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会刊《音乐杂志》考]北京大学发行杂志多种

　　提起《音乐杂志》，可能有很多人不能确定指的是哪一本刊物。因为在中国近代，有几本刊物都名为《音乐杂志》。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主编的《音乐小杂志》，虽然内容和深度并不是无可挑剔，但确是中国近代音乐刊物的开山鼻祖。1927年，在北京大学的刘天华组织的国乐改进社中，曾经编辑过几册《音乐杂志》，其办刊的目的和刘天华改进国乐的思想相统一。1933 年1 月，当萧友梅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时候，与蔡元培、叶恭绰等音专同仁发起成立“音乐艺文社”，筹划出版刊物仍叫《音乐杂志》。萧友梅、黄自和易韦斋同任该刊主编。但是，本文所研究的《音乐杂志》则是由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主编，在1920年、1921年发行了两卷20期的杂志。这本刊物虽然比李叔同办的《音乐小杂志》要晚，但是，从稿件来源、稿件质量、编辑人员等诸多方面来看，其刊物的全面性应是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
　　
　　《音乐杂志》出版前后的历史
　　
　　1916年12月4日，随着黎元洪总统的一道任命，中国当时政界、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蔡元培就任了北
　　京大学的校长。
　　就任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校长之后，蔡元培开始了自己的革新之路――立志用新的教育理念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博古通今的蔡元培，首先提出自己的教育理念――“美育代宗教”。1917年8月1日，在《新青年》第3卷第6号上，刊登了蔡元培的文章《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词），认为美育陶冶人的情操，“……则其明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①。他将复兴中国文化的大任寄托在“美感教育”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响应蔡校长的号召，组织了北京大学音乐团，后改名为北京大学音乐会。在音乐活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1918年11月11日在正在筹备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会议上，蔡元培做了发言，对研究会的筹建大加赞赏，并在其后发表的文章《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中表示支持。1919年1月30日，音乐研究会正式成立。
　　研究会虽然不是正式的音乐学校，但是从师资的规模到教育目标都相当可观，而《音乐杂志》作为研究会刊登研究结果的会刊也于1920年3月正式刊出。《音乐杂志》由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昭恕为主任干事，章铁民为干事。他们负责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并通过研究会的定期研讨会对杂志的内容及各方面进行修订。虽然杂志自始至终资金运转都很困难，但却生命力旺盛。在两年的时间内，杂志承载了当时北京大学音乐教育家们复兴国乐的思想。
　　1922年音乐研究会改组为音乐传习所后，《音乐杂志》停办，两年共发行两卷20期。1922年改组后的音乐传习所，一直没有重新出版音乐类的杂志。直到1927年由刘天华组织的国乐改进社，虽然出版了《音乐杂志》，但是其内容大多涉及中国传统音乐方面，这与原来的杂志已有很大的不同。
　　
　　《音乐杂志》所刊登文章的分类
　　
　　《音乐杂志》中所刊登的文章涵盖面比较广，内容包括音乐技术理论、国乐研究、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音乐史学、音乐评论，还有大量的歌曲谱和传统音乐乐谱等。其内容的充实程度不逊于当今众多核心音乐刊物。笔者将杂志刊登的文章大致分为七类，具体如下：
　　第一类音乐技术理论杂志中关于音乐技术理论的文章，大多是介绍、研究和教授西方作曲理论的。萧友梅的《普通乐理》和《和声学纲要》连载了多期。通过每期书面的讲授，萧博士将德国最原汁原味的基本乐理与和声学基础，和风细雨般灌输给北京大学乃至全中国学习西洋音乐的人们。刘鸿荣和刘延芝也在乐式学（曲式学）方面进行了探索，其文《乐式学纲要》（刘鸿荣）和《乐式浅说》（李延芝）对于西方的乐曲形式进行了探讨。对于西方记谱法的研究方面，李荣寿的《教授西乐谱的研究》阐述自己通过学习、教授西乐记谱法的一些经过。陈仲子两篇文章《译特意拉氏记谱法》《译滨德太郎氏改良记谱法》分别介绍美国人特拉（John・Wright・Taylor）和日本人滨德太郎所发明的乐谱，陈仲子认为中国记谱法比较简单，便将国外优秀的记谱方法介绍到中国，对我们研究、保存自己的音乐很有帮助。章铁民翻译额勒克斯的著作《音乐的物理基础》，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声音、乐音产生的方式。
