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黑社会》和《香港制造》叙事之比较_中国最大黑帮

　　[摘 要]青春个体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敌对)关系是不少电影深刻探讨的主题。当青春由激情带来的美好与社会以现实形成的丑恶发生激烈的碰撞时,动人心魄的残酷悲剧就此上演。日本电影《日本黑社会》和香港电影《香港制造》都着力探讨了青春个体与社会的这种矛盾(敌对)关系,且有不少共通之处。本文即从人物设置、主题、结局三个方面对其叙事进行比较,对这种矛盾关系进行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 《日本黑社会》;《香港制造》;年轻人;逃离;追寻
　　
　　1999年下半年,在日本先后公映了两部电影:《日本黑社会》和《香港制造》。《日本黑社会》的导演是国际公认的日本异色大师三池崇史,《香港制造》则是被称为“草根导演”的陈果的经典之作。它们在日本公映的时间差不足一个月,而且有着相似的叙事方式、人物设置和共同的主题,即底层年轻人互助的逃离与追寻。二者可以说是两个颇具互文性的文本。两位导演本着艺术家的真诚,对社会与青春个体的关系做出了深刻思考,其对现实社会的严肃拷问深深地震撼了每个用心观看的观众。在电影公映十多年后的今天,笔者对这两部严肃而残酷的电影进行虔诚的重温,以对比的方法将之解读,可见它们对今天的现实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一、人物:青少年组合
　　《日本黑社会》是三池崇史“黑社会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作品。如果说之前的作品三池还只是以他者身份对下层人物进行外在的审视,那么当讲述《日本黑社会》时,他已将审视转化为对下层人物的关怀和悲悯。看片名貌似一部纯类型的黑帮片,实则是三池满注感情打造的一个有关追梦的青春残酷物语。
　　人物设置上,《日本黑社会》的中心人物是四个追梦的年轻人:龙一、张、小顺、安妮塔。龙一是这四人组合的核心,脾气火暴、大胆果断、反应迅速;张,口吃严重、思想乐观、神经质、坚强;小顺是龙一的弟弟,沉默寡言、心地善良、讲义气;安妮塔是个处于上海流氓掌控下的妓女,一心向往自由。
　　龙一、张和小顺从小就被认作中国人而遭到排挤,中日混合的血统使他们无法得到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四个年轻人,可以以多种方式来划分其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层关系,是互为救赎者与被救赎者的男性(三个男孩)和女性(安妮塔)。
　　在日本诸多电影大师的作品中,女性经常具有拯救与被拯救的双重属性。如今村昌平的《赤桥下的暖流》,工作失意的男子遇见了心爱的女子,重新振作;困扰女子多年的特异体质,因为男性和她的爱与性而恢复正常。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中,失序家庭中的妈妈因拜访者Q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她源源不断涌出的奶水给家庭其他成员带来了新生。同样,安妮塔以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给单调的男性团体灌注了生气和慰藉;三个男孩用自己勇敢的雄性力量,给了安妮塔生存的希望和情感的归属。
　　《香港制造》的中心人物也是三个少年:中秋、阿龙、阿屏。与龙一一样,中秋是这三个好朋友的中心,他为人仗义,同时单纯、善良,不乏温柔的一面。与张略有相似的人物是阿龙,他是个弱智少年,胆小怕事,总是被坏学生们欺负再被中秋解救。阿屏是个患有绝症的女孩,勇敢而坚强,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多愁善感,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与中秋书写了一场美丽、纯洁的恋爱。
　　同《日本黑社会》一样,阿屏和中秋也有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中秋本是个辍学之后不务正业的“烂仔”,每天无所事事。阿屏的出现使他充满了活力,拯救身患绝症的女朋友成为他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中秋的出现,打破了阿屏死气沉沉的生活,中秋勇敢地赶走了前来收债并打阿屏主意的肥陈,还总在她对死亡发生恐惧的时候陪伴她、安慰她。这种安全感是大人不能给她的,因此阿屏临死时跑到中秋的病房,趴在爱人的身上默默死去。
