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帅与国防尖端技术的艰难起步|从艰难中起步

　　 　　 原编者按：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是一个举世瞩目令人永世不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现场观看了载人飞船发射，并向聂荣臻元帅纪念碑敬献了花篮。
　　在此特选载罗来勇的长文《烟雨苍茫―――聂荣臻：１９５０－１９６０》中的一段，反映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聂帅和我国专家在国防尖端技术上进行的独立长征，以此缅怀聂帅的巨大贡献。
　　
　　不能什么都靠人家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１９６０年１月７日至１７日在上海召开。主要是确定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今后３至８年的国家发展设想。另一个议题是中苏关系。
　　聂荣臻离京前一天，亲自修改了国防科委代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报告。报告要求在现有条件下，克服经费和科技人员的紧缺，成立航空研究院、舰艇研究院、无线电电子学研究院。林彪签发报中共中央。
　　这份报告是聂荣臻鉴于中苏关系渐趋冷淡以及国防科研的需要，所采取的建立独立的国防科研体系的战略性行动的一部分。
　　上海会议期间，聂荣臻在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汇报中预言：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议。毛泽东说：“荣臻同志的这个推断，对我们也是一个警钟，不能什么都靠人家。本来也是这个道理，谁会把看家本领都教给你？”
　　起飞于南汇
　　 １９６０年１月１６日，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聂荣臻向周恩来请假去上海参加科技工作会议。
　　上海某设计院，是经聂荣臻批准而诞生的一个空间技术研究机构。集中了中国年轻的探空火箭技术队伍。
　　聂荣臻到科技工作会上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鼓励上海市发挥技术优势，出更多的人才、更好的成果。他与主管科技和某设计院的同志见了面，了解了探空火箭的进度。听说设计院的同志们连元旦、春节的休息都已经搭上或准备搭上，拟定２月份发射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时，聂荣臻说：“这一次我抽不出时间来参加，但是，广州会议结束后我一定要抽时间来看看大家。”这是几句平常的话，不过放在５０年代末期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贬得一无是处的时代背景下，就格外感人。聂荣臻的话传到设计院副院长杨南生、总工程师王希季的耳中，又传至研制队伍中，大家的感动自不待言。使他们不忘的是元帅那份与科技人员相通的心。因为他们曾经发生过不小的失误，耽搁了人力、物力、财力和极为宝贵的时间。在那样的时刻，全院科研人员压力沉重时，国防科委传来元帅的指示精神：总会有失败，不要追查政治责任，告诉他们不要泄气，从头来。
　　某型探空火箭的夭折，换来人们冷静的思考。另一型号的探空火箭便是在这一基础上确定的研制型号。由于有研制的基础，１９５９年国庆节前后投入新型火箭的研制，至今刚刚５个月，便已完成。火箭发射的日子定在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７日至１９日。距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刚好一个月。
　　２月１９日，新型火箭经过试车后，在南汇县的老港小镇一块罕无人迹的荒滩中竖起。不远处是东海的碧波巨浪，身后若干公里是荒无人迹的芦苇丛。发射场的惟一动力系统―――发电站是一台５０千瓦的发电机，用苇秆围成一座临时棚子，棚顶盖着一片油布挡风雨。发电站与指挥所仅相距１００余米，其间隔着一条港汊，水可行舟。发射架高达２０米，虽然无法与今日的导弹发射塔矗入云端相比，当时在荒滩上竖起５层楼高的铁架已是奇迹。指挥所―――发电站―――发射架之间的联络，既无电话，亦无步话机，连广播喇叭亦无，全靠王希季、杨南生们的嘴喊、手挥，得以互相联络。加注燃料的压力设备竟是几支自行车打气筒。追踪火箭飞行状态的遥测定向天线是手摇天线。
　　
　　杨南生、王希季等人，仰望着那光点渐渐消失于视野，无不泪湿双眼。
　　聂荣臻接到新型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的喜报是在广州。他正在那里出席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讨论解放军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其中尽快突破“两弹”技术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此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国防尖端武器发展方针。
　　新型探空火箭的成功让聂荣臻将目光移往西北遥远的额齐纳，移向罗布泊。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推动下，在聂荣臻等人的具体组织下，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局面，一手托起了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一手推进了整个中国工业制造技术水平的提升。在这一层面上认识和评价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意义，其对国家的贡献之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王历参赞紧急报告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９日，军委广州会议尚未结束，聂荣臻接到外贸部李强部长转来的中国驻苏使馆参赞王历的一份紧急报告。王历专管军事订货和新技术方面的事务。此报告以相关的数据和事实为根据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新技术援助及军事订货表现明显冷淡。有协定的订货苏方设法推延，无协定的订货要求基本都拒绝。
