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向“部落”的年轻人]兴趣部落官网

　　5月中旬，圣彼得堡的气温逼近20摄氏度，越发漫长的阳光一点点漂白黑夜。黑海北岸小城阿纳帕（Anapa）空荡的沙滩，仍在等待候鸟般南下的游客。沿海岸向东南10余公里，阳光射穿枝叶，照亮乌特里什（Utrish）隐秘的林间，一群人在这里逡巡不去，结为“部落”。
　　与此同时，拉玛（Lama）踩在泰国的海滩上，抽着手卷烟，通过电话和互联网照料自己的**生意。平和的面孔与温热的声音，让人难以想象这个27岁的俄罗斯人已经有两个孩子，还遥控着从圣彼得堡到乌特里什沿线的一个**销售网络。只要是熟客或朋友，一个电话，他就会安排妥当，保证你high起来。
　　拉玛是乌克兰与哈萨克混血，年幼时搬到俄罗斯的罗斯托夫（Rostov），上完初中就在市场里打工，每天挣280卢布（约60元人民币）。之后，为了躲避警察，他游走到圣彼得堡，结识了一群流浪歌手，并跟随他们进入“部落”。
　　“在物质泛滥的文明世界，部落由意识形态划分”
　　“‘部落’并非一个有形的实体。” 摄影师帕维尔·普罗科皮（Pavel Prokopchik）说，“而是追寻自由的年轻人组成的无形群落，一个脱离社会的社交网络。”正是经过“部落”中一个又一个 “朋友”的链条，帕维尔结识了拉玛，并与他一起远行至哈萨克斯坦。
　　拉玛代表了“部落”中的一个极端类型：永远在路上。七年前，他弄丢了自己的护照，在俄罗斯境内只能搭车旅行（坐大巴或乘火车需要护照），就这样穿行了两万多公里的旅程。他睡在车上、路边、帐篷里，庞大的“部落寝网”也为他提供了各地的床铺。
　　2010年春天，帕维尔回到圣彼得堡，与另一名“部落”成员安娜以及她的一群朋友待在一起。苏维埃时代的高官们曾占据圣彼得堡最舒适宽敞的公寓房，叶利钦政权将他们清出去之后，这些房子成了实惠的合租场所。安娜和一群朋友们，还有耳聋的祖母就挤在这样的一间公寓里。夏季临近，圣彼得堡的夜色退向天际。这群年轻人从无人的街道呼啸而过，在白夜派对中尽情狂欢，直到太阳落下又升起，才沉沉睡去。
　　不久之后，他们收起行囊，如一支随气候而动的部落，向南迁徙，经过两天两夜的搭车之旅，抵达乌特里什。如果从莫斯科动身，行程约36小时。还有人从西伯利亚赶来，用整整五天时间。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以血缘和领地组建部落，在物质泛滥的文明世界，部落则由意识形态划分。” 13岁那年，安娜第一次听涅槃乐队的唱片，就决定过上一种游离的生活，“看看高峰时段地铁涌出的那群西装革履的工作机器，他们与我们不属于一个部落”。
　　乌特里什，与其说是“部落”的朝圣地，不如说是一个驿站，一个供他们群居的栖息之地。在误闯其间的外人眼中，这里恍若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岁月：白天，光溜溜的身体在林中慵懒晃荡；夜晚，酒精、烟雾与音乐在篝火上升腾。一部分人，比如安娜，在城市中有一份自由职业，甚至有家室、有孩子；一些人只在夏天逃离城市，另一些则不愿回去，他们以贩卖**、LSD等软性**为生，像四处躲藏的野生动物，穿越克拉斯诺达尔州（乌特里什所在的地区）严厉的缉毒警力，淹没在人迹罕至的嬉皮丛林。
　　但在表象之下，这里没有狂躁的反叛气息，没有声嘶力竭的怒吼。政治的时钟在这里停摆，让他们成了局外人。
　　“我们只想远离灰暗污浊的城市迷宫，在这个世界之外开凿出一片净土。” 安娜说。
　　“梅德韦杰夫挺好的，普京也挺好的，但关我什么事？”
　　安娜生于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虽然父亲是个典型的俄罗斯酒鬼，与母亲争吵了一辈子，但她觉得自己的童年还算幸福。毕业那年，她搭车去欧洲旅行，之后在瑜伽教练与“部落”游民之间切换自己的生活。谈及俄罗斯政治，安娜对普京嗤之以鼻，也对抗议活动冷眼旁观，认为那是“朋克式的愤怒”。
　　“60年代的嬉皮真心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也确实推动了一些变革。”帕维尔说，“这些俄罗斯嬉皮，更关心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不是朝夕变幻的政治游戏，于是从混合着国家控制与资本主义的氛围中脱身而出。除非有一天，彻底的暴政与专制降临，但我认为现在还差得很远。”
　　如今的世界，俄罗斯依然让人琢磨不透，而如果你顺着这些年轻人的目光观望它的未来，恐怕也只能得到一片模糊暧昧的图景。今年总统大选前后，舆论胶着的日子里，西方媒体的版面充斥着反对派的抗争行动。然而，在现实中，支持普京的年轻人却积聚了更为强大的能量。
