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批评的和谐_和谐文艺队这几个字共多少画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广义的文化是指全部人类活动及其遗存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其涵义略近于文明。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文化。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时，就是从狭义的方面界定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虽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为重要的方面，但却主要属于精神领域。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既是千百万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给这一实践以积极的反作用，从精神上起着动员民众、鼓舞民众的伟大作用。离开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相反，没有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引导、拱卫和武装，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便会缺乏精神的支撑，甚至迷失方向，因而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文艺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其审美的特性和黑格尔非常着重的动情力，而拥有其它任何精神部门所无法比拟的人数以亿万计的受众，这也是上一世纪中后期滥觞于德国的现代接受美学能够很快风靡全球的重要原因。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艺的和谐事关和谐文化建设的大局，并且进而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实践。
　　文艺的和谐由两个大的侧面构成：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外部，主要指文艺与社会生活，与现实人生，与时代潮流，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历史要求和审美要求，特别是与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保持血肉的联系，有了这种联系，就有了源头的活水，就有了生命的沃土，灵感的源泉，因而便有了最根本的和谐；内部，主要是指文艺自身的和谐，这包括文艺界的领导与被领导，文艺各门类之间，文艺工作之间，不同的流派、风格之间，文艺理论批评与文艺创作之间等重要关系的和谐。我在本文中所要展开论述的是文艺批评的和谐，或曰文艺评论的和谐，以上所述，算是一个引言，也是我借以立论的必不可少的逻辑坐标。
　　
　　关键是转换思维方式：向着和谐
　　人们常把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比喻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鸟折一翼，则无以高飞；车少一轮，则不能达远。文艺亦然。文艺创作无疑是文艺批评最主要的对象，但文艺批评的对象却不只是文艺创作，举凡文艺作品的接受、鉴赏和流传，作为文艺作品接受主体的读者、观众和听众，文艺运动、思潮，甚至文艺批评本身，也都是它的对象。总之，整个文艺活动，包括创作、接受、理论研究等等，都可以并且应该纳入文艺批评的视野，都应该有批评家关注的目光加以巡视。
　　在我看来，文艺批评要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中起作用，进而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推动历史前进，首要的一点，就是要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具有历史性，即既具有对此前思维方式中带有合理性与恒久性的因素的承续，又是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对以往思维方式补充、修正、发展或创新的结果。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变革期、思维方式甚至会出现革命性的转换。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维方式属于社会意识领域的现象。一定的思维方式，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不应当理解为消极的、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活跃的。从理论上看，相对于人们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动，社会意识的变迁，往往显得滞后，至少会慢半拍，但是一旦新的思维方式，从急剧变动的现实生活中获得了灵感，完成了自觉，就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与生命活力，它的代表人物，就会以弄潮儿的英姿，跨向历史的潮头，提领一代风骚。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机，社会转型催生着思维方式的转换，思维方式的转换又将加速社会的转型。
　　转向何处？转向和谐。转向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快和谐文化体系的建设。这既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特点，也应该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专门和兼门从事文艺批评的人们，都必须有这样的认识与自觉。
　　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批评的历史来看，达到这样的认识，我们几代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作家、艺术家和我们的整个文化艺术事业，其中也包括我们文艺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都是走过不少弯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的。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在“左”倾错误一步步走向如“xx”那样的极“左”狂潮泛滥的年代，文艺批评界也像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斗争哲学”，即斗争的思维方式，“全面专政”的思维方式。当时的主流文艺批评，以极“左”为能事，以鸣鞭为职业，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扫。如果说，在50年代文艺界迭起的政治运动中，每一次都有一批文艺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倒下的话，那么，主流文艺批评都扮演了审判式的判官角色，而类似姚文元式的所谓青年批评家，他们的文章就是判决书，不是从这位作家的作品中看出了“隐含的敌意”，就是从哪位艺术家“感情的细流里”挖出了可怕的“修正主义思潮”。凡被判决者，无不跌入灾难的深渊。但这毕竟是局部的、间歇性的。到了“xx”浩劫年代，更是上海罗思鼎、石一歌、北京梁效、初澜们的天下了。这是一批“四人帮”御用的打手队，他们的所谓“大批判”文章，已经和真正的文艺批评没有任何关系了，而是文艺界从事专政的武器与工具。在类似的御用写作班子的扫荡下，文坛终于变成了荒漠。以极“左”为标识的斗争思维方式、专政思维方式，也因此走向了极致，走向了终结。
