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考特式苦难写作与移民作家创作生态研究】新安江水库移民苦难史

　　【摘要】本文讨论了迈考特式苦难写作与移民作家创作生态。 　　【关键词】迈考式苦难写作，移民作家创作 　　一、迈考特式苦难写作解读 　　《安吉拉的骨灰》中堪称典型的“苦难写作”与作者的个人创伤经历不无关系。迈考特1930年出生于美国布鲁克林一个爱尔兰移民者家庭，后举家迁回爱尔兰的利默里克，父亲酗酒无度，母亲含辛茹苦维持家庭，三个孩子相继夭折。迈考拉的童年有困苦、疾病、挨饿的无奈，身体的痛楚，同时也有心灵上的折磨。悲惨的童年留下了严重的阴影，对他日后的生活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充满着怒火，谈话时总免不了会跟人发生争执……直到我感觉我最终能够远离我的过去，我才得以开始撰写那段往事。”后来又产生了以孩子的口吻书写故事的想法：超脱成见，朴素直白，采用现在时态：“孩子几乎完全超然于世情，他们极其务实，而且童言无忌，于是在我开始写书的时候，这些东西便潜移默化地植根于我的潜意识。”
　　同时，苦难式写作也是作家深层文化身份的反映。虽然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但是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和经历给作者童年的记忆留下了的深深的烙印，其思想难免会受美国文化影响而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这种出身和生活的优越感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回到落后贫穷的母国爱尔兰后的生活。回到爱尔兰面对母国的时候，他们又被看作是从先进国度归来的“异者”，处处受到异样的对待。于是，我们看到了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体现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他既倾心于神秘的爱尔兰文化，但又留恋于优越的西方文化；他同情爱尔兰人民的不幸的悲惨生活，但潜意识里又憧憬着美国的辉煌；他艰难地生活在爱尔兰，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这种落后的嘲弄。
　　文化身份在这两种语境中不断地修改并重新书写，形成一种杂合的双重文化身份。双重的文化身份使得迈考特在写作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难处是可见的。但是在这两者之间，作者在发扬民族文化和获得西方认同之间探求到了一种平衡。他用美国人熟知的幽默、反讽、批判等手法展示爱尔兰特有的民族文化：嗜酒、唱歌、讲故事。迈考特曾说：“我认为作为贫民的我们必须具备幽默感，不然就会死。这种东西撑着我们活下去———一种荒谬的感觉，甚于幽默。这真的很有用，因为有时候你会感到绝望。我养成了习惯，总是对自己说：‘噢，行了。’”也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两种文化在一部作品中得到了巧妙的“杂合”。迈考特式这种“以欢笑书写眼泪”的写作手法，也可以说是以丑写美，是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现实中的父亲是一个醉鬼，但作品中却是一位苦苦寻求归属感的爱尔兰移民，在一次亡命行动中成了被悬赏的逃兵，不得不背离祖国，来到陌生的美国。由于他到美国的理由并不那么光彩，到来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合适，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下，他的种种努力都化为乌有。每次在他醉酒回到家后，都会发疯似的把孩子从床上拉起来，让他们高唱爱尔兰歌曲，就是在这样的歌曲中，寄托对祖国的回忆。父亲的这种情怀深植于迈考特的幼年回忆并让作者感到自豪：“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他热爱那绿色，他主动迎接了殉道者的命运，神采骄傲又快乐，至死无悔，啊！至死无悔。他勇往直前锐不可挫，今天，年轻的罗迪。迈克考雷在图姆镇的桥上告别生活。你们会为爱尔兰去死，是不是，男孩们？”
　　同时，苦痛却被作者用诙谐幽默覆盖，给人以笑过之后的深思和回味。幽默的笔法贯穿整部作品，使作品的基调不至于过于黑暗。作者又运用反讽手法批判表现所见所闻。运用了大量语境使一句话的含义颠倒，使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的表面意义相互矛盾。如对学校里教师的描画，老师做着一些有违师德的事情，而学生则跟在老师后面说傻话、做傻事，看似是学生们听话的表现，却让老师的丑恶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正是用孩童天真的视角，用诙谐、幽默的笔法书写着童年苦难。作品中，迈考特一家居住在利默里克的罗登巷的巷尾，房子上下两层各有两间房，门边上有个小棚子，是巷子所有人家共用的厕所。两个慈善机构的人来了解情况，小迈考特的解释让听者都感到心酸：“这是这条巷子所有住户的厕所，幸亏它不在我们家后头，不然的话，人们就要提着马桶穿过我们家厨房啦”。只要有人来倒马桶，“一股刺鼻的臭味立刻充满了厨房”，下雨时雨水就顺着门流到住处，楼下积满了大家倾倒马桶的污水，于是一家人只好躲到楼上去，认为楼上“就好比出国度假，到像意大利那样温暖的地方去旅行”。幽默的比喻让人发笑并心酸。
