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反思文学在崛起:新时期以后文学作品

　　师力斌:大历史缺失之后的历史冲动 　　 　　文学真的失去了轰动效应?即使《一句顶一万句》这样出类拔萃的作品,也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被议论。而类似于郭敬明《最小说》之类的80后文学热闹,本质上更接近于商业焦点。传统文学杂志的编辑们、一部分评论家们每天都盼望大作,然而,最终看到的无非是些男欢女爱和庸常生活。时代潮流抵挡不住,后革命时代的作家很难获得革命作家那种“历史主角”的意识。
　　《北京文学》今年密集发表了多篇重型的主题报告文学来纪念建国60年的历史,其规模与份量在国内杂志中是少见的。比如《一个民族的开放记忆》从高层讲述中国旅游事业的开放步伐;《飞越人间》再现“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历史;《巨灾对阵中国》考虑国家安全的全局。杂志这种直接与民族国家发生关系的文学冲动,恰恰是一个反证,它说明,小说在当下的位置不再像《创业史》、《红旗谱》那样,能以恢宏的气势和历史主角的姿态来讲述大历史。小说又重新回到鲁迅所说的“街谈巷说”的“细碎之言”。
　　中篇小说往往被作为当下文学的晴雨表,从《北京文学》发表的30来部中篇和其他短篇来看,日常生活叙事成为小说主流。住房问题、家庭情感、财产纠纷、男欢女爱等这些题材被反复书写。从庸常生活的细碎之言,文学依然能够触摸到大历史的脉搏。可圈可点的作品不下十余部。
　　杨少衡的《黄金圈》(第5期)和郑局廷的《国家投资》(第1期),是基层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微型记录。杨少衡与郑局廷的创作都保持着中国改革进程的现场感。此类叙事,人们惯称官场小说,是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大潮流。他们塑造了基层小英雄的形象。《黄金圈》中的基层官员刘克服,尽管没有什么叱咤风云的伟业,但在改革困境中彰显了基层干部的从政智慧。刘克服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后革命”时代基层官员的“英雄”形象。小说展示了基层工作中复杂的矛盾:处理违反计划生育和乡政府被袭击事件,应对工人上访,只身与闹事工人谈判。小说显示了作者直面现实的巨大勇气。四万元的贿赂如何处理,成为小说的一个关节。既不公开上交,也不中饱私囊,刘克服通过邮局辗转上交纪委,最终得以保全自我,进而为工人谋福利。这种基层中国的方式,虽然明哲保身,却实在是那些信念尚存、在森林中跑步前进的基层官员从政智慧的展现。同样,《国家投资》中新上任的交通局长景正中,也是一个在森林中跑步的地方官,他的任务是将一笔大桥贷款转为国家投资,以解决市里的财政危机。这部小说道出了基层工作的复杂性与基层官员的内心挣扎。
　　杨刚良的《白乌鸦》(第7期)和王十月的《开冲床的人》(第2期),是2009年国内发表的小说中给人以刺痛感的两部作品,都与“中国制造”的企业有关。《白乌鸦》中,国企煤气厂自从改制卖给民营企业以后,出身卑微的乡下男人孙德财一变而为公司董事长,而曾经大权在握的党委书记杜惠如却成了橡皮图章。杜惠如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联合下属,借工人们要求发放身份置换金之势,向孙德财发难,官场要挟演变成了工人罢工,全市煤气供应中断,局面一时失控。小说让人警醒的地方不仅在于罢工的题材,还在于它细致入微地揭示了事件发生过程中,上级部门、企业党委、工会、行政、车间骨干、一般群众等多种力量所扮演的出人意料的角色和发挥的意想不到的作用,显示了作者对相当一部分国企现状的精准把握。就在小说发表不久,吉林通钢集团群体事件发生了。王十月《开冲床的人》以现实与理想之间尖锐的冲突,展示了打工文学新的写作向度。打工仔李响失去听力,改名为李想。耳聋成全了他,他开了十年冲床没有出问题,而他的同事却一个接一个在生产中指断掌残。李响于是有了一个理想,即赚钱治病。一年后,他梦想成真,但在剧烈的噪音干扰下,曾千万次躲过的冲床最终砸在了他的手掌上。王十月的书写捅破了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向我们展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同时,又不乏对温馨人性的关照。两个打工仔之间纯真的友谊和美好的梦想令人心动。诗意梦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使我们从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抽身出来,重新审视所谓的“日常生活”。这个作品展示了打工文学的力度和艺术生命力。
　　文学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另外几部中篇也怀揣历史冲动。王梓夫的《向土地下跪》(第2期),由个人史入手,推出了一个《白鹿原》式的文本。让长工做地主,从解放前一直做到改革开放,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梦。更为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在于,主人公有一份产业,还有一个情人。也可看做当下中产阶级梦想的置换。李唯的《一九七九年的爱情》直接与历史叫板,以一部老式的收音机为道具,构造了新旧两代人不同的爱情。快感是这个小说的首要特征。作者直言,要把小说写得像麦当劳。