　　新时期的文艺批评，在现实主义的回归中，在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呼唤中，在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张扬中，在宽松、宽容和多元互补、多元并存、多元互动的探讨中，在国外主要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批评方法的大量行进与消化中，在文化视野的拓展和文化寻源的开掘中，开始了思维方式的艰难而漫长的蜕变。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作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那么，到今天，当我们正确地把文艺批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任务联系起来，让它成为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把自觉地完成自身思维方式的转换提上日程的时候，这就是质的变化了。这也是我在“转换”之前加上“革命性”的历史根据了。
　　
　　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沿去汲取灵感
　　文艺批评的灵感，看起来很容易被认为来源于它的对象，如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或具体的文艺现象等。其实不然。像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一样，文艺批评家的灵感也离不开现实生活，而批评对象充其量只是一个触发点，是批评家找到的一个灵感的契合点、喷发口。所以，我一向认为，所有思想家、政治家、学者、艺术家、批评家，即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他们创造性的灵感的产生，都一无例外地源于他们生存的历史现实，他们的成就和业绩，都能够从其身处的实际生活和具体环境中获得最终的解释，甚至连他们的梦想和冥想也不例外。
　　如果这个认识不差，则我以为，文艺批评家也有一个深入生活的问题。作家、艺术家为了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文艺作品，就必须投身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去，获得他们创作的题材，熟悉他们所要的人物、事件，学习生动的、有表现力的语言，收集细节，满载而归，然后进入创作过程，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批评家要对这样的作品做出评价，单靠作家、艺术家提供的东西是不够的，他还必须以自己此前的生活积累，特别是相关、相近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为依据、为参照。像好的作品反映了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判断（包括审美的、伦理的和认识的等）一样，好的文艺批评，也反映着批评家对社会生活的判断。不同仅仅在于作家、艺术家是通过作品，批评家则是通过对作品的评价。文艺批评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作品和各种文艺现象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更在于批评家通过这些分析判断传达出了多少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即他从艺术家和社会人群认知止步的地方前进了多少。这前进了的、属于批评家的东西，便是文艺批评的创新，人们需要文艺批评，文艺批评的存在根据正在这里。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但它首先却是一个实践问题，需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去参与，包括批评家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去体验，去认知，去做切身的感受，才有可能正确地反映它，评价它，写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或不是隔靴搔痒，而是切中肯綮的评论来。
　　文艺批评有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分，二者在批评实践上各见短长。学院派批评家应当走出学院的高墙，多与现实生活接触，避免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图书馆到研究室，到讲堂；非学院派批评家，则应该适当地走进学院，以使自己的批评多些学理的深度和文化的气韵。
　　
　　和谐的文艺批评的伦理难度
　　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着道德衰颓的倾向，有忧心者称之为“道德滑坡”，说的是同一种现象。表现在文艺创作上，是相当一部分作品理想缺失，价值混乱，作者对于人物的思想、行为、感情，不作道德的评价与选择，因而泥沙俱下，色情的、暴力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杂然前陈，所在多有，污人耳目，坏人心性。当然这并不是文艺创作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流，不是多数，但却相当显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部分作家、艺术家道德意识淡漠，道德理想萎顿，道德责任心懈怠，缺乏严格的、认真的道德自律，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与此相应，理论研究界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缺乏强有力的导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表现在实证性的文艺批评活动中，则是批评家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与自觉，从伦理难度切入的、有力度、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很少。有的批评家甚至一听到从道德的角度谈作品、评人物、论得失，便摇头，不屑一顾。由于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存在的忽视，就更增加了事情的紧迫性。
