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民间人鸟对话 [一场关于粮食安全的民间对话]

　　“很多农民有粮食轻减化倾向，他所选择种植的粮食品种属于劳动力投入最少和最省事的”　　2012年8月12日早晨，细雨阵阵，北京798艺术区的偏锋新艺术空间，聚集了农民、NGO代表、政策研究者、艺术家、学者、记者等不同背景的人士，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一次民间“圆桌对话”，主题是“粮食安全”。
　　“到目前为止，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近十亿人尚未解决温饱，联合国千年目标的第一位就是令全球的饥饿人口减半，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为什么经济发展得这么快，饥饿人口仍然存在?而大多数挨饿的人正是负责生产粮食的农民。”这是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驻中国代表Percy W.Misik的开场白。
　　现场，国内16位艺术家展示了以“粮食安全”主题的艺术作品，试图回应这一问题。
　　艺术家李枪建造了一个云南佤族的粮仓。“它象征着希望，人类需要一个粮仓。”他是从公益组织乐施会在贵州省织金县桥上村的项目上找到的灵感。
　　去年，李枪在桥上村遇到了40岁的农民刘琴。刘琴告诉他，近年来地里收成不好，暴雨总是来得比以往早，玉米没来得及成熟就被打坏了。丈夫生病，4个儿子都在上学，刘琴成了家里务农的顶梁柱。村里不少农户家，主要劳动力也是妇女。
　　今年，桥上村通过乐施会引进了比普通玉米早一个月成熟的早熟玉米品种。如此，尽管雨季提前，刘琴家也有了比较好的收成，而且因进入市场较早，她家的玉米比普通玉米的售价更高。
　　“农民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乐施会政策倡导总监孙学兵在对话现场说，在发展中国家，5亿个小农场养活了全世界20亿人口；其中，中国1.93亿的小农场养活了5.8亿人口。另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11年的报告，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功地降低了贫困和饥饿人数。
　　尽管成就斐然，但中国仅有世界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资源，却要养活世界上近20％的人口，压力巨大。
　　2012年，随着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再次上演，谷物价格的上升也将使肉类价格随之上涨，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生产资源日益紧缺的问题。
　　“2011年世界人口已经达到70亿，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达到90亿。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为了满足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的需求，粮食产量将显著增加达到70％。这意味着需要将近十亿吨的稻谷类产品和将近两亿吨的肉类产品。”Percy W.Misik说，“高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令全球不得不紧张地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除了“总量”，还要“买得起”、“买得到”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内蒙古的艺术家箫昱参与了这次对话。虽然“粮食安全”在艺术圈是个冷门话题，但他觉得离自己并不远。
　　箫昱还记得十一二岁时家里粮食不足的光景，父母为了养活家里5口人，只能去农村买红薯代替。连续吃了20天红薯后，箫昱和兄弟姐妹每晚趴在床边吐酸水。
　　“不是没钱买，而是买不到粮食。”尽管早已远离饥饿，童年的记忆令箫昱意识到“粮食安全与生命形态相关”。“缺粮的年代里，我姑姑的工资就是三袋小米，在这个意义上，粮食替代了货币。”箫昱说。
　　5年前，箫昱开始创作一系列与粮食安全相关的艺术作品。“在今天，粮食安全其实是资源被重新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分配、怎么获取、怎么占有。”
　　“还有一点相当关键，就是：日粮的构成，日粮的营养充分不充分，量够不够。”孙学兵研究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最近发表的讲话，认为关于粮食安全的说法简单而言就是两个字，一个是量，一个是质。
　　“日粮”的说法，引起了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狮山村村支书黄冈的注意。与城市里的饮食习惯不同，黄冈所在的地区，饮食习惯是一天两餐，早晨九十点吃早饭，下午三四点吃午饭。
　　黄冈说，两餐制有历史的原因，贵州以前比较贫穷，少吃一顿能节省些粮食，同时也有现实原因，贵州农村的学生读书大约是从上午10点后开始，到下午3点半放学，多数家庭为了配合孩子的上学时间，也遵循了这种两餐的习惯。
　　黄冈对贵州农村吃饭问题的描述让对话现场许多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很感慨。“粮食安全意味着所有的人每天都有能力摄取到足够的安全的有营养的粮食，可以有活力并健康地生活。”Percy W.Misik为粮食安全下了定义。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张照新从2005年开始致力于粮食安全内涵的专题研究。在他看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与国际上有所区别。
　　张照新说，目前国内的粮食安全政策更多强调的是总量，即供应上的安全，而实际上应该强调三方面：第一是有，第二是“买得超”，第三是“买得到”。“希望可以通过讨论，共同发声，帮助我们的国家逐渐完善粮食安全政策，从原来较多重视总量，过渡到‘既有量、又有类’的政策。”
　　未来谁种地
　　黄冈的故乡绥阳县是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农业部命名的杂交之乡，传统的农耕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狮山村有村民6500多人，4700多亩土地，人均0.7亩，粮食产出自给自足理论上能够实现。然而，眼下粮食能否保收却成了横亘在狮山村村民面前的难题。黄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全村在外打工的青壮年超过2200人，留在村里的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这就对农业生产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劳动力极度缺失。这也是如今许多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
　　劳动力少带来连锁问题，由于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不足，地里杂草非常多，农户被迫加大化肥以及除草剂和农药用量，导致土地板结现象越发严重。“冬季作物除了一部分种子，其他农作物基本上都荒了。再加上近年来遭遇的气象灾害，2010、2011年都遇到大旱，减产了40％的粮食。”黄冈说，周边其他一些条件更弱的县，问题可能比绥阳更不乐观。
　　“20年后，还有谁来种地?”对此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发言回应。2010年，朱启臻主持了—个大型调查项目，深入国内十个省，调查“谁在种地”。结果显示，2010年的种地人平均年龄为57岁，如果这两年没有补充新人，这批庄稼汉今年已经59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