　　房产是当前具有霸权意味的文化符号。两个有历史冲动的文本都与房产有关。阿成的《住房简史》(第1期)与其说是一个当代住房的历史叙事,不如说是一个缝补文化裂痕的文本。以一个从无到有、从零平米到百平米的住房故事,使大众对于房产的缺憾获得想象性的解决。这个文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触摸到了大历史的痛处。林那北的《风火墙》(第8期)表达了一种财产的焦虑。整个故事围绕江南大户李宗林的家训展开:买妻不卖房。然而,他的房子最终难逃劫数。这似乎又是当下有产阶级财产焦虑的一种表征。
　　好看的小说一向以强烈的故事性和戏剧冲突为特征。刘丹《玫瑰门》(第9期),常芳《死去活来》(第8期),刘峰《双龟岛纪事》(第11期),郭雪波《杀了屠夫的猪》(第3期),特别是宗利华的《爆发力》,都在描述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景象方面有特殊的招数,能制造出极大的阅读快感。这些文本或影射现实或一波三折或悬念不断,将世景人情、流行元素和叙事技巧融于一炉,构成了当前非常流行的成人小说类型。
　　此外,王蒙《尴尬风流》,铁凝《咳嗽天鹅》,刘庆邦《西风芦花》,韩少功《怒目金刚》,范小青《你要开车去哪里》,胡学文《挂呀么挂红灯》,葛水平《荣荣》,夏天敏《跳呀,别楞着不跳》,石钟山《公鸡们的命运》等名家作品,也都各具特色,不乏功力。
　　
　　鲁太光:新的反思文学在崛起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2009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概貌的话,我的答案是:新的反思文学在崛起。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革命中国为潜在对立面,以现代化追求(特别是欧美的现代化路径)为旨归,以人性、自由等为关键词的反思文学不同,所谓的“新的反思文学”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形态,而呈现出一种弥散的状态,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从多个角度思考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中国经验、中国情感为核心,凝聚一种新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想象,从而为在扬弃的基础上走中国道路提供精神能量。
　　这种新的反思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放宽了历史的视野。人们研究历史,并不纯然是为了向逝去的时空致敬,而更是为了确认当下的时空,并为寻找通向未来之路确定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重述历史”,特别是将上世纪80年代“告别”了的革命历史重新请回来加以观照的现象,值得重视。
　　肖建国的《短火》(《小说选刊》2009年第5期)是一篇有意味的小说。小说以“短火”(手枪)为道具串联起中国的革命与改革两个时代,并在字里行间对其进行隐秘地对照。潲桶仔的出生与短火有着传奇的关联:他母亲生他时难产,在家折腾了一天一夜,接生婆来了几个,神也跳了,香灰水也喝了,艾也炙了,滚水也熏了,还灌了参汤,可就是生不下来。就在人们要为这对母子准备后事时,县政府的伙夫佩戴着短火路过这里,小把戏们看见了,齐声高呼:“挎短火的!”人们也跟着高喊起来:“挎短火的来!”由于刚建国不久,该地土匪作乱,县政府工作人员都佩戴短火,不仅成功地剿灭了匪徒,而且有效地安定了地方,声望很高,所以在当地“短火”成了权威的象征。历尽人情冷暖,我们进入了改革时代,进入了市场时代,进入了繁荣时代,但就是在这样的好日子里,那支悄无声息地隐于市井的短火,却像一个沉默了多年的幽灵一样,在金钱(欲望)的刺激下,危险地现身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同学兼老板雷牯子的煤矿不被同是自己同学的副县长赵运生巧取豪夺了去,潲桶仔从墙洞里取出了那支短火,但这却加快了他走向黑暗和死亡的步伐……这篇小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我们通过潲桶仔普通而又“传奇”的一生,体味平静的生活之下危险的暗流涌动,而更是在于将我们的生活放在较长的时段中去加以考察,从而让我们放弃一时之短长,能平静地品历史、鉴人生,从而能够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理性地思考未来之路。