　　因此，我主张强化文艺批评的道德伦理的维度。理由如下：
　　其一，好的文艺作品总是真善美的统一体。从功能层面来看，即从作品对受众的影响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认识功能，思想道德感化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善，是一种正面的首选价值判断，因而是伦理的。道德通常包括道德理想、道德规范、道德情感、良心等。它是用来调节人的社会行为，调节个体的，群体的，个体之间的，群体之间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准则。文艺作品是以人为描写对象的，描写人与人的关系，描写人的行为和心理。因而无论其自觉与否，都不可能没有道德的评价，不可能不涉及伦理的因素。而且，根据我的研究，由于善与美、与真的因素的交叉重叠，多数非审美的因素，进入艺术作品，转化为审美的对象时，都要经过道德的中介。就是说，社会事物进入作品，要成为美的，必须首先是善的。这在对人的行为、人格、心灵的判断中尤为明显。由于文艺作品作为文艺批评对象的这种真善美统一的性格，而道德又在多数情况下起着某种中介的作用，所以无论批评家是否愿意，都无法绝对回避伦理维度的评价。
　　其二，从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和谐是一种关系的平衡有序的状态和境地。社会系统在和谐的状态下维持其相对的稳定和发展，和谐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维护和调节，法律、政纪、道德是最常见的方式，当然有时也通过宗教。法律和政纪，带有外部的强制性，只有在违纪违法时被制裁，被执行，才起作用。道德则是通过行为主体的自律起作用，它统辖着法、纪之外的极为广阔的人类精神空间。宗教通过信仰调节人的行为，促人向善，它也是经由信众主体的自律促进社会的和谐。但我以为，宗教对人的行为的调节，在多数情况下体现为宗教道德。由于道德领域的广阔，就使它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处于价值体系的核心。去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今年，他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向广大干部提出的“八要”和在3月的人代会上提出的“三大意识”，对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三，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的主体人格建设的问题，已经非常迫切地提上了文艺界的议事日程。人格建设是综合的，但处于最核心的是道德思想的自我修养。“xx”结束后的新时期文艺的复苏阶段，我们曾经批判和纠正过以往对待知识分子的歧视性、戒备性的思想改造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家可以因此而放松自我修养和自我人格的提升。鲁迅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只能是水。他一向认为，艺术作品无不表现出作者的人格。以人论文，以人论艺，知人论世，是他一向遵循的批评原则。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刘勰更强调“觇文辄见其心”，说是文章家“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此说一句透底的话，时下某些作品的卑下，正好反映了作者本人人格的卑下。文艺界面临着在道德上振衰起弊的艰巨任务。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批评家也不例外。然而我以为，只有你先做好自己灵魂的工程师，然后才有资格去作别人灵魂的工程师。我们都应该以此自省和自励。
　　
　　必不可少的善意
　　文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是为了促进文艺界和整个社会的和谐，这就不能没有善意，这就必须以与人为善的心态去对待批评的对象，去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作品及其作者。
　　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关系，是作为文艺界主体的两支专业队伍的关系。使二者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是构建文艺界内部和谐的重要方面。协调好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和谐关系，也是文艺界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责任，这里当然也有文艺界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与文艺批评家、作家、艺术家之间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的建立问题。
　　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关系，实际上是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的关系问题。能不能真正建立起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需要双方的培育和努力，不是靠一个方面能解决得好的。然而，从文艺批评家方面来说，首要的就是善意。
　　善意的头一个表现就是要把人家的作品认认真真地读完，这是对艺术家付出艰辛的创作劳动的起码的尊重。现在文风浮躁，作者固然很有些粗制滥造的，批评家亦有的不认真读作品便发表评论，洋洋洒洒，不着边际。这都是不可取的。
　　善意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好处说好，不好处说不好，既不溢美，也不藏丑。这样的批评，既是为作者负责，也是为读者负责，更是为文艺事业负责。既要避免苛评，也要防止商业化、广告化的炒作式的批评，这两种倾向，前者会伤害作者，后者则会误导读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现在的主要倾向是后一种。
　　需要说明的是，善意并不是要减杀文艺批评的锐利的思想锋芒。如果文艺批评都变成了钝刀子割肉，像去了势一样，那也是非常可悲，非常可怕的。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可以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诤友，而不是你好，我们大家都好的“好好先生”，更不是毛泽东所反对的那种“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自由主义。诤友敢于指瑕，是真正的善意者。即使他们的批评比较尖锐，有出息、有眼光的作家、艺术家最终还是能够领会其中的善意的。
　　文艺批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大题目，涉及的方面很多，任重而道远。作为理论批评工作者，我们以上看法，不过一得之愚，芹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