　　安娜与拉玛的同龄人纷纷加入Nashi （“我们的”）、Mestnyie （“本土力量”）与Stal （“钢铁”）等亲普京组织。在政府资助的青年营里，他们集中学习如何利用新媒体宣扬自己的理念，如何理解“美国的阴谋”，如何对付反对派的示威，以及如何借助自己的立场谋得更好的差事。其中，仅Nashi的登记人数就超过10万。 投票期间，反对派中的年轻人在推特上号召了一次抗议选举舞弊的游行，队伍刚出发，就遭遇亲普京势力两倍人数的包围。在他们的嘲笑声中，人群被警察驱散，发起者被捕，帐篷被扫荡一空。
　　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在俄罗斯，超过半数的年轻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位智慧的领袖，54%认为他功大于过，40%认为他在大清洗中的角色被妖魔化。这些数据，似乎佐证了年轻人为何欢迎普京的强力手腕。
　　然而，在另一个调查中，58%的俄罗斯青年从不投票，67%不愿参与抗议活动。相比变幻莫测的未来，他们更担心失去普京治下稳定安宁的现状，也不相信变革能带来任何益处。“我不关心政治，因为我们没有太多选择。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想有一间公寓，有家庭，能买得起东西。”一位刚从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的女生在接受采访时说。
　　而“部落”中的年轻人，则在政治与世俗的缝隙中，选择了第三种生活。他们没有政治热情，也并非政治冷感。他们将生活与政治隔绝，是出于灰心厌倦，或单纯地不感兴趣。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选举是场闹剧。但革命遥不可及，**和可口可乐又把我们变得绵软无力。”安娜说。
　　拉玛的想法更简单：“梅德韦杰夫挺好的，普京也挺好的，但关我什么事？”
　　“爱情就像巴士车，等一等，总会有下一辆”
　　这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出现嬉皮的风潮。
　　早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屠格涅夫就在小说中记录了以理工科学生为主体的“虚无主义者”，他们高呼推倒一切陈规与体制，也乐于颠覆生活的细节：男生蓄起长发和浓密的胡须，女生则剪成短发，戴上蓝色眼镜。在白银时代，整个俄罗斯知识界和文化圈都曾陷入嬉皮狂欢，高端沙龙连绵不绝，男女关系轻盈随意。斯大林将所有躁动浇灭之后，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新一代嬉皮又在苏联城市的地下世界发芽，他们在黑市买下西方摇滚唱片，在墙上小心翼翼地留下涂鸦。苏联解体前后出生的一代，包括安娜和拉玛，面对重新敞开的自由世界，却又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走向“部落”，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拉玛17岁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四年后的一次艳遇为他带来了第二个。现在，两个孩子都已上小学，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在两个重组的家庭，拉玛并不太惦记。办好护照之后，他就与另一个心爱的女人告别乌特里什，前往未知的东南亚。“我从没想过停下脚步，我希望我所爱的人也爱这样的生活。”
　　安娜曾与许多男人短暂相依，有一些她连名字也不记得。“即使在路上，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寻找平凡的爱情，让你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她尝试过两段长久的关系，都以失败告终。很快，新角色就抹去昨日的伤感。“我现在相信——爱情就像巴士车，等一等，总会有下一辆。”
　　等有了孩子，安娜不想让他们进入教育体制、接种疫苗，总之要远离政府提倡的所有事物。她想去拉美和印度走走，然后找一片乡间的土地，种植自己的粮食和蔬菜。她说这些的时候，既兴奋又迷茫，就像在描绘一个自己也不太相信的乌托邦。
　　“我希望一直拍下去，跟着他们进入30岁、40岁，看看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帕维尔说。
　　没有人能预见，到那时，俄罗斯将走向何处，他们又会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