　　李辉的《打倒王茂田》(《星火》2009年第3期)也是一篇值得品味的小说。小说在充满荒诞色彩的语境中展开:某村的干部换届选举结果一出来,就令人啼笑皆非――七老八十的王茂田竟被选为村支书,而其他的村干部人选,竟也全是老人。随着故事展开,我们知道,之所以产生这种滑稽剧般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多年以来,选出的村干部上台之后大都以权谋私,导致村庄越来越衰败,越来越沦落,最重要的表征就是村里的老人几乎都被儿女从家里赶出来,住到村庄边缘的所谓“养老房”里去了。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人们,尤其是老人们,又想到了从前的岁月,那时候,虽然穷,甚至吃不饱穿不暖,可人的贪心没那么重,社会道德状况也没这么糟,于是他们想回到从前了。在小说中这样处理历史与现实,特别是“忘记”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已发生变化的社会基础,想“梦回唐朝”,无疑是有些简单化了,但同样无法回避的是:作者为我们提供的这面不无夸张因而有些变形的现实的镜子,以及其中那些令人心酸的人物,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中的某些合理之处。这些传统,需要我们将之激活。
　　对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城镇居民而言,住房问题大概是仅次于吃饭问题之后的第二大问题了,因此,住房的变迁,往往如一架无声的摄像机,摄下这个社会看似无声无息实则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样,它还是一面雪亮的镜子,清晰地照出这个社会的情感和心理变化。阿成以此为抓手,通过既宽容幽默又严肃辛酸的《住房简史》(《北京文学》2009年第1期),让我们重新回味生活中的变化。小说主人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住房简史”,使我们窥斑知豹,观察到中国从建设时代到改革时代,从改革时代到发展时代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段心史的变化,令人感慨万千。而且,作者没有陷入“进化论”的陷阱,而是充分把握其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让我们体会到了过去艰难岁月中的温暖气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今日生活中的不如意。
　　向着生活的纵深掘进,发现并艺术地批判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社会问题,是这种新的反思文学的又一表征。薛舒的《摩天轮》(《小说选刊》2009年第4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小说以某大型游乐场摩天轮操作员王振兴困顿的生活为线索,勾连起改革开放以来的岁月,揭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样态:在游乐场兢兢业业干了大半辈子的王振兴,一次也没坐过摩天轮――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克服了自己的好奇心。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在游乐场升级换代之时,他得知自己“被下岗”了。在即将卷铺盖回家前,他决定破一次例,免费坐一次摩天轮。当他在摩天轮上优游之际,突然停电了,他被“定”在了半空中。这个意外的“停顿”不仅使王振兴看到了自己捉襟见肘的一生,而且也使他通过手边的望远镜,看到了自己的大款堂兄放纵而无聊的生活,看到了自己所住小区内的“大官”表面风光实则灰暗的生活。这样的“景观”如一幅生动的社会图画:底层为生活而焦虑,富人为欲望而迷失。这告诉我们:一种各个阶层都不适的生活,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反思的。
　　王华的《回家》(《当代》2009年第5期)则将文学的笔触直指这次金融危机,直指困扰我们已久的农民工问题及更深层的三农问题。关于中国农民的出路,在知识精英的理想规划中是进城打工,是“城镇化”:在此进程中,这个庞大群体的上层,将由“农民工”变为“工人”,在城市获得一席之地;其中层,依靠青春和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必要的知识、资本和能力,并回馈身后那遥远的乡村;其底层,则在其人生晚期,回归乡村,依靠这里的土地,获得必要的生存保障。这看起来不仅美好,而且可行,但一场金融风暴,让这个“规划”纸上谈兵的色彩一览无余:在金融危机中,资本撤离,工厂倒闭,农民工无工可打;身后的土地,又在“流转”中流失,因而有家回不去。这就是王华通过《回家》中主人公管粮的遭遇所深沉思考的。这问题提醒我们:对农民工们来说,回家的路很远很难,而为他们建设、维护一个安顿身体和情感的家仍任重而道远,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当下的小说创作在都市经验的传达、现代化大潮中民族文化的发现与失落、中国情感的审美表达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这些是凝聚民族魂魄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新的反思文学的有机组成。
　　
　　项静:“贴着地面写作”
　　
