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皇族书法家的传奇人生:书法家启功

　　启功生前曾有诗道，“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如今已是他的百年诞辰，尘世间的是是非非都早成了过眼云烟。对于这位末世皇族的坎坷人生与成才之路，实在有太多值得我们品味。中学肄业的启功，最后能成为大学讲堂上的教授、知名当世的文化大师，一方面固然是他个人的奇迹，另一方面也正是唯才是举的评议制度的功劳。
　　雍正九世孙
　　听说过启功的人，想必也都知道他出身清朝皇族，至于他究竟与爱新觉罗氏的皇帝有什么血缘关系，一般人就知之甚少了。启功是雍正帝的第九代孙，祖上是雍正的五子和亲王弘昼，由于清朝实行每一代降级袭爵的制度，加之启功高祖载崇出身侧室，所以到了他曾祖溥良一代，就仅仅是奉国将军了。
　　为了振兴没落的家世，溥良主动放弃爵位，参加科举考试，最后不但及第，而且官至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毓隆也是以科举入仕，官居四川学政。毓隆也希望儿子恒同走父祖的从政之路，但谁想恒同在十九岁时就病故了，此时启功才刚过一岁。
　　启功生于1912年7月，中国告别帝制，步入共和的那一年，所以他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非大清帝国的子民，从没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启功后来也不愿再姓爱新觉罗，自称姓“启”名“功”，因为在他看来，“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启功成名后，有人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爱新觉罗?启功收”，或者干脆称他为“金启功”，启功对这些来信都是置之不理，后来实在不耐烦了，就在信封上批“查无此人，请退回”。
　　父亲早逝，启功家里的开支全凭祖父的俸禄。在他十岁时，祖父也撒手人寰，让这个家庭彻底没了经济来源。伸出援手的是祖父生前任四川学政时的两个学生，他们以“孀媳弱女，同抚孤孙”的名义，为启功一家三口（包括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募集了2000元善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拜在齐白石门下
　　启功12岁进入小学读书，插班在四年级，两年后升入汇文中学。因为在小学六年级时已经包含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所以启功入学后直接跳级到初二。高中时，因为英语成绩实在太差，无法通过期末补考，所以就中途辍学了。但是在中学期间，他曾先后追随数位名师学画，在学校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业。
　　启功最早拜画家贾羲民为师，学习书画鉴赏。启功每月月初的三天会随老师去故宫看画展，每看一件作品，贾羲民就为启功讲解相关鉴赏与鉴定方面的知识。后来在贾老师的介绍下，启功又转投名画家吴镜汀门下，学习“内行画”。
　　溥心畲和齐白石则是对启功影响更大的两位老师。溥心畲也出身清朝宗室，算起来是启功曾祖辈的人物。启功最初想向这位长辈学画时，溥心畲总是问他有没有作诗。没办法，启功只能硬着头皮学写诗，在名师指导下，不久也就掌握了作诗的方法。至于绘画，启功常常会自己画上一个扇面，然后在旁边题一首诗，溥心畲如果看了诗不错，也就会高兴地给启功的画指点一二。
　　启功的一位远房叔祖曾给齐白石做过一口上好的寿材，就此与齐白石相识。后来这位叔祖就将启功推荐给了齐白石。齐白石对启功的才华十分欣赏，有时启功几天没有过去，他就禁不住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在齐白石门下，启功的绘画技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大字报让启功书法有了用武之地
　　结婚时启功21岁，因为只是中学肄业，找工作十分困难。当初为启功一家募捐的两个人找到了启功曾祖溥良的门生、曾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傅增湘很欣赏启功的书画才华，就把他推荐给了时为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获得了教一年级国文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长，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就把他给辞退了。
　　陈垣知道这件事后，又把启功召回辅仁，让他在美术系当了一名助教，他相信师从贾羲民、溥心畲、齐白石的启功，既有绘画知识，又有绘画能力，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只是没想到，分管美术系的还是之前那位院长，于是启功再次失去了工作。
　　时间很快就到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只会写诗作画的启功没有一技谋生，一家人陷入困顿。启功的八叔祖当时正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市政府当一个小职员，就给他在秘书厅谋了个助理员的位置。从1938年的三月到八月间，启功其实是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伪职”。帮助启功脱离这段痛苦经历的还是陈垣校长，启功第三次执教辅仁。
　　1949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57年，在校长陈垣主持下，评议新增教授人选，启功在会上全票当选为教授。不过启功很快就被划为“右派”，降级为副教授。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曾给党提过意见，而启功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言论。结果有人在他给画家徐燕荪的赞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罗织了一条“罪状”，说启功“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崇拜”。
　　启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曾劝慰老伴章宝琛说：“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严重的言论，当了两年右派后，启功就被“摘帽”了，在北师大讲一些作品选，或者编编教材，比较平静地过了八九年。“**”一来，启功夫妇两个人的生活就又被打乱了。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小将们跑到启功家里，质问他：“有什么‘封资修’？”启功回答说：“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喝道：“那好，就给你封了吧！”红卫兵们说着就给启功的东西贴上了封条。后来一位卖力批判启功的人，曾在“**”后登门道歉。谁知启功心下早已释然，对来人说：“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了就过去了。”
　　“**”中大字报的出现，让启功的书法技能有了用武之地，他平时就在北师大负责抄大字报。那时就是一枝秃笔，几张彩纸或报纸，边抄边聊，反而能挥洒自如，以至启功回忆说，那段时间是他“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结束后，一遇上有人问他写的什么体时，启功就随口回答是“大字报体”。启功在拍卖品市场上还见到过他当年抄写的毛主席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