　　第二类中国传统国乐在杂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国乐整理和研究的。在音乐研究会教授国乐理论以及演奏的是当时著名的国乐大师王露。这位山东诸城派的古琴家在来北京大学进行古乐的演奏之后，受到蔡元培校长热情的邀请，便留在了音乐研究会中。王露先生不仅精通国乐各种乐器，而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我国音乐之精华。他搜集整理琵琶的乐谱，其中包括《玉鹤轩琵琶谱》，他还撰写了各方面有关国乐理论的文章，包括《琵琶番音发微》《述古瑟制及调律》《琴律六十调及八十四调》《琴律三准说》等。山东师范学校的李荣寿发表了《皮黄曲谱》《皮黄的缺点》等，对皮黄腔及皮黄戏进行整理和研究。笔名为正伯的学者也撰写文章《皮黄之价值》，探讨我国的传统戏曲。杂志中，也有一些介绍中国传统乐器的文章，包括《说笛》《说洞箫》《说埙》等，此类文章对乐器的形制、吹法、演奏流派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关于国乐方面，张冶的《中乐复音古证》颇有意思，他通过对中国古乐的研究，证明了中国古代就有自己的“复音音乐”②。
　　第三类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在这本80年前的杂志中，刊登了几篇音乐心理学方面的文章。杨昭恕的《音乐才性论》③《音乐感人之理》和杨勃的《音乐心理学》都分别对人聆听音响后的心理感受进行了研究。在当时，留学西洋的学生对于国外很多“新奇”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杨昭恕等人通过翻译，将国外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杂志中也有论述美学思想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杨睿明的《墨子非乐的经济观》、欧阳豫的《说雅》、杨昭恕《音乐在美术上之地位及其价值》等。
　　第四类教授歌唱、学习音乐的方法在两卷20号的杂志中，陈仲子的《音乐教授法》期期连载，他通过杂志，将怎样学习声乐、怎样练习视唱练耳、怎样选择参考书学习音乐、怎样读西洋乐谱等知识系统全面地灌输给学生。他的文章加起来甚至可以说是一部“音乐学习综合手册”。陈仲子留学日本，系统学习西洋音乐，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导师，他那种兢兢业业研究音乐理论的精神，我们可以从他在杂志中的教学内容中清楚地看到。在20期的杂志中，陈仲子从没有遗漏，每期都有文章发表，有时甚至一期发表多篇。在声乐教育方面，研究会的英国导师纽伦发表了《唱歌之指导》，将自己的教学内容刊登出来和同学们分享。冯粱所写的《军歌教授法》，针对军队歌曲的演唱做了指导。
　　第五类音乐史研究其中有介绍外国音乐历史的《西洋音乐大家述记》（李荣寿撰）、《说法兰西的国歌》（李荣寿撰）、《德国音乐家巴哈氏略传》（杨昭恕）等。杨仲子还编写了《西洋音乐词典》，虽然内容比较少，但其对西方音乐史系统的整理给予当时学习西洋音乐的人很大帮助。杂志中也有介绍中国自己的音乐历史，如《九嶷山人小传》（周季英）、《中国音乐之外论》。研究会的国乐大师王露在1921年回山东时不幸病故，杂志第二卷第九十号登出了王露先生的遗照和夏溥齐写的《王露传》，以示尊敬和怀念。
　　第六类社会热点音乐问题。在当时，中国音乐的发展问题为很多仁人志士所关注。《音乐杂志》作为一个让大家各抒己见的窗口，刊载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文章。陈仲子的《国歌与国民性》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国歌的重要性。萧友梅的文章《什么是音乐，外国音乐教育的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乐学不发达的原因》，通过对国外音乐教育机构的比较，分析中国音乐的当前形势，提出了许多相应的建议。紧接着，杨昭恕的《哲学系设立乐学讲座之必要》、萧友梅的《说音乐会》和李荣寿的《改良学校乐歌的意义》，对于我国以及北京大学的音乐教育提出了很多建议。刘延芝的《对于改革我国现在音乐误谬的我见》，充分系统地分析了当时对音乐理解方面的许多谬误。在杂志中也有几篇比较有趣的文章，例如童盆君女士的《女子与音乐》，通过女性的视角来观察音乐文化。另外陈仲子的《音乐与诗歌》和杨昭恕的《音乐与图书》研究了与音乐相关的许多事物。中西音乐比较方面，陈仲子的《欲国乐之复兴与宜通西乐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对当时音乐观念的影响非常大。此外杨勃的《中西音乐之相合》、王露的《中西音乐观一说》、杨昭恕的《中西音律之比较》和萧友梅的《中西音乐之研究》，分别从音律、音乐观念以及中西音乐之结合等方面阐述了中西音乐的问题，可以算是当时众多中西问题纷争中的一个方面。
　　第七类歌曲创作作为音乐的刊物，杂志中每期的创作歌曲也为数不少。《音乐杂志》是当时音乐创作者少有的发表自己作品的平台。创作人员经过大量的尝试，写作了一些艺术歌曲，有时作者还将自己的作曲理念和具体方式刊登出来，例如萧友梅在第一卷五六合刊就将自己所作《华夏歌谱》的想法刊登出来。在杂志刊登的歌曲中也有选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并配之音乐的作品。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音乐教员李荣寿在中西音乐融合方面的创作更是独出心裁，他在《音乐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中写道“我国戏剧中的小曲子很有些有精神的。若是把它译出来用三和弦法子配合，以西乐记谱法制成乐谱，弹奏起来，也是很有趣的。我制的几个曲谱，剧名《白草山》，俗名《王大娘锔缸》，用钢琴或风琴演奏皆可。”在这段话后他将用西洋技法编曲的几首戏曲名段登载出来。这其实是一种对于中西音乐融合和创新的新尝试，不管可行与否，他给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展示了一个有趣的试验课题。