　　二、逃离与追寻的原因:艰难的生存环境
　　《日本黑社会》一开始便是龙一在回国中心办理去中国的申请,但因条件不符而遭到工作人员的拒绝。龙一执拗地不肯走,工作人员与他发生了一段这样的对话:“你真是日本人?”“是日本人。”“是日本人就要遵守日本的规矩。”①
　　听到这句话后,龙一闷不吭声地站起来,将一个巨大的花盆颇费周折地搬起来,狠狠地砸向那名趾高气扬的工作人员。此时的日本人身份深深刺痛了龙一的自尊,平时谁也不肯承认他是日本人,这种时候却拿日本人的规矩来压制他。他这一看似过激的行为,实际上是多年累积的内心痛苦的质变性爆发。
　　张的性格活泼外向,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看不出他内心的伤痛。但他临死之前说的一段话,却让观众着实对他感到同情和难过:“龙一,还记得吗?我们读中学时,你把那个小头目村上勒了一顿,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叫我们“杂种”了!……”说这段话的时候,张的伤口血流不止,脸上却满溢开心的笑容,可见一直以来身份认同问题带给他的创伤。
　　至于小顺,片中虽然没有正面表现他的痛苦,然而有一幕却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小顺骑着摩托车在一望无际的田地上疾驰,追赶龙一与张乘坐的火车。龙一先前并没打算带温顺的小顺走,小顺却抛下了乡下的父母,义无反顾地追随哥哥去东京赚钱以离开日本,这足以说明他对尊严和自由的渴望。
　　安妮塔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也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她的问题更加严重:是人还是工具?有没有作为一个人而非工具的权力?影片使我们看到一个流落异乡的妓女卑贱的生存状态:嫖客根本不在意她的身体状况;上海流氓对她非打即骂,总是边嚷着“钞票”边将她洗劫一空。安妮塔曾试图反抗,却总以被殴打而告终,如此日复一日。
　　四个身处窘境的年轻人,对于周围环境的容忍度已经到了极限,因此被动地想要寻求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逃出日本,追寻巴西纸醉金迷的生活。
　　《香港制造》中,孩子们也面临艰难的生存环境。 “《香港制造》借着两个在公共屋村成长的男女边缘青少年,反映出他们犹如被囚禁般的挣扎,以暴力对寻不到出路作出他们的发泄。占香港人口多数的屋村人,诞生了这愤怒的一代,片名叫做《香港制造》便极具讽喻。”② “屋村”是香港政府出资给城市低收入人群建造的廉价出租屋,相当于贫民区。电影镜头聚焦于此,让观众看到香港浮华背后的一个个逼仄的空间。那一幅幅昏暗的图景,与在此庸庸碌碌的下层人群自成一体,似乎永无光明,这与《日本黑社会》的总体基调是一致的。
　　除去以上共通点,《香港制造》比《日本黑社会》更加凄惨之处在于:逃无可逃。至少龙一等人知道,在遥远的巴西,有金钱、有女人、有车、有桑巴舞;而《香港制造》中的孩子们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能去的地方。他们想要的实在太少:中秋只是想爸爸和妈妈都回家,想阿屏战胜病魔,想阿龙不要再被人欺负;阿屏只是想继续活着,和中秋在一起,家里平安无事;阿龙更简单:不要被人打,活下去。然而,几个孩子如此微薄的愿望,在这个复杂的成人世界里都无法实现。逃离没有目标,希望彻底破灭,这就是香港社会制造的悲剧。
　　三、生存与死亡的结局:不同的救赎方式
　　两部电影中的年轻人拼尽全力想要逃离当下的恶劣环境,追寻幸福的人生;命运女神却总是紧握手中的“死亡”苦果,随时准备逼孩子们吃下。
　　《日本黑社会》中的一行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抢劫了日本的上海流氓,驾摩托扬长而去。年轻人们飞驰的摩托、画面冷蓝的色调、轻快悠扬的手风琴背景音乐、迎面而来的风……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可是在路途转弯的时候,事情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突然的一声枪响击碎了这种欢乐,画调变暗,音乐也戛然停止。小顺的摩托应声倒下,张从后座摔了下来。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四人得以逃脱,可是张已经中弹,血流不止。在路边,龙一和小顺给他表演桑巴舞,鼓励他坚持下去,但最终还是没能救活他。