　　2009年的上海杂志《收获》与《上海文学》,都有大刀阔斧改头换面的动作,最大的动作就是非虚构性叙事文本的增加。《收获》以“遗失的青春记忆”专栏刊发了作家严平对于上一代革命青年移动剧团、父母亲一代青年的追述,以“田野手记”为专栏刊发了作家冯骥才的保护文物的田野笔记。《上海文学》有刘心武的专栏“十二幅画”,每期一文一画,讲述作者亲历的文学往事,配有作者的绘画作品;以《夹边沟纪事》闻名的天津作家杨显惠主持的“甘南纪事”,虽然是反映甘肃藏区风情的小说专栏,作家本身的“贴着地面写作”的倾向使得小说形式的界限非常模糊,在扎实的叙事中涌动着批判和纪实的力量。
　　不满小说现状的批评家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虚构性的小说似乎越来越赶不上当代生活本身的脚步,没有办法参与到当代生活和公众精神生活中来,只缘于现实本身的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矛盾丛生、前所未有的复杂,让以虚构和想象为本的作家不断遭遇尴尬。刘心武的专栏《兰畦之路》(第1期)、《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第2期)、《心灵深处》(第12期)三篇都是值得细细体会的故事,行文有一种温柔敦厚的情感,在个人记忆与历史大叙述之间点到为止,留足了虚白来让读者体会。比如《兰畦之路》讲述女作家胡兰畦的个人遭遇,她曾被高尔基称为“一个真正的人”,在高尔基逝世后由斯大林钦点,为其抬棺执绋,但却湮没于动荡尘世,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而作者所还原出来的一个在另一种文学馆中叱诧风云,身世传奇的女作家形象令人掩卷沉思。非虚构性叙事恢复了叙事性文本的质朴、细致、写实的倾向,并且有一种“作者化”的倾向,再次把作家带到现场,他不仅仅是一个局外人旁观者那样的故事讲述者,他还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观和立场。比如《收获》专栏“遗失的青春记忆” ,记忆在面临危险而灵光一现时才能将其捕获,过去的真实图像稍纵即逝,过去之后在它作为可认知的图像闪现的那一瞬间才可以被捕获。作为革命时期青春的记录,青春叙事不仅仅是主要的叙事动力,作为后代的重新追溯,父母一代的青春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诱惑,而这对现实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以小说为重头戏的文学期刊,在更多地探触其他领域,延展刊物自身的文化历史脉络,试图脱离一些覆盖在主流化的文学叙事之上的惯性,做一些多样化的尝试。《收获》继续了对于电影媒体的关注,2009年推出的栏目是“一个人的电影”,主要是对香港电影人的访谈,电影越来越多地结构和组织年轻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不过访谈的力度和方式和一般时尚杂志的分野不是很明显,看不出杂志本身的关注点。《上海文学》的“短篇精荐”由评论家程德培和洪治纲轮流推荐,评介并转载新近出现的优秀短篇佳作,成为《上海文学》的“刊中选刊”,算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创意,多人操舵,陷于芜杂,而固定评论家一评到底,无疑也会妨碍这个栏目的争鸣性,这也是纯文学杂志本身的两难之境。《上海文学》韩小蕙主持的散文专栏“惊鸿留痕”中,着重推荐一些不为文坛熟悉却风格卓然的作品,刘绪源的专栏“今文渊源”评说现代文学散文传统,在期刊中是为数不多重视散文历史,自觉探讨散文问题的期刊,“当代诗人肖像”陆续推出了曾经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留下身影的诗人王家新、伊沙、李亚伟等,可以看出在当下的诗歌创作环境下,《上海文学》自觉地经典化、档案化的意识。咫尺天涯仿佛邻居在当下的社会已经成为现实,空间不再是文学的界限,但是文学还是有地域的属性,那种属性带有值得去交流的魔力。上海文学杂志这一年都有对域外文坛的关注,《小说界》和《上海文学》都有译文部分, 这大概与“上海写作计划”有关,两本杂志多少都涉及到了这个活动和一些相关作家的小说翻译。“上海写作计划”是上海作协组织的一项年度国际写作交流活动,由王安忆提议发起,其基本想法就是分期邀请各国独具个性的作家,到上海连续居住两个月,并通过官方,深入民间,进入里弄,与中国作家、读者、市民进行自由交流。这些作家有爱尔兰科纳・克里顿、莲娜・奥苏里、英国欧大旭、挪威拉格纳・霍夫兰德、希腊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按照政治正确的说法,这种写作表现出了人们彼此之间是有很多共通的:彼此包容、宽容,表达友爱与仁善,收获独到与认同……而这正是我们这个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生存空间更趋一体的世界的魅力所在。但我们都知道,未来的世界不是缺少同一性,而是缺少差异,可供想像其他生活方式的差异,这也是我认为译介外国小说的必要性所在。2009年《小说界》第6期最新公告里提到明年将会有同一主题不同亚洲国家的写作的计划,这个非常值得期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收获》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期刊,2009年发表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可能要数苏童的《河岸》(《收获》第2期)与莫言的《蛙》(《收获》第6期);苏童的《河岸》写“文革”时期的船民生活,基本是在苏童原来的文学河道里划船而行,不冒险不溺水。莫言的《蛙》比较有看头,写了一位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命运起伏的农村妇科医生的故事,莫言式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泥沙并下的语言喷发,使得一个有关生殖的中国问题获得了弹性空间和延展度。上海的文学杂志出现的新人新作越来越多,比如常芳的《一日三餐》(《上海文学》4期)、 哲贵的《酒店里的人》(《收获》第6期)等等,有新面孔才有开创新局面的可能,总是熟悉的面孔是不能打天下的。
