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周总理的学风(续)]

　　推陈出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它的根源在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但必须借助前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批判地继承这些知识，才能产生出来。周总理的许多新颖的观点正是这样产生的。
　　清时有人集了一本《草字汇》，它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张长史见担夫争路而得草书之法，学长史书岂得日向担夫求之？”周总理指着这段话说，张长史是个写草字的书法专家，他钻研草字书法，甚至看到挑担子抢路者的姿态，也要和草字的形态联系起来观察。各行各业的专家，往往具有某种似乎“特殊”的观察力，其实是由于他们从自己从事的专业角度观察事物，有时就会发现一些对一般人来说没有意义，而对他却有启发的现象。可见人能有所专，才能有所长。在我们的时代，由于“红”是“专”的动力，“红”能发动群众，各有所长，各专其长，因而能够培养出比旧社会多得不可比拟的专家来。周总理的这番新颖的见解，是从旧书中的一段老话引起的。
　　一九六六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多次指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门预测、预报地震的科学。建立这门科学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研究我国地震的历史资料。我国是多震的国家，史书和《地方志》中有大量的地震记载，科学工作者应该研究这些史料。研究时，不仅要注意地震时的情况，还必须考察震前自然界发生的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有的可能与地震无关，有的可能有关，应该进行科学研究，探讨地震发生的规律。旧时的历史学家，把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看作封建王朝盛衰兴亡的征兆，这是迷信。对于这类史料，我们应破除其迷信观点，考察其科学因素。破迷信、立科学，是周总理对旧史料的态度。
　　阶级分析
　　周总理掌握阶级分析方法，善于发现打在各种思想上的阶级烙印；通晓阶级斗争的规律，能够预见事变发展的方向。
　　一九六三年，周总理接见外国的一个历史考古代表团，曾谈到封建时代邻国间的关系问题。周总理指出，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同人民的态度严格区别开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工作者应该研究的课题。接见后，周总理继续对我国史学工作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写历史书，要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政治观点，不应该把旧史书中封建统治者对邻国的态度，不加批判地全部照抄下来，而应当强调邻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周总理的上述谈话，也恰好成为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批判。新沙皇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公然把老沙皇侵华的罪行，厚颜无耻地作为他们侵华的“理由”；与此同时，又把早被我国人民和政府清算过的封建统治阶级对邻国的陈年老帐翻出来，加在不
　　相干的中国人民和新政府身上，作为扇动反华的“资料”。他们讲“历史”，却要掩盖历史真相；讲“阶级”，却不敢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他们的这种混淆视听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手法，早在周总理的意料之中。
　　周总理教育干部说，不要把腐朽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都看成是一些庸碌无能之辈，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所谓“精明强干”的人物，因此，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但是，没落阶级的“精明强干”人物，终究不能挽救没落阶级的必然没落，因此，在战略上，要藐视他们。反之，在胜利前进的无产阶级队伍中，也往往会出现一小撮叛徒，也可能混入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如果他们篡夺了领导权，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是，他们终究不能阻止无产阶级胜利前进。
　　两年前，正当“四害”为疟，几片乌云压顶的时候，周总理饮恨而逝。但是，曾几何时，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前进。周总理虽然不能目睹今日，但通晓阶级斗争规律的周总理，他是早知必有今日的！
　　言行一致
　　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革命党，必然是言行一致的革命党；理论与实践联系的革命家，必然是言行一致的革命家。周总理的一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自己革命实践的一生。他恪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要求，对真理认识到什么程度，就在实践中做到什么程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就坚持；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他就纠正。他怎么说，就怎么做。言行一致是周总理的崇高品德，也是他贯彻始终的作风。
　　大家知道，共产党员应该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周总理事无巨细，严格地实践这句话。一九五七年，周总理有一次到政协礼堂开会，因为平时坐的汽车正在检修，临时改乘另一辆车子。行至阜内大街，司机违犯了交通规则，交通警批评司机的时间很长，耽误了开会时间。随周总理参加会议的干部，想下车同民警交涉，周总理严厉制止说，这怎么行！法制是政府颁布的，政府总理应该带头遵守法制，总理不守法制，是带头破坏法制。后来，直到警察放行，才到了会场。周总理言行一致，从不因“小事”而破格例外。言行一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标志。
　　周总理言行一致，不仅表现为说到做到，更表现为做了不说。例如，在星期天，有时没有安排工作，周总理就到厨房劳动，让炊事员休息。他这样做了，却不允许身边的干部对人谈论，更不允许登报宣传。因小见大，举一反三，人们可以推想，周总理一生为革命做了多少无名的工作，做了多少为人所不知的好事！
　　“四人帮”言必称法家，也很喜欢标榜荀况。让我们也引出《荀子》中的一段话向他们“请教”。《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认为言善行善者为国宝，言善行恶者乃国妖。敬国宝，除国妖，治国者不当如是耶？
　　谦 虚
　　周总理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群众相处，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这是大家熟知的。就是在外国朋友面前，周总理也总是诚恳地表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改正，我们完全有信心改正，我们也需要朋友们多提意见。
　　周总理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他的工作量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但他总嫌自己工作得少。一九四三年，周总理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到延安时，在欢迎大会上一开头就说：“同志们，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解放日报》1943年11号）周总理教育大家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首先以身作则这样地鞭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