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惊心动魄的对敌斗争] 惊心动魄

　　1963年四五月间，为了增进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了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第四国。在访问柬埔寨期间，我们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谋杀与反谋杀的生死较量。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各部门密切合作，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保证了刘少奇的出访安全。
　　鉴于敌情严重，周总理特别指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负责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我当时在罗青长领导下工作，作为他的秘书随同出访，协助他掌握敌情和进行内外联系。所以，我亲历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
　　近50年来，中外媒体对此报道甚多。其中，有的是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的回忆，有的是专家学者根据有关材料写的纪实文章。这些回忆和文章大都是有根有据的，但也有不少报道(包括影视片)鱼龙混杂，甚至虚构情节，添枝加叶，有失本来面貌。
　　我虽然作为亲历者之一，但因时隔近半个世纪，有些细节已记忆不清。最近这段时间，我查阅了一些档案材料，采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和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使我对此案有了较清晰的了解。现根据已有材料(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加上我个人记忆，对“湘江案”的前前后后做些介绍。
　　蓄谋已久的暗杀部署
　　蒋介石集团1949年败退台湾后，一直处心积虑地趁我领导人出访之机进行暗杀活动。1955年，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后，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导致我多名工作人员因飞机爆炸身亡，周总理等领导人因临时改变计划而幸免于难。1956年11月，周总理访问柬埔寨时，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亲赴曼谷坐镇指挥，企图再次对周总理下手，终因器材不足和我防范得力未能得逞。
　　1958年7月，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日益密切。1960年5月，周总理访问柬埔寨；1960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应刘少奇主席邀请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刘少奇进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以及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台湾特务机关预计，刘少奇必将回访柬埔寨。
　　从1961年开始，台湾特务机关“国家安全局”就为谋杀活动做准备。首先，他们指派长期潜伏在西贡的老牌特务廖时亮组建“南越指挥站”，负责指挥和策划在金边的暗杀活动。1962年2月，该站在柬埔寨设立“金边组”(又称“高棉组”)，并从台湾派暗杀老手、曾亲自缉拿日本著名间谍川岛芳子的上校级特务张霈芝任组长，由长期潜伏金边、对当地人情和地貌都很熟悉的农稔祥任副组长。组建之初，该组只有张霈芝、农稔祥和两个组员，后来网罗了潜伏在柬政府及军警内部的众多“内线”，并通过收买手段，迅速发展到40多人。
　　台湾特务机关之所以选定金边为谋杀地点，西贡为指挥据点，是因为：(1)柬埔寨独立不久，其内部反共亲美势力较大；(2)金边蒋特力量较强，柬政府许多部门都有他们的“内线”；(3)金边与西贡有一号公路相通，派遣人员、运送器材、传递情报、指挥行动都很方便。
　　暗杀计划的制订
　　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四国是分三段进行的。4月12日至26日访问印尼、缅甸；5月1日至6日访问柬埔寨；5月10日至16日访问越南。中间两次在昆明作短暂休息。
　　鉴于敌情严重，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消息，我们有意推迟到临行前两天(4月28日)才公布。我们内定是4月30日访柬，但消息中没有提及访问时间。新华社的消息只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将应邀访问柬埔寨，同行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等。罗青长未列入报道名单，也是有意安排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前一个月，即1963年3月，就得知这一消息。根据我的记忆，这是由于我驻柬使馆采购人员无意泄密造成的。该采购人员曾在金边一家商店大量采购物品，这家商店恰好是国民党的特务据点。老板问他：“为什么采购这么多东西?”他透露要为刘少奇访柬做准备。因此，国民党特务“金边组”随即报告了“西贡指挥站”，指挥站又报告台湾特务机关。这一情况，我从“袁庚日记”中得到证实。袁庚在1963年3月7日到达金边后的第一篇日记中写道：“我驻柬使馆有一案件正在审查，直接涉及使馆会计。究竟馆内泄密程度如何?有无内奸?如何审查和清理内部?采取何种有效防范措施?这些都增加了大家的思想负担，分散了不少精力。”
　　台湾特务机关得知刘少奇访柬的确切消息后，于3月中旬将廖时亮、张霈芝、农稔祥等人召回台湾，在情报局长叶翔之(原任“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专门从事暗杀活动)指导下，制订代号为“湘江案”的暗杀计划。廖时亮等曾设想三种方案：一是对刘少奇座车投掷手榴弹；二是在公开活动场所实施枪击；三是在食品中下毒。这些方案均被叶翔之否定，他认为风险大，成功率低，要求重新制订计划。当时我情报部门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在制订“湘江案”计划，也知道原来的方案被否定，但新的方案是什么，如何具体实施，都不清楚。因此，进一步了解“湘江案”的具体行动计划，已成为我情报部门的当务之急。
　　中央对安全工作周密部署
　　鉴于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教训，此后凡是我领导人出访，都要成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该小组一般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牵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直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这次刘少奇出访也不例外。
　　1963年3月，“中央安全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安全小组”)成立。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廖承志、孔原任副组长。办事机构照例设在中央调查部。
　　安全小组成立后，于4月1日、2日、6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敌情，商讨对策，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安全小组作出如下决定：(1)派袁庚(时任调查部一局副局长)、吴济生(时任中央侨办司长)、杨士瑞(公安部)组成先遣组，先期到达金边，协助我驻柬使馆查明敌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2)由公安部部署力量，设法从香港方面掌握蒋特动态。(3)由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率各方面医务专家(包括外科专家吴蔚然、胸外科专家吴英恺等)在昆明待命，以防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