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毒事件【上海“东洋人投毒”事件与五四抵日民潮】

　　1919年的那个晚春，注定是一个非凡的岁月。北京的学生们正在振臂呼喊口号，一波波冲上大街，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请愿，逐步演化成暴力对抗政府，这便是日后被称之为“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在当时并未处于运动中心的上海，大小报馆都对这一发起于北方的爱国热潮报以极大的关注，各种似是而非的新闻纷纷出现在报纸头条。很快，来自北方的这股政治狂风，把“阿拉上海人’对“东洋赤佬”的不满情绪也吹醒了，市民们热切地期望着自己也能做点什么。
　　到了5月底，一条爆炸性的小道消息，开始流传于申城市井。消息称，有’几个“东洋人’在南市一带居民聚居区，往水井里和居民晾晒在外的食品上投毒!起初，这则未经证实的消息只是“游走”于坊间，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但到了6月6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随后，《时事新报》、《申报》、《民国日报》和《英文沪报》等各大报刊相继跟进，连篇累牍加以渲染，事态开始扩大，“投毒”这个字眼幻化出的巨大恐慌，如乌云般地笼罩在这座中国最现代化城市的大街小巷。
　　投毒，人们“宁信其有”
　　1919年6月初，《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署名“向锋”的时评文章，更是义愤填膺地指责“日人行荼毒之事，实为预谋之现行……”。该文可算是第一次在公开的新闻媒介上指责此事。事实上，有关“东洋人投毒”传闻已在南市、老北门路(今人民路北侧的河南南路段)一带流传。几天后，《新闻报》三版的“沪上众景”栏目以“社会新闻”的形式，首度公开刊登消息称：“昨日晨法租界近南洋桥周遭一切如常，忽闻有民众扭获一东洋浪人，(此人)正欲朝拎水龙头等水之妇人桶中掷抛褐色异物(拎水龙头：华人聚居区集中供应自来水的泵站——笔者注)。众人疑为投毒而将之绑送警署。”
　　上海人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历来不同于对一般洋人。同样黄皮肤黑眼珠，所不同的只是东洋人的那副异样的做派，留一撮仁丹胡，穿西服打领带，拄根文明棍；有的脚穿一双“木拖板”(日本木屐)嘀笃嘀笃地满街跑，让人看了不舒服。东洋人是沾了英法等西洋人的光才成为上海滩一等公民的。1905年以后(日俄战争中，日方获胜)，上海街头突然出现了不少腰佩武士刀的浪人，盛气凌人地招摇过市，上海人看了心里特别别扭。
　　有这样的民众心态作为基础，上世纪20年代前后，只要报章上刊有关于日本人欺压华人的消息，或多或少都会引来市民们的关注，“东洋人投毒”的新闻自然也成了一个热点。就在《新闻报》刊发“日人投毒”的消息之后，尽管《民国日报》专门撰文予以澄清，说是经警方查验，两名日本人投往“拎水龙头”妇人水桶中的“褐色异物”只是一些酱油，而非市井所传的毒药，但人们的恐慌情绪并不会因为这篇200余字的小文章而有所消减。也许是因为《民国日报》这篇“澄清文章”带来的连锁反应。自6月8日开始，《新闻报》开始做连续报道，第一则消息称，7日晚，南市小南门近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附近，有一日本人身着灰色学生装，疑似假冒中国学生正欲施往义井(租界当局为市民挖凿的公益水井——笔者注)中投毒，周边华人揪其衫诘问，混乱中，此人竞乘隙脱身。另一报道称，8日一早，有两人在虹口江湾路(今东江湾路)一处菜蔬集市上，将袖藏之玻璃瓶内液体悄悄滴至各摊菜蔬，被人发觉众呼捉拿，此二人转身飞奔而逃。第三则消息更绝，称9日星期天的午后，一清瘦外国人，身着长袍乔装成中国人，将一枚铜板置于菜市路(今顺昌路)协春记茶叶店门前之茶杯内，店老板颇觉异常，遂用该茶杯舀来一杯茶嘱其饮下，不料该外国人坚决拒绝，该店老板怀疑该洋人图谋投毒，拉来巡捕报警，将其扭送捕房处置。事后，经警务部门调查，尽管这三条看上去有鼻有眼的“新闻”，均被定为“稽查已详，此无实据”，但骇人的消息在民众中已经广泛传播，无疑加重了整个城市的恐慌。
　　1919年6月15日，刚刚创刊，才出版到第二期的《星期评论》上，有一署名“大华”的时评文章，其中写道“……本埠近传外国人于市民食物中抛洒毒物，报章累牍以宣，余读之，初时并不以为然，甚觉此事应无可能，充其量是市井谣传不足为信；然嗣后顿悟，该情状余不仅亲耳所闻，更是亲眼所见之事实……”。6月18日，参加北京学潮的一批学生回到上海，在《救亡雪耻报》刊登他们的《泣血告市民书》，希望上海市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日人之商品流通，当为国人自身之责任……”。也就是说，一起流传于坊间，而事实真相又缺乏足够依据的“东洋人投毒”事件，已经迅速被民众所认定，非常情绪化地被“事实”了。一场“反日”的社会风潮已酝酿成熟，即将揭幕。
　　投毒传闻，在“学运”里得以发酵
　　1919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北京“五四”游行队伍里高呼的口号声很快传到了上海，5月11日(另有记载为5月9日)，复旦大学、南洋中学等31家学校学生在地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环球学生联合会会所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大会公举复旦学生何葆仁(字子元，福建厦门人，华侨子弟)为主席。何葆仁在会上向学生发出“驱逐日商，举市罢课”的号召。5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北京大学段锡朋和何葆仁分任总会正副会长。这次大会向全国发出抵制日货倡议，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誓死拒约，电告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如或违背民意……当与曹、章、陆同论(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笔者注)。”于是，一场矛头直对日本的风潮由此拉开序幕。
　　5月18日，上海首次发生路边行人抢夺日本人手中物品的事件。据《申报》5月18日报道，“几个学生与游民抢夺日本人项上草帽，掷于马路遭人踩踏……”。从那时开始，这种扯毁东洋草帽的行为在租界非常普遍。学生团体鼓动宣传活动充斥了上海的大街小巷，黄包车夫“拒载”东洋人，华人开设的游乐场不准日本人进入，还有的小报童甚至不肯把报纸卖给日本人……学联为了鼓动上海的商人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据费正清《1919——上海民潮笔记》(剑桥1988年版)所说，5月22日，约有近千名学生在法界宁波路(今淮海东路)集结，在段锡朋等人的带领下，“先自行至南市大达码头、十六铺等各家商铺前，齐跪在地，要求商人闭市谢客，如若店铺老板不予理睬，几十乃至上百的学生堵在店前，长跪不起”。基于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新闻舆论以及市民爱国热情，上海商会也开始有所动作，并于6月5日开始实行全市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