　　二、移民作家的创作生态分析
　　20世纪，解构主义逐步消解着西方主流话语权，批评研究大多与消解“中心”有关。而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一些“非主流”话语力量，如女权主义、少数族裔话语等受到了重视。然而，“移民”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与隐藏于“移民”事件背后的异质文化隔阂与对抗密切相关。萨义德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移民的“离散”特性，他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Shirley Lim也在《移民与离散》一文中解释了“离散”一词的意义。认为离散是指“与自己的出生地的隔离状态被持续不断的与故土的联系所抵消。这使得漂泊的人们能够将自己的自我置放于具有亲缘的秩序之中。”目前，“离散”观念在移民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广为使用。陈瑞林借用“离散”观点来观照移民作家，认为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覆盖在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和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
　　对于移民作家而言，身份的确认尤为重要。霍米·巴巴认为这些移民所居住的“文化之间”的状态为他们“赢得了宝贵的后殖民视角，将置于一种‘闽限性’空间，为他们开辟出一片批评的新天地。”对于身份的研究不再仅仅关注身份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而且更应该关注身份是如何依赖某种“他者”而建构起来一套或者一系列的身份。移民作家身份的建构，并不在于他们拥有多重身份，而是其多重身份的被认同。
　　移民作家不单单要在自身身份问题上进行解构和重新定位，更要向西方异质文化及自身母体文化进行精神挑战。这些扎根于母国并吸取其中文化养分的作家来到另一个国度的时候其文化心境是复杂的:陌生的风俗、习惯、法律与语言产生了一股将其甩向社会边缘的强大的离心力；而同时，移民作家也体会到一种对于家国文化的疏离感。海外华文作家所经历的政治、历史、文化的种种矛盾和纠葛使他们的身份具有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性。
　　这些问题都不得不让移民作家去思考怎样去重新去建构文化身份，通过对文化身份的追寻和思考，从而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重新思考文化身份的建构，对于新移民来说是缓解身份焦虑的必然途径。海外作家严歌苓、张翎等即试图通过自身的移民体验，建立新的身份认同。严歌苓所绘制的海外“边缘人”画卷在《谁家有女初长成》、《红罗裙》、《家》、《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呈现了普通女性遭遇的生存艰难、精神危机以及种种沉重、尴尬和无奈，并投注对现实生存境遇和未来生存前景的关怀和忧虑。这跟部分海外华人在完成文化身份转变后，被他文化同化，文化主体将自己所经历的文化排斥投射到同胞身上，以此来划分同原乡的界限，质疑否定原乡，强调与原乡文化的距离，以局外人的旁观态度享受着与原乡文化的区别，在对族裔的贬损中获得自己的心理优势的立场是迥异的。
　　三、结语。如上所述，在多元文化碰撞共存的今天，移民作家逐渐开始了由边缘走向主流的进程。《安吉拉的骨灰》的苦难写作正是体现了文化诉求的成功。移民作家在两种文化间抗争并迷茫着，两种文化也在两代移民身上碰撞与冲突着。在这种碰撞与冲突中，作者渴望在获得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同。迈考特用“苦难式”的创作手法将多元文化元素融入了其作品，用读者易于接受的创作手法描写了贫穷的爱尔兰，在“杂合化”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虽然父辈的美国梦破灭了，但这并不妨碍迈考特走上寻梦之路，在美国梦的召唤下，迈考特选择以乐观进取的精神与命运抗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美国青年一代心目中自强奋斗的偶像。作为移民作家中的一员，迈考特是成功的，不单单是因为《安吉拉的骨灰》这部书的销售与各种赞誉，更是在双重身份中寻得了自身的位置并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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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浙江树人大学2011年度学生科研课题“迈考特式苦难写作与移民作家创作生态研究———基于《安吉拉的骨灰》的考察”（103000X6116599）的阶段性成果。
　　①作者简介：陈萍，女（1991—）浙江台州人。卢远，女（1989—），浙江宁波人。均为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