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小说

　　（一）我和弟弟站在过道里，给刚洗好的床单拧水。我俩朝反方向拧?　　着，拧下的水哗哗地流向厨房的泄水孔。　　似乎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有机会同弟弟谈谈心。　　“昨天报上那篇同‘四人帮’斗争的青年英雄的报道，”我对他说，“你真该看看。”
　　弟弟淡然一笑：“我眇了几眼。没什么大意思。”
　　我双腕不由停止了动作。我的耐性到了尽头。我瞪着他，气愤地说：“什么都不能打动你！你还有没有心肝？！”
　　弟弟走过来，把他手里的床单头同我手里的床单头并到一起，又从我手中取走床单，一边朝阳台走，一边和和气气地对我说：“我的心在胸膛里，肝在肚子里。我尊敬他，可我并不佩服他。他太认真了，结果闹到蹲监狱。其实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开始传来抖动床单的声音，他要晾床单了。
　　我知道，他的耐性也到了尽头。如果我追上去同他争辩，他将并不应战，而是嘴角上挂着微笑，彬彬有礼地声明他还有“急事”待办，然后便径直离去。
　　我重重叹了口气，回到我们那个中单元的大屋里。
　　（二）
　　大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八寸的“全家福”：爸爸、妈妈坐在前面，我和弟弟斜错着站在后面。大屋的五斗橱上，立着另一张六寸的合影：妈妈坐在当中，我和弟弟坐在两旁。爸爸呢？
　　在林彪、“四人帮”卷起的恶浪里，爸爸先是被当作“黑帮”揪出来，后来算是“走资派”；再后来我们全家随他到了干校，眼看快解放了，不知怎么搞的又成了“假党员”；后来虽然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却又成了干校的“老学员”。直到一九七五年春天，他才被召进城里，我们也才住进这幢宿舍楼——他被重新任命为局长。但是，秋天一过，大字报又刷到了我们单元的门上，爸爸增添了一个新的头衔：“复辟派”。然后是有一天下班他没回家，然后是通知我们到医院去，然后……爸爸的单人放大照挂在了双人床边的墙上，围上了粗粗的黑框……
　　我拿起五斗橱上的三人合影，端详着弟弟的眼神。啊，是从哪一天起，弟弟双眼里开始呈现了这么一种冷漠的光？我走到北墙前，同六五年拍的那张“全家福”对比着。那时候弟弟刚满十岁，还没上到三年级。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象两朵五月的雏菊，满蓄着稚气与欢乐……
　　亮晶晶的光彩……它是怎么熄灭的呢？我苦苦地思索着：是从江青煽动“文攻武卫”开始？是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反正，自从插队落户回来、进厂出师以后，弟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劲头就变本加厉了。妈妈尝试过很多次：同他促膝谈心，指出他滋生了一种很危险的情绪；又举我为例：经历过更多的波折，现在当了中学教员，如何认真、乐观地工作……弟弟低头听着，偶尔也“嗯”一声，点下头，以取得妈妈释然。可事后却依然故我！有时，我也狠狠地数落他。他却
　　并不反驳，只是冷冷地抱着吉他，随手拨出一组琶音，令我心碎地说：“算了算了。爸爸、妈妈、你，吃亏就在什么事情都太认真……”
　　……不错，弟弟也偶尔迸现过认真的火花。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八号，那个晚霞如火的傍晚，妈妈带回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弟弟马上翻出两张红绿纸，裁出了许多三角旗，命令我帮他一一糊到麻绳上。然后，他就踩着两层椅凳，在我们单元的两间屋里，挂起了对角交叉的彩旗……但是，几个月过去，他竟又复归于冷漠！为什么？为什么呢？
　　记得那次：妈妈去爸爸他们单位，要求澄清“批邓”时给爸爸定下的罪名，要求补开追悼会；先是得到了“当时批邓没有错”的回答，后是被告知“不要纠缠历史老账”。妈妈和我并不灰心，相信问题定能解决，弟弟听后却颤动着牙筋，眼里褪去了一层光焰……
　　记得那天：弟弟他们厂里披红挂绿，鞭炮“噼噼啪啪”地响，再次被评为大庆式企业；庆祝大会没完，弟弟就溜回家来了。还带来好几个毛头小伙，先是就着啤酒聊大天，然后就伴着吉他，闷声闷气地哼上了歌……
　　现在，忆起那忧郁的旋律，我的心还阵阵发紧。弟弟啊，你心灵中的青春火焰，真的就这样熄灭了吗？
　　（三）
　　门“砰”地一声响，显然，弟弟又出去活动了。这天是星期日，我休息，他上夜班。洗完床单，他本该抓紧时间睡觉，可是，瞧，这不，他又走了。去哪儿？找谁？我统统不清楚。问多了，他会不耐烦地皱起眉头说：“你放心。难道我会去溜门**？”这当然不会，可是我心里却更加难过。倘若他真的当了小流氓，我也许反而不至于难过到这种地步……
　　妈妈出差去了。他们那个出口公司真是忙得出奇，她一年到头不知要出多少回差。妈妈出差的时候，几乎成了惯例，我就到妈妈的双人床上去睡；而弟弟，便独占了那间我俩的居室，我的床铺则成了他摊放杂物的地方：撂着吉他琴弦——坏了的和没用过的；一些不知哪儿借来的西洋古典音乐唱片；一叠包括《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和《篮球基本技术图解》在内的开本不等、新旧不一、交错杂陈的书籍……
　　我坐在大屋的书桌前，批改着带回家的学生作业，好不容易才把弟弟忘记。 “笃、笃、笃”，有人敲门。我去开了门，是个同弟弟差不多大的姑娘：运动头，粗黑的眉毛，很有神彩的一对眼睛，厚厚的嘴唇。
　　“我找彭晓雷。”
　　“他不在家。”
　　“我等他。”不等我让，她就主动进来了。她很熟练地进到弟弟的屋里（一定是我不在家时，弟弟带她一块来过），把手里的“痰盂包”撂到曾经是我的床铺，现在是弟弟的杂货摊上，转身坦然地自我介绍说：“我叫朱瑞芹，跟晓雷同厂。我是天车工。”
　　“你好……”我该怎么对待她呢？“你坐吧，不过，我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她没有坐。真是“宾至如归”：她端起桌上已经空了的水果盘，弯腰从“痰孟包”里一把一把地抓出了一满盘樱桃；然后，很自然地端着盘子进了厨房，在自来水管下冲洗起来。
　　洗好樱桃，她回到弟弟屋里，把盘子搁到桌上，打个手势对我说：“你吃吧。我喜欢樱桃，又好看，又好吃。”随即落座在弟弟常坐的那把折叠椅上，边捡起个殷红鲜亮的樱桃放进嘴里，边大大方方地望着我，点点头说：“你坐呀。”仿佛我倒是个客人。
　　我倚着门框，双手抱在胸前，望定了她。她就是朱瑞芹。我回忆起来，弟弟有一次提起过她。弟弟是难得同我谈论厂里的领导和同事的，但是，有一次却用兴奋的语调，足足跟我谈了二十分钟朱瑞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