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长出来的戏剧|论曹禺戏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

　　 8月初，果陀剧团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四场，每一场临近结尾，观众席里都会传来一片低低的啜泣声。这是一出感人而不煽情的戏，金士杰扮演的莫利教授既天真又认真，拥抱生活，甚至拥抱死亡。这让很多人好奇，刚做爸爸不久的他怎样迅速转换剧场里的悲情和家里的喜悦，但对金士杰来说这些都是一回事。生活就是由这些自然的部分组成，而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沉浸在梦里的戏剧的一部分。
　　采访安排在金士杰所住酒店二层的咖啡厅里，他穿着干净朴素的衬衫，刚一落座就掏自己那个旧包，“抽一根不合法的烟，这里不让抽，但我就要抽”。服务生竟也真的没管他，任他自顾自地点上火。他很直，想到什么说什么，整个采访过程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沉思，时而爆发，时而平静，俨然一个孩子，还是那种顽童。快结束时，他偶然往窗外一瞥，看到路边便道上，家里的阿姨正抱着儿子在外面溜达，他专注地看了一会，脸上露出甜蜜的笑，隔着玻璃对孩子招手。那一刻，金士杰褪去了他的锋芒，变成了一个柔软的、温情的，从隔壁推门而出的普通父亲。
　　眷村走出的江滨柳
　　仔细听金士杰的口音，会发现与我们平常接触的台湾人很不一样。没有嗲嗲的语气，平舌翘舌说得干净利落，可以算得上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据说如果你用四川话和他聊天，他甚至会以同样的四川音来回你，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生长环境——眷村。
　　1949年国民党各军种部队、单位进驻台湾，政府用竹篱笆围起一个个“城中村”，与台湾本地相互隔绝。金士杰家是空军的一员，无论来自哪里，整个空军眷村通用的是四川话，就像纺织厂的眷村用南京话，织袜厂的眷村讲山东话一样。于是他完全不会讲台湾方言，而是耳濡目染了一口流利的川音。
　　眷村里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过去，因战乱聚集到一起，再一同来到陌生的海峡对面。尽管故乡不同，但相较于台湾，他们有着共同的“根”，金士杰小时候陪父母清明扫墓，祖坟不在，只能祭奠眷村里过世的老人。他形容他们就像犹太人，生活飘零四海，却有着极强的种族意识，无比盼望家的聚合。
　　这种情结伴随着他出演了20年的《暗恋桃花源》，剧中他饰演的江滨柳与女主角云之凡因战乱在上海相遇，又因战乱离散。直到40年后，江滨柳濒临病危才得以再次相见。金士杰形容演这部戏就像重演他父辈的人生。江滨柳就是他的父亲、叔叔，那些在眷村老去的老人，他们曾经美丽的外滩梦，一回首就没有了。他们在时代里丢失了自己，惟一的希望是午夜梦回时分，重温过去的回忆。江滨柳正是这样的一个梦，他演这部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对父辈献上最大的敬意。
　　兰陵教会我Relax
　　很多人很好奇，金士杰是如何将一个“渐冻人”的身体表现得那么真实，他极强的身体控制能力是演员中少有的。但金士杰从未上过一堂正规的戏剧专业课，从文艺青年到戏剧大师，真正的起源在“兰陵剧坊”。
　　兰陵剧坊是台湾第一个业余的实验小剧场剧团，也是当时最没有固定风格的剧团。团员集合的第一天，用金士杰的话说就是“乱七八糟歪瓜裂枣一大堆，每个人长得都不像，一个穿西装的怎么会跟一个穿破烂的人坐在一起？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跟一个很横的女孩坐在一块儿”。金士杰和朋友找到从美国回来的吴静吉，说动他带着他们一起做戏，吴静吉给了他们一句话：“我们做一些活动与练习，你们没有一个人需要把演出放在心上。”于是他们就玩了一年半。今天看来这种“玩”似的练习方式并不稀奇，但兰陵成立的时间是1980年，那时候整个台湾的戏剧环境是一片沙漠。那一年半金士杰学会了一件对他整个人生都至关重要的事——Relax，也就是放松。这种放松代表一种宽大和包容的思想，将人身心的一些阻碍用无形的方式给捋平了，也让他们想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于是兰陵成为了当时台湾最具实验性的剧团，每一出戏都和上一出完全不同。没有钱，就想各种办法，第一次演出灯光是家里的麻将灯，服装是乱七八糟自己穿自己的，没有花一毛成本，但演完了的掌声是一样的。
　　在《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里，莫利问了米奇一个问题：“你和你的心灵能够和平相处吗？”学生的生活看似光鲜，但他的内心却并不觉得舒适。莫利的发问既是在问他，也是在问每个人，你活得还好吗？活得舒服吗？放松是一种人生的功课，人与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解放，“我喜欢你的时候能够很自然地不怕你的身体吗，讲起来很容易，有时候我们跟家人，跟爱人也做不到。这个小疙瘩把我们给僵住了”。
　　面具收集家
　　金士杰有个爱好是收集面具，他家里的墙上挂满了他从各处搜罗来的面具。说起这个话题他滔滔不绝，说他从小就认为脸是假的，每个人的脸都是假的。“可能基于我的性格比较懦弱胆小一点，见别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微笑，别人叫‘哎你’我就笑，久而久之我觉得我有点像神经病，为什么我要笑？我没有觉得我要笑，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会笑？这种东西大概来自性格的一种懦弱不自信，一种躲藏嗜好吧。”他常常不太相信每个人的脸，一直在好奇在打量别人，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表情都产生疑惑。于是他对面具开始感兴趣，因为面具既是假的，又是假中带真的，具有一种象征的写意的传达力。“一张面具对我来讲很像一首诗，一个有意思的性格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摆在这了，具有某种文化的特色。”
　　如果你专注地观察金士杰的脸，会发现他每一个表情都生动鲜明，坚硬有力，彼此变换不拖泥带水，就像一个个鲜活的面具，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说好演员即使不在演戏，身上也还是会“有戏”。“我常常可以看一个面具看很久，有的面具我几秒钟看完了，那种面具我不要，有的面具我看了一分钟还不停地在看，我看不懂或者它在吸引我，在想它是好人还是坏人，它是幽默的暴力的，它是好色的，它是贪婪的。我也通常戴着面具上表演课，这张面具是一个表演，那张面具又是另外一种表演，我想追求哪一种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