　　
　　杂志中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通过阅读这本八十年前的杂志，笔者发现了当时许多有趣并值得注意的地方。以下具体罗列两点：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音乐研究会中的重要成员萧友梅与《音乐杂志》乃至北京早期音乐教育的关系。
　　萧友梅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正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音乐教育。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打算回国报效的萧友梅，反而获得了到德国学习的机会，成为我国在国外获得音乐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的古代音乐④。获得学位后，萧友梅决定回国。在他到达祖国后非常受重视，不久便和北京大学有所联系。当然使他欣然来到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蔡元培校长赠予他的两期《音乐杂志》，在看到此杂志后，萧友梅便决定在第三号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什么是音乐，外国音乐教育的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乐学不发达的原因》，在文中他写道：“听过有人说北京大学有一个音乐研究会，心中已经很喜悦；到了北京，不过几天，蔡先生就送我一本《音乐杂志》，我更喜出望外了。因为但凡研究一样专门，一定要有一个机关，把研究的结果来发表发表，才可以多召集同志；同志越多，研究的进步就快了。蔡先生要我作几篇文章，送给《音乐杂志》，可是我好久没有作文章了，然而对于音乐又极有趣味，只管把我对于音乐的感想用白话来讲几句，给各同志参考参考吧。”话语间体现出了萧友梅对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期望和热衷。自这篇文章后，萧友梅在每期的《音乐杂志》上都发表文章，力图将自己所学知识灌输给广大学习音乐的人们。杂志登出的照片也很说明问题，《音乐杂志》对于自己研究会的人员只有两人登出了照片。一张是为纪念不幸在山东逝世的王露的照片，而另一张就是萧友梅博士的照片。这一点说明了当时萧友梅对于整个研究会乃至中国音乐教育的重大影响。萧友梅一直致力于北京大学成立的正规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并于1922年在北京大学成立音乐传习所。虽然1927年音乐传习所因动荡的时局而夭折，但是北京的种种经验为萧友梅在上海成功建立音乐专科学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京期间，萧友梅对杂志乃至北京大学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当然身处北京大学的他同时也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并使他的思想出现了几次重大转折。其中王露作为影响萧友梅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于发展中国音乐赞成从传统儒学内部进行反思，不同于萧友梅借鉴西方，大破儒学束缚。在北京大学他们各自负责的国乐、西乐形成两面鲜明的旗帜。虽然他们观念对立，但是肯定互相有影响，比如萧友梅后期对中国音乐发展方向的反思，不能不说是受到王露影响。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当时关于国歌的争论。
　　1919年11月24日，由教育部向国务总理具折呈明，成立国歌研究会，以制定国歌。陈仲子在《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就写文章《国歌与国民性》，提出了制定一国之歌的重要性。他在文中写道：“凡世界各国苟具独立资格者，莫不有一定之国歌，或取辞勇壮，或赋性壮严，其国固有之光华精彩。”开篇就提出制定国歌的必要性。当时中国正在探索富强之路，非常渴望精神方面的鼓舞。他提到中国文化之灿烂，“以黄帝神农之裔，受周公孔子之化”，应该有自己的国歌宣扬我国之精神。他在描述了各国国歌的由来后，提出了制作我国国歌的想法：“制作国歌当取和平中正之音，似不必拘于美术之美也。愚以为政府宜募集国歌于国内。以吾华地广人众，岂无好古知音之士，应募之作，必当源源而来。然后请中西音乐专家，斟酌而确定之，公布以为中华民国国歌。”他的想法不只是理论探讨，他也为教育部选定的《尚书》中的诗句“卿云烂兮，�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进行了谱曲。
　　较为有趣的是，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导师有三位为国歌进行谱曲，包括陈仲子、王露和萧友梅。当然，最幸运的是萧博士了，他的曲子被国歌研究会选为当时的国歌。其实，萧友梅对于用《卿云歌》的歌词作为国歌歌词不太同意，他在《对于国歌用卿云歌词的一件――附歌谱的说明》中谈到“我对于卿云歌来做国歌本来不甚赞成，因为这首歌词头两句的意思，不太明了。”他说欧美各国的国歌都浅显易懂，并且在定为国歌之前，已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还举出如把歌词念与小孩和女佣听，可能他们都听不懂，在说明自己的观点后，还说定《卿云歌》为国歌“必不能久用”。
