价她,深圳这个独特的所在就这样塑造了这个多面人。这个人物的发现是吴君的一个贡献。但无论好与坏,方立秋的处境与她有关。在小说的最后,当方立秋祝贺她新婚并怀孕时,她将电话答过来说:“方立秋,其实我也有个事情对不起你。如果不是我多嘴,他们不会知道你在邮局寄了钱回老家,包括那封信也是我说给他们的,也害得你受了不少苦。这两件事,一直压在心里,现在,说出来,我终于可以好受了。”在这里,吴君书写了“底层的陷落”。她们虽然同是外地人,同是女性,但每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并不是用“阶层”、“阶级”以及某个群体所能概括的。他们可能有某些共性,但在道德以及人性的差异性方面,他们又是非常不同的。
5、《点灯》:工人的日常生活
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李铁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对传统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持久地关注,但他的小说不是“工业题材”。“工业题材”这个概念是个是似而非的概念,文学没有能力处理诸如工业、农业、军事乃至计划生育的问题,这些问题充其量只是文学创作的背景。文学最终还是人学。那些见到工厂就指认“工业题材”、见到村庄就喊“农村题材”的人,令人费解。李铁创作的背景是工厂,但他从来都在写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上下工夫。
这篇《点灯》写得苍凉甚至凄惨:工人赵永春家境贫寒,谈了六个对象无一成功。最后“入赘”嫁给了“长在一个胡同里的”28岁还没有嫁出去的王晓霞。“嫁到”女方家里,赵永春的日子可想而知。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当科长的岳父非常热情,每天晚饭一定要赵永春陪其喝酒,以至于使本来不会喝酒的赵永春酒量陡长迅速成材。还算平静的日子被大舅哥因房屋搬迁回到父母家而打破。忍无可忍的赵永春用极端的方法强行入住了不属于他的房子。好景不长的是,妻子王晓霞患了尿毒症,在自己母亲去世不久也撒手人寰。这时岳父每晚请他的喝酒的谜底才揭开:岳父知道女儿身体有病,不想他们房事频繁。但患难夫妻在窘迫的日子里却恩爱有加,病危之际赵永春要回家为王晓霞取寿衣,这时王晓霞说,你要回家吗?他说是,我去取些东西,一会儿就回来。王晓霞说,天快黑了,楼道里黑,出来时别忘了把门灯点着。赵永春使劲点了点头。王晓霞已经气若游丝,她的声音只有赵永春一个人能够听见。
“点灯”是有故事的。赵永春当初并没有那么爱王晓霞,他不得已“入赘”王家。他有自己对女性的标准,比如白丽丽。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楼上的张女郎更符合他的女性标准。于是,每当张女郎下班将要进楼的时候,赵永春都为她将灯点亮,为自己的欲望对象他只能做这么多。事实上,他最后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当赵永春回到家里看到昏黄的门灯,他心头又闪过了张女郎,但仅仅是一闪而已。
小说还是写到了苦难,不写苦难还能够写底层的什么呢?但李铁的不同就在于,在苦难的另一头,底层人的善良、相互温暖的真情谊,仍然动人无比。在情谊日趋淡漠的当下生活中,李铁打捞出的恰恰是人性中弥足珍贵的东西。
6、《一时之间如梦》:“机械文明时代的江湖之灯”
葛水平的小说大多书写三晋乡土,2004年,她闯进文坛就掀起了一股热潮。2008年,葛水平忽然转向了都市生活的书写,她的《纸鸽子》对网络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做了敏锐的发掘。2009年发表的这篇《一时之间如梦》则是一个我们难以预料的故事:一个如孩子般追寻梦想热爱先锋音乐的青年,毅然离别父亲追寻女友去了南方。他偶然地在出了故障的提款机上提出了不属于他的20万人民币,这个意外的收获使他和另一个女孩子既兴奋又紧张、既想入非非又不知所措。但突如其来巨大金钱却改变了他们的关系:贺晓变得暴躁、易怒、蛮横,对他钟爱的女朋友马小丽任意伤害,甚至用茶杯砸伤了她的头。用马小丽的话来说:“我们的生活被它打乱了”,金钱没有给贺晓和马小丽带来好运,大墙内外他们天各一方。
小说有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它意识流的结构和跳跃的行文,与都市不规则的生活流向和节奏恰如其分。对同一个事件,儿子贺晓和女朋友马小丽有两种不同的叙事:在儿子贺晓的叙事中,是“马小丽,她害了我,报仇”,“ 她花掉了那些钱,不要放过她,她该死。”“那个女人就是有毒的。”;马小丽的叙述是:“是他离开了我,那些日子他几近疯狂。”“是钱伤害了他”。 有了钱的“贺晓对一切都开始了不信任。他说,臭女人马马,滚吧,我玩腻你了。……我要杀了你,20万足够偿你的命!”
父亲贺红旗是哲学教授,为了弄清楚儿子事件的真相他到了这个城市。理性的父亲终于把儿子送进了监狱。他发现:在一个突发的事件中,会发现自己与周遭世界固有逻辑之间有了距离。钱让他们之间把彼此的性情走向了无节制的裸露,无节制的幻想,没有一个立足之地的平庸安慰!“人总是一往情深地把钱当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看到它总是在脸上浮着猎人似的微笑,其实,真正的猎人似的微笑是它,它能毁灭一切。”小说虽然也是在道德层面展开故事,但葛水平发现了金钱与现代都市病症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欲望深渊中的千沟万壑。因此,小说也犹如一盏“机械文明时代的江湖之灯。”
2009年的中篇小说仍然是这个时代最有成就的文体。它就这样流光溢彩地开放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
注释
*2009年11月10日至13日,《广州文艺》在广东从化召开了“都市文学”研讨会。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