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遇到的美国义工们] 美国义工

　　志愿工作者，在美国叫做“义工”。我第一次听说美国有着成千上万的义工时，惊讶得久久无语。　　事实上，自70年代起，美国的义工事业与美国商品社会成长并驾齐驱地成为专门的、十分发达的事业在美国民间推广开来，被千万美国人从事着。据美国盖洛普民意研究所早在80年代中期举办的民意测验显示：年纪在14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占半数的人做过义工。在当时，美国义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就已达三个半小时左右，发展到今天，美国的义工大军已经有3万多人，全美范围内已成立有至少80个大型的义工团体。
　　在美国，义工现象普遍到各教会中、各社会团体内、各老人服务机构里，义工的身影触目皆是。这种机构中往往只有一两个算做是管理人员的“编制”内人员是支领薪水的，主要起组织作用，其余真正做事的人基本上全是义工。也许是入境随俗的缘故吧，美国的华人社区内一向也有一些义工组织，为社区内的华人免费提供调解家庭不和的意见，并协助政府解决社区中存在的各种不利发展的状况。
　　我到美国后即进入在纽约市内外国学生中颇具名气的非牟利机构“国际中心”补习英文。这家专门提供义工服务的组织，相信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中，鲜有不知其名的。该中心的主要服务项目除了提供英文补习外，还有组织市内旅游、会员聚会等项目。中心内每年对每位学员的收费是150元左右，提供的英文教学是为每位会员提供一位一对一的美籍义务工作者与之交谈，每星期交谈一次，每次一小时，时间任选。会员和义工可在该中心的大型教室中对话，也可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交谈。
　　该中心的每一位义工都不收任何教学费用，义工们风里雨里地来到中心为学员上课全凭自己的兴趣，学员每年交纳的学费只是用来作为中心的简单维持费用。
　　算下来，国际中心对每位学员的收费每堂课仅两元多，几乎比市内任何一家有规模的大型英文补习中心收费都低。但即便如此，中心每隔一阵都还会因为学员匮乏而向现有学员发出告示，要大家为中心的发展贡献一份心力，请求学员们能为中心带来更多的新学员。如此求生若渴实在因为美国政府完全是视这类机构的服务人员数量而行拨款的，学员人数的减少无疑为中心请领经费带来不利。但对于义工教师的招募工作，中心则似乎从未有过不敷之虞。
　　我在国际中心断断续续将近3年的学习生活中，先后曾换过3位义工老师。第一位是一个在德克萨斯州出生的老人杰克。杰克已经快60了，他早年离异，孤身一人住在一条船里。他的船就停在曼哈顿上东城外的码头上。他在纽约一共生活了8年，在这8年期间，他靠自己当年的一些积蓄过活，生活相当节俭。他生性酷爱观剧，但又买不起售价高昂的大型百老汇戏票，就时常在剧院门口等戏演到中场休息时，收票人已不再验票之后进场。他靠这种办法看遍了曼哈顿百老汇剧院几年来的所有大小演出。在国际中心中有时会有十分廉价的次一级百老汇剧票出售，杰克有一天直白地告诉我，他就是想占这种“小便宜”才到国际中心做义工的。他从教我和美国人说话要尽量放松开始，和我共度了一年的时光。后来，他由于对纽约的寒冷忍无可忍，搬回南方去住了。
　　我的第二位老师是位在银行做机要秘书、40岁左右的美国中年妇女。我和她的师生之谊相当短暂，只维持了几周就因为她要去外州度长假而告结束。但在短暂的交往中，她还是告诉了我有关她那个阶层妇女的所思所想。比如我们一同翻阅妇女生活杂志，她并告诉我哪份杂志办得脱俗。当时正是克林顿夫妇尽全力向白宫冲刺的时刻，我的老师对克林顿的是非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地对克林顿夫人进行挑剔，或者告诉我一些有关未来第一夫人的小道消息。
　　我的第三位老师史蒂夫是位现年45岁的美国律师，专做商业法律方面的诉讼事务。他属于那种不具大背景的小律师，像成百上千的美国小律师那样，与别的律师合伙共用一个接听电话的秘书，自己动手处理各种繁杂的讼案准备工作，包括打字、编文件号码，常常忙得周末还要漏夜工作。每当这样的日子，他在给我上课时即会秽言不断，骂出在纽约黑人区也难听到的脏话。他性情随意，不喜欢受任何拘束，是典型的纽约人脾气。
