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村落 我们的村落的歌词
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毕业典礼，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但是今天同时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在今天的15分钟里我打算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点我自己的“人生”笔记。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所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粉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美援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1900年，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了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和你们说这些呢?我有我的理由。
你们是香港大学100周年的毕业生，而香港大学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西医学堂”。如果这点你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那我们看看1887年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不妨记得，在1887年，尸体的解剖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还是大逆不道的，而西医学堂已经要求它的学生必修解剖课。我们不妨记得，当鲁迅的父亲重病在床——那已是1897年，绍兴的医生给他开的药引，是一对蟋蟀，而且必须是“元配”。了解这个时代氛围，你才能体会到，124年前，创办西医学堂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改变时代的里程碑。
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深沉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一些特殊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动如剑者，改造了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既聪慧又锲而不舍的人，发明了各种疫苗。今天你我所处的世界，天花彻底灭绝，疟疾和霍乱病毒已经相当程度被控制，台湾和香港的女生已经不知道有“头虱”这个东西。西医学堂创立124年之后的今天，港大医学院培养出很多世界顶尖的学者和医生。为全球社区的幸福作贡献。而你们，正是踏着这个传统的足迹一路走来的。
你们是社会的精英层。即便现在还不是，将来也会是。而你们所身处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香港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享有近三万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万居民中却有123万人生存在贫穷线下。在全世界的已开发地区里，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我想说的是，身为这么一个重要传承的接棒人，你也许可以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思索一下自己来自哪里、何处可之。124年前，第一颗石头打下了桩，铺出的路，一路绵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为如果你能随口回答，我反而要怀疑你的真诚。一个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信仰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首任学堂院长Patrick Manson后来担任伦敦殖民部的医疗顾问，负责为申请到热带亚非地区做下层工作的人进行体检，体检不通过的，就得不到这样的工作机会。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90％的体检者都有一口烂牙，检查不合格。毕竟，有钱人才看得起牙医。他该怎么办呢?
Manson是这么处理的。他给上司写了封信，说，以烂牙理由“淘汰掉他们等同于淘汰掉整个他们这个阶层的人”，他建议政府为穷困的人提供牙医的服务。
有些专业者看见烂牙就是烂牙。有些人，譬如Manson，看见烂牙的同时，却也看见人的存在状态——他认识痛苦。就是这种看起来很不重要、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里的判断和抉择，决定了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节选自2011年11月28日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