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过后花更艳 花谢风雨过后,花开阳光依旧

　　六十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冲开了思想的闸门，中国青年的思想犹如奔腾的江河，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在滔滔的洪流中，难免泥沙俱下，出现各种错误的乃至反动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这些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开拓道路、广泛传播的，青年的思想也是在这样纷纭复杂的斗争中前进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很有教益的。
　　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
　　正象文艺复兴是欧洲民主运动的先驱，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哨一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五四”以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启蒙运动，对于冲决封建罗网，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提倡民主和科学，是有很大功绩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如果说，“五四”以前知识青年中议论的中心是反对封建军阀，反对旧礼教、旧道德，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话，那末，“五四”以后，中心问题就转移到对旧中国的改造上来了，高举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五四”以前的启蒙运动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五四”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这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巨大进步。
　　五四运动对中国青年的思想解放影响极大。“五四”后，青年思想非常活跃。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社团和刊物，纷纷出现，遍及全国，一年之间新刊物竟达四百多种。从当时知识青年的思潮来看，其显著特点和共同趋向，是关心和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改造社会？他们已不满足于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抨击旧制度，而是要推翻旧政府，建立新社会。但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出路如何？要建立什么样的新制度？认识却不一致。当时，在中国思想界，除了传播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外，既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和伦理思想，也有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传＊中国还能迷惑人的反动思想。这些思想又互为交织。它错综复杂地影响着青年一代。
　　概括地说，当时青年中的思潮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已明确认识到以马列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武器，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深入工农群众。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至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各种思潮中，这是主流。二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继续要求民主自由和反军阀统治的斗争中，也对社会主义表现了很大的响往，但由于立场和观点的限制，接受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潮，其中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而且只有摆脱这些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三是加入了资产阶级左翼的，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在五四运动的影响
　　下有了进步。而参加资产阶级右翼的，不论是具有买办色彩的，还是有封建色彩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中有些人公开地贩运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人则打着“社会主义”的牌号，偷运社会改良主义之类的思想；还有些人鼓吹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他们虽然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踏步。
　　五四时期的青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探索前进的。当然，在前进中必定会有分化，一部分停留在资产阶级思想上，而后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了；一部分则继续前进，由彷徨而坚定，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同错误思潮的斗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主要是表现在一九一九年七月至一九二一年，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思想论战。马克思主义当时被攻击为过激主义，被说成是一种恐怖的象征。社会上许多人痛骂过激主义，曹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北洋政府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军阀卢永祥查禁过激主义。北京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于是，他们挑起论战，妄图搞臭马克思主义，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次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这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信徒、反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胡适挑起的。一九一九年七月，他借杜威来华贩卖实用主义的机会，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的基本观点是，把主义同问题割裂开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当时，李大钊同志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胡适的反动论点。他指出，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理论的指导。“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 的。”（《李大钊选集》第228页）这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的最早的一场斗争。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论战的结果，揭穿了改良主义的反动实质，帮助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更广泛传播了，使更多的知识青年了解它，接受它，信仰它；促进了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同时，它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
　　第二次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这是以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及帮闲文人张东荪 、张君励为主要角色，打着假社会主义旗号挑起的。说来奇怪，这帮本来拖着长辫子的君主立宪派，竟然也喊起社会主义了。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很时髦。他们为了拢络群众，迷惑青年，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张东荪 之流把自己伪装成懂得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拥护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现在是发展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李达、何孟雄等著文批驳，鲜明地指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是否要“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而在于究竟用什么方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分析了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从当时中国所处的条件和状况，指出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次论战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分辨清楚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使那些真正要求革命的青年要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时，初步奠定了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