　　史蒂夫住在曼哈顿的富人区上东城七十余街，养了两只10岁以上的猫。
　　我的这3个老师背景迥异，层次不同，但却作了同样的选择。最甚者是最忙的史蒂夫，他每周除了陪我共度在他来说一定无聊透顶的一个小时外，还要在星期天的晚上去市内的流浪者收容中心做整整一个晚上的义工，帮他们做一些文件的准备工作，夜里时常还得睡在那里。在课堂上，我时常会忍不住问史蒂夫何苦在这里干这些不拿钱又没有什么意思的工作，但每次他都是做着鬼脸说：“你不要管。”
　　后来我开始觉得美国人实际上是很孤独的，他们习惯于自成一体，以满足对独立生活和生活自由的需要，但也是这种独立生活连带出来的一种因果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又要忍受同这种与自由俱来的空虚，他们于是渴望遇见新鲜刺激的事和人来调剂生活。
　　都说美国生活声色犬马，其实得看怎么说。
　　在国际中心学习的同时，我有时也去另一个免费的学习场所锤炼英文，这个去处是“法拉盛社区调解中心”。这本身就是一个由义工组成代为附近居民调解家庭纠纷的地方。每到星期三晚上，调解中心都会由义工来教授英文，教师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只20出头、美国出生的漂亮女孩，中心的英文学生名额则向社区无定额开放。
　　这里的教学采取大家一同聊天的轻松方式，学生和教师围着一张大圆桌插间坐着，大家随意聊一些轻松的话题。调解中心的固定教师大约有四五人，全部是一分钱不拿，学生也是一分钱都不用交。但常常到了星期三晚上，教师是来齐了，学生却只有一两个人到场。
　　近年来在美国，不光是中年人及老年人，年轻一代做义工的事也已经越来越普及。“纽约市义工社团”就是美国最大的青年义务服务组织，其提供的义工服务包括照顾老人、修建花园乃至课后辅导等300多个不同的项目。该社团手笔不凡，平均每年都面向社会招收750名16到20岁的义工，许多华人新移民子弟也是这个社团中的骨干分子，为自己日后走上社会做出铺垫。
　　为了提倡青少年义务服务社会的风气，1993年下半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又签署了有关扶持青少年义工力量的条文“全国与社区服务法案”，鼓励青年学生进入社会提供义务服务。法案中明确规定，对于做满1400个小时的青年义工，美国政府将每年奖励4725美元的奖学金，而且这笔钱既可以用来抵做大学学费，也可以做职业训练用或者偿还大学贷款之用。
　　发达的“义工现象”其实是出现在美国这种发达社会的一个异数，因为其与资本主义大色彩有太多的不协调之处。但无论如何我对美国的义工充满无限敬意，因为正是经由这些一文不取的人使我在寒冷的异国感受到了人间最大的温馨。
　　但自1994年开始，调查显示，由于美国的经济不景气，“义工”这一曾造福千万民众的义举也开始式微。美国由800个义务团体组成的组织“独立面”近日委托一家调查公司所作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中，愿做义工和慈善捐款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究竟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美国盖洛普今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盖洛普的这项调查是对全美1590名成人作的一项“你是否担心将来钱不够用”的问题的发问，对此回答“是”的人竟达到73％。而在1988年，盖洛普就同样的问题发问时，回答为“是”的人仅占57％。事实上，虽然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数都显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回升，但大多数的美国人仍未感到有切身的好处，人们仍对自己的经济情况感到不安。
　　从这个角度看，一向崇尚义工工作的美国人开始重视“为稻粮谋”，应不觉过分。
　　面对这种凋敝，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也就是说，时间给了“义工”这种社会现象以无穷的生命力，相信也一定将使其重又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