　　聂荣臻读完此报告，默坐良久。聂荣臻沉着脸说：“马上把王历的信打印出来，我在会上等着。”当天，聂荣臻亲自在打印件上附上给毛泽东的短笺：
　　
　　主席：接到李强同志转来王历同志向刘大使的报告一份，现呈上，请参阅。
　　送走文件，聂荣臻想了想，拨通了北京的电话，找到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他嘱咐安东，立即把王历报告的副本送给在京的陈毅，并呈报刘少奇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的诸位领导同志传阅。
　　自１月上海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广州开军委扩大会议，到３月下旬结束，聂荣臻、贺龙、罗瑞卿共同视察桂、川、陕等四省的主要城市和军事工业的布局和建设状况，３月２６日回到北京。此时，西北的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五院的仿制某型导弹接近完成，同时已投入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独立设计；原子能的研究正在加大力量，全力投入；与以上项目相匹配的新材料、新仪器仪表等高精尖基础工业的布局与建设亦必须紧急行动，先立足国内，次之争取外购。
　　为了这个大局，聂荣臻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３月２８日，是他南巡回来的第三天。聂荣臻致信苏联驻中国国防部专家组组长大将巴托夫，表示中国仿苏制导弹的几种型号，将在当年底和１９６１年初陆续出厂，希望苏联国防部在中国进行靶场试验时，能临时派遣专家组来华，帮助组织与试验有关的各项工作。
　　同日，聂荣臻亲自审改了致苏联国防部长巴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电报稿。电文说，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将在今年６月间完工并交付使用，拟在５～６月间用苏联供应的两枚火箭进行实弹射击，请苏联供应火箭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请派９名专家来帮助训练操作，指导实弹射击。
　　３月３１日，聂荣臻和张爱萍一起听取五院王秉璋汇报，指示五院说，现在已经常握了仿制导弹技术，仿制的技术力量可以转移一部分到自行设计上，但在自行设计的新型号未投入试制前，仿制生产不可停，以防生疏。
　　在与钱学森交换意见之后，聂荣臻提出自行研制加大射程的地地导弹，并表示支持钱学森提出的研制方案，认为我国现在已具有这种技术力量。
　　４月初，在听取宋任穷汇报最近赴苏拟与其中型机械工业部长斯拉夫斯基谈判，要求继续履行援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合同时，聂荣臻指示要抓住此次有利时机，抓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设。
　　同月，聂荣臻不下两次听取五院工作汇报，再三强调加速仿制和研制工作，支持科学家们的工作，减少他们的事务，特别点名减少钱学森等专家的行政事务。关于加速研制自行设计加大射程的地地导弹问题，聂荣臻焦虑地说：“我现在要问在座的各位，有无信心？有什么困难？还要什么保障条件？你们都可以提出来，什么都可以为你们解决。再好的将军，不打败仗是不可能的，失败十次、百次，从中吸取教训就可以成功。”
　　
　　连续数月的操劳，５月２日使聂荣臻心脏病复发，第二天入住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就在治疗期间，聂荣臻还为超声波技术和管道化的宣传报道问题向邓小平写信，建议留有余地，因为技术上还不成熟；为海军提出的中国核潜艇研制项目，致信林彪、贺龙、罗瑞卿，建议“拟予同意”。
　　６月２３日，他分别召集大将罗瑞卿，上将陈赓、刘亚楼、张爱萍、杨成武、萧华、宋任穷及安东、王诤、张震寰等人，商谈国防工业体制调整问题。聂荣臻近半年一直思考着这一重大的工业布局问题，由于事关国务院工业系统的调整，他极为慎重。随着在工业生产中不断发现的问题，他认为必须改变中国工业管理过粗的体制，有必要在已有的３个工业部的基础上，另行分建航空、电子、兵器、舰船等４个工业部。
　　国务院后来的８个工业部正是在聂荣臻这一建议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７月３日，这是苏联正式撕毁对中国全部援助协定的前１３天。聂荣臻以战略家的思考，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总结性的报告，全面地提出了在中苏关系新形势下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应有的新的方针和办法。报告完成两天后，聂荣臻启程赴北戴河参加７月５日至８月１０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会议进行到第１１天，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中断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及合同。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国领袖们为之震动。
　　毛泽东在１８日的中央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苏联政府不等中国政府答复，紧接着发出第二个通知，规定苏联在华专家自７月２８日起，至９月１日全部撤走。
　　聂荣臻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并提议召开国防工业会议。中央立即通知８月５日至８日在北戴河举行此会，与中央工作会议同步。在此次国防工业会议上，聂荣臻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尖端，保证重点，卧薪尝胆，发愤图强”。
　　从此，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开始了独立的长征。△
　　（张有军荐自《老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