　　虽然包括曲作者在内的很多人对于《卿云歌》都有不满，但是既然教育部已确定“民国十年七月一日，全国一律遵照施行，所以也就不必管它能以久用，不能以久用”，很多人便开始进行国歌的普及工作了。李荣寿在《音乐杂志》发表了关于怎样演唱和演奏国歌的文章《说萧友梅博士所作卿云歌谱的奏唱法》和《说萧友梅博士所作卿云歌谱的演奏法》。文中谈到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并且针对不同学习者，将国歌分为《声乐唱谱》和《乐器奏谱》分别教授，过程细致入微，包括了每一个乐句。萧友梅对于自己所作曲的国歌，也写了《卿云歌军乐谱暨燕乐谱之说明》，将国歌换成了军乐演奏。在改编中，他将原来的E大调改为降E大调，并对管乐的配器进行了规定。
　　最为有趣的是，在杂志最后一号中，刚刚进入研究会的国乐大师刘天华发表了《卿云歌古琴谱（附译谱琐言）》，他将萧友梅所作的国歌译成了古琴曲。他认为“鄙谨按西洋乐曲之结构，与中国古曲和似者甚多。若以之谱作琴声，当亦娓然可听”。他还通过这次译谱，谈到了很多翻译古琴谱的方法――“惟鄙意一位翻谱时应对原曲有当先明了者数点”，即对于乐曲结构、板眼、强弱、元音以及各种特色音的了解。他还要求译者要懂一些乐器法，建议“庄严之音多用散音双音吟揉宜少”，“此外，和声学、作曲学略知一二，则更有裨益”。
　　《音乐杂志》的历史地位
　　通过一页页史料的阅读，笔者感受到了八十多年前立志发展我国音乐的仁人志士的辛勤劳作所结出的硕果。作为一本研究机构的会刊，《音乐杂志》发刊初期就定出了“研究乐理评判音律”的宗旨。这一宗旨非常本位，就音乐入手，研究音乐本体。但是“评判”一词，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对于所接触到的音乐的一种评价。蔡元培、萧友梅等人当时普遍存在的思想认为中国音乐在宋朝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乃至到近代已经岌岌可危。他们认为这样的国乐无法拯救衰败的国家，我们需要学习大量的外国音乐理论，通过音乐文化来提高国民的素质，使国家富强。我们可以从杂志中感受到“引进西方理论，发展我国音乐文化”始终是刊物的目标。萧友梅他们在翻译国外论著，介绍西洋音乐理论的同时，对于中国国乐也有一种寻找出路的思想，多方面的中西融合试验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国乐多维度的深刻思考。在研究会工作的导师们大多国学功底深厚，而且留洋多年，可以说中西贯通，博古通今。他们亲眼看到了国外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繁荣的艺术文化氛围，国外国内文化意识的重大落差使他们的想法虽具魄力却显得有点急功近利。
　　以上只是通过这些人的言论窥测他们的思想，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杂志刊行于1920-1921年，正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的时期，这一阶段是中国新旧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各种思想、多种观念并存，目的都是为了富强中国。社会的思潮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理论，并且提倡国人用白话文写作。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阵地的北京大学，1915年9月由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更是对西方先进思想极力宣传，《音乐杂志》的每期扉页上都登载《新青年》新近一期的目录，这也说明《音乐杂志》是当时人们宣扬新文化思想的重要途径。其实就蔡校长来讲，他是中国现代新音乐教育体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在他的影响和当时社会大思潮的推动下，我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在北京大学建立音乐学院一直是蔡元培的理想，他也为之奋斗多年，从音乐会到最后音乐传习所的成形，《音乐杂志》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变化过程和人们的思考。
　　我们从杂志中看到了在学堂乐歌之后，中国进入了近代音乐历史上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它不仅将学堂乐歌以来继承的音乐传统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一步，也在探索崭新的音乐教育体制中和宽松的现代性文化中，培养了多元的观念和音乐家独特的性格。近代的仁人志士力图借鉴西方大力发展我国音乐，但是厚重的传统文化使他们迷茫不已。虽然中国音乐复兴之路还是漫漫而修远，但是当时人们不遗余力上下求索的精神，已经为中国音乐历史乃至世界音乐文化史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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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新青年》[J]，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②这里复音音乐特指西方专业音乐中的复调音乐。
　　③译自威廉・卫伦斯《音乐才性论》。
　　④萧友梅的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