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上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首府南京后，上海的解放已指日可待。上海是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有人口620万，各种工厂1.2万余家。中国近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其工业产值和贸易都占了中国的一半。上海还有许多外国侨民和外商企业。解放上海，对最后摧毁国民党的经济基础和日后新政权恢复经济建设至关重要，上海地下党组织为大上海的顺利解放，作了全面的精心准备。
　　收集整理有关上海的材料
　　早在1948年冬天，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开始把两淮地区和江南沪宁一带敌情调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49年2月，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扬帆调集情报、材料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14日，扬帆一行离开山东青州的华东社会部驻地，经济南、徐州等地于下旬抵达苏北淮阴。此时中共上海市委也在华中解放区“工委”成立了一个调研科，集中了一些在上海已经暴露而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员，着手搜集和整理有关上海的材料。扬帆到苏北后，即与上海地下党驻华中工委的领导取得联系，商定把工委调研科同志所掌握的材料，集中到华东社会部三科的上海组。两方面人员会合后，即开始了整理编写有关接管材料的工作。华东社会部将济南战役中和济南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平、津、沪等地的图书、报刊等公开出版物，通过秘密情报渠道所获得的材料，刚解放的南通国民党县政府、文化馆、南通学院、图书馆等处搜集到的有关资料，都集中送到淮阴。上海地下党组织收集提供了许多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公开出版的上海电话簿、各种年鉴，以及获悉的有关消息，因时间近，内容更符合实际情况。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收集资料，发动党员通过各种关系开展工作。当时在上海参加过这项任务的中共老党员范用后来回忆说：
　　我奉命留守上海，除了料理出版社未了事宜，同时接受组织上交付的任务，迎接上海解放。
　　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调查官方书店、印刷厂，尽可能详细，甚至包括这些机构负责人住址及电话，写成材料，交组织上转送丹阳第三野战军，印成手册，以便接管。
　　在各方面提供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把共计30册、百万字的材料编写完毕付印，在丹阳分发给接管上海系统的接管专员、部队军以上的领导干部。
　　这30本上海调查资料中，收录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以及上海警政特机构、国民党金融机构等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公馆”的地址和电话。有关上海市官僚资本的情况也出了一本专册。这个专册是江苏省委职委委员吴雪之在上海临解放前三个月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地下党领导人刘长胜的直接领导下，和地下党金融系统负责人项克方一起通过党的组织和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搜集了国民党在沪官僚资本企业的机密情况后编辑而成，其内容包括这些企业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其他如上海各宗教团体、工商业团体，各种社团、医院等，有的虽不属于接管对象，但都各出专册。外事方面则有联合国驻沪机构、上海各国领事、驻沪美军以及外侨的材料，内容也颇为翔实。
　　这些材料下发后，立即成为各口接管干部的必读“文件”。一位粮食口的接管人员看了材料后说：“我们从农村来，从未到过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参加接管警察系统的几位在苏、鲁、豫解放区工作的干部，原先对上海十分陌生，拿到有关上海警察局的材料后，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复杂系统的网络，后来又在上海警察局500名中共地TN员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对警察局的接管。陈毅在丹阳看到这些材料后，相当满意，解放后的一天他见到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高兴地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个大功!”
　　对资本家的争取
　　共产党在解放上海之前，对上海资本家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工作，地下党组织利用新闻广播、邮寄传单、登门拜访、亲友劝说等多种方式，争取资本家留下来。如地下党组织利用工商界的星期五聚餐会，宣传新民主主义政策，使一些动摇不定的资本家稳定下来。工商界人士贝谛华回忆说：
　　1949年春间，有一次聚餐会上，张友新同志介绍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这就是我急于要知道的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北平解放后，上海国民党报刊歪曲宣传，**共产党，不明真相的工商业者，都为自己的前途忧虑。……像我这种中小工商业者，要走，感到损失很大，留着，又怕遭到斗争，后悔莫及。当时工商业中有这种顾虑的人不少。由于我参加“工商”的聚餐会和座谈会，听到张友新同志的介绍，后来又听到顾树桢、顾翼然同志介绍天津解放后，共产党对工商业的政策和城市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从而使我安下心来。我向我们企业六位股东提出，不再套汇去香港。同时也向化工、外贸同业中关系较好的朋友传播，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也谈了去留的得失问题。……因此我所熟悉的化工、外贸行业中的友人，当初动摇不定的，都定下心来没有走，迎来了上海解放。
　　一些资本家在历经抗战和内战后，其事业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基于家族企业的使命感和民族企业家的责任心，他们从内心说并不愿意离开上海，然而在即将到来且充满未知的共产党政权面前，他们的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曾在给他伯父郭乐的信中这样写道：“余自接来函后，寝食不安。窃以自创业永安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浩叹。际此时局颠荡，变幻无常。”
　　永安公司在上海百货行业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家公司，郭琳爽的动向对同业中人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早在1948年底，中共永安公司党总支根据百货业党委指示，就派地下党员丁盛雅对郭琳爽做动员说服工作。在七重天酒楼，丁带着女儿同郭见了面，边吃边聊。谈到时局，丁问郭今后作何打算?郭思忖了一会，向丁表示：“公司好比一只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会走的。”有一次，前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在他家吃饭，酒后吐真言：国共交战国民党军队一定失败，因为共产党军队有组织有纪律，解放军家属个个都晓得勉励自己的儿子为人民服务为穷人打天下；反观“国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留，老百姓恨之入骨，蒋介石靠不住，政府没有希望了。对于国民党的失势、失败乃至灭亡，郭琳爽毫不惋惜，他关心的是永安公司的命运，共产党军队进城后他的公司会受到什么影响?香港方面一再召他回港，他原先留沪的主意又发生动摇，便悄悄买好飞机票，准备离沪，但又将此打算透露给公司几名业务部长。地下党组织很快掌握了这一消息，继丁盛雅之后负责做郭琳爽工作的夏大义，以熟悉共产党政策的民主人士身份去见他，向他详解党的十六个字的经济政策，有针对性地说明共产党是保护私人工商业的，并着重指出解放后只需遵守政府法令，顺应民心，还是有利可图的，职工也不会算旧账的。几天后，郭琳爽终于坚定了留下的决心，退掉了飞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