　　小顺坚持遵从张的遗愿,将张的金钱份额送给他妈妈。忠实于友情,是不是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影片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一个扭曲的社会,遵循扭曲的逻辑和规矩。小顺的一只断手,昭示了他的死亡,又是一个单纯、善良的青春生命的陨落。
　　《香港制造》又是如何?阿屏死于癌症,是病魔杀死了她?不全是。如果有xx,她就有获救的可能;如果有足够的钱,她就一定不会死。阿龙则莫名其妙被荣少利用来运送xx,之后被轰太阳穴暴死。他只是一个弱智儿,没有做过任何伤人的事情。他能天然地感到坟场凄惨的美丽、诗意,大声呼喊许宝珊的名字,捡回许宝珊的遗书。这是本真的人才能想到、做到的事情,这样一个无辜的生命,没有理由消亡。
　　关于生存和死亡的处理,这两部影片有一处不同:作为核心人物的龙一,在片末与安妮塔一同活了下来;中秋却选择了自杀。龙一与安妮塔在船上被偷渡客出卖,发生枪战,二人跳下水去。镜头切到一幅画面特写:岸边的一个小角落里,水被血染得鲜红,随风晃动。红色占据了画面的五分之四,触目惊心。观众自然遗憾地推测,二人已经身亡。但是导演仁慈地安排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画面切到龙一与安妮塔的近景,二人脸上洋溢着安详、舒适、幸福的笑意,悠然地划着一叶扁舟,同唱一曲古老的歌谣:
　　“船夫还在划着船篙,哪里都能到。穿过原野翻过高山,越过那山谷。将我们快乐的远行梦,传到遥远的城市里……”
　　这是首尾呼应的艺术手法。影片伊始这首歌谣就出现过,片末则再一次强调了故事的主题――逃离与追寻。随后镜头往后拉,我们看到他们白色的衣服上有大片血迹,龙一与安妮塔处于画面正中央,约占三分之一,背景是碧波粼粼的水面。歌声渐小,那段节奏欢快、旋律悠扬而又略带忧伤的手风琴音乐再度响起。镜头面向小船,慢慢后拉,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铺成了一条金色的路,小舟惬意地泛于其间,留给观众无限的思考空间。
　　《香港制造》则不同,导演选择明确地让观众看到中秋的死亡。“从被动主动的关系上来看,人的成长其实是一个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当对被动的反抗不是指向外物,而是指向自身,并且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一个被哲人加缪称之为惟一的哲学问题的问题便摆出来了,那便是对自身生命采取最后的主动:自杀。”③
　　中秋是自杀的,因为他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实在太微薄,救不了阿龙,也救不了阿屏,选择不了生,只好选择死。自杀才是最大的主动权。他超时空的独白“但有一样是我相信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开心,因为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已经得到逸抑”体现了导演这样的意图:让他们都离开人世,远离喧嚣,获得幸福,永远那么年轻。片末,一群小孩子发现了中秋的尸体,他们天真无邪,尚未被社会污染,也算是导演对现实社会寄托的最后一点希望。与三池崇史一致,陈果确实也是仁慈的。
　　四、结 语
　　其实,人性还是有很美好的一面,成人的社会也不能完全被否定,只是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关爱的现实社会。《日本黑社会》与《香港制造》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正是希望我们思考并付诸实践。无论何时,观众都需要三池崇史和陈果这样有良知、有人文精神的艺术家和他们创作的富于艺术美感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丰富人类宝贵的文化财产。
　　注释:
　　① 注:此处与下文所有日文台词的中文翻译,均为笔者直接从影片听取自译。
　　② 列孚:《90年代香港电影概述》,《当代电影》,2002年第2期。
　　③ 子曰、24ge:《现代人的精神病历本:以电影为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作者简介] 张晶(1987― ),女,新疆奎屯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影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