　　
　　石一枫:“现实主义”传统与“底层文学”的视角
　　
　　若在有的人嘴里,每年的文学创作固然都是一道菜名――大丰收――和新闻报道农业成就一个口吻。尽管如此,仍有无数人为了吃饱饭疲于奔命,仍有无数人怀着“吃饱了撑的”的心态生产文化垃圾。好在同样仍有人在热心地阅读,有人在认真地写作。从好的读者、好的作者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环境的健康面。而比之往年,2009年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往年相比,体现出了几个特点。并且这些特点都在《当代》杂志这个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得以体现。
　　不仅年轻的、在商业化环境中挣扎出来的作者,就连既已成名的所谓“老作家”也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贯彻“类型化”的趋势。他们越来越习惯将自己定位为“言情作家”、“家庭伦理作家”、“军事文学作家”等等――而非高高在上的所谓纯文学作家。和前两年王海、万芳拿手的“家庭伦理”类型大行其道相反,这一年徐贵祥、朱苏进代表的“军事文学”类型开始风行。徐贵祥的《马上天下》发表后获得了很好的读者反应,朱苏进的《我的兄弟叫顺溜》也因为电视剧成为了一段时间的热门话题。更不用说王树增的巨著《解放战争》,虽然不是小说,但在建国60周年之际,这应该称得上一部标志性作品了。当然,“官场小说”同样受人欢迎,《文化局长》这样的作品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刊发后,也吸引着相当数量的固定读者。可以说,2009年的类型化阅读,主要被是男性读者主导着。
　　去国怀乡多年的海外作家大规模地重返国内文学界。《当代》杂志刊发过于晓丹的《1980的情人》以及陈愉庆的长篇纪实《多少往事烟雨中》,在图书市场上,仿佛也是一群外籍中年妇女在和行伍出身的大陆中年男性竞争。应该说,海外作家恰恰因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和他们所描述的“中国”有了距离,反而能够做到不浮躁、不盲目,平心静气之余,艺术性也得到更好的发挥了。这恐怕可以称作“距离产生美”。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一旧一新的两个文学观念:所谓“现实主义”传统和“底层文学”的视角。应该说,现实主义文学正在也不得不――走上了它应该走的“广阔道路”――不是简单粗暴地用某种理论解释现实,也不是像八卦新闻一样从现实中猎奇,而是以一种更有思辨性、更睿智的方式来反映现实。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王刚的《福布斯咒语》和王跃文的《苍黄》,不管在艺术上或市场上是否实现了人们的期待,这样的作品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它比其他创作模式更加要求作家的才华。或许也只有“聪明”的作家,才有资格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写作。而和“现实主义”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底层文学”的发展,同样也在自我丰富之中。早先的《那儿》和《问苍茫》这样的创作实践,仍然可以被归类于知识分子阅读,或“底层不看的底层文学”,而现如今有更多的作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贯彻了“底层”的意识。按照严格的分类,他们并不能被命名为“底层文学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即使不是“为底层呼吁”,却也有意识地“为底层着想”。越来越多的作家认同了“底层”的文学视野,必然也给“底层文学”带入了更鲜活、更有创造性的力量。
　　当然,近年来当代文学的一个最大的积极转变,还在于从“为文学”、“为评论”、“为不知什么”逐渐转为“为读者”了。书只有被打开才有意义,文学的价值,也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只有认同了这个原则,所谓“繁荣”与“丰收”才有可能不是无果之花。
　　
　　师力斌:《北京文学》编辑
　　鲁太光:《小说选刊》编辑
　　项静:上海市作家协会研究室
　　石一枫:《当代》编辑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