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第一代：第一公民梁启超的乱世传奇

　　公元1873年2月23日，粱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县。　　一个新时代的启蒙者，一个影响了清末民初三十年政局的活动家；一个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与启蒙的思想家，一个胡适口中“读了他的文字像受到电击”的文学家，拉开了他人生大戏的帷幕。
　　新会梁家，世代耕读。不过，祖父梁维清只中了秀才便止步不前；父亲梁宝瑛连秀才都没考上，当了一辈子童生。梁家只好将希望寄托到梁启超身上。
　　梁启超被称为“五百年一遇的天才”，6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9岁能写千字文章，吟诗作对的本领更是令人惊叹。在他10岁那年，梁宝瑛的老友李兆镜给梁启超出了一个上联，叫“推车过小陌”，梁启超不假思索便对出了下联“策马入长安”。这是何等的才思敏捷与自命不凡。
　　梁启超11岁考中秀才，16岁考中举人。主考官李端棻见他文采超群，风华正茂，当场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两年后的1891年，他与大他4岁的李蕙仙成了婚。
　　梁启超是幸运的，李蕙仙温柔贤惠，与梁举案齐眉，为他生育了3个子女，长女思顺、长子思成和次女思庄。随李蕙仙陪嫁的两个丫鬟里，有一个叫王桂荃，后来做了粱启超的侧室，为他生养了另外6个子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和思礼。王桂荃聪明勤快，1929年粱肩超去世后，她独自一人将一众子女培养成才。
　　戊戌政变，断发走东瀛
　　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会了33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梁启超觉得以前学的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不是真正的学问。于是，他当场拜康有为为师。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一所万木草堂，开馆授徒。在万木草堂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梁启超获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时，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也开始在康有为的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1895年春天，梁启超跟康有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粱启超和其他举人愤怒了，在康有为的振臂一呼下，10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敦促朝廷拒绝和议，着手改革。史称“公车上书”。
　　然而，公车上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赠送给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宣传变法的文章，用饱含深情的文笔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当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纷纷慷慨解囊，出资赞助。
　　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后，梁启超对清廷十分愤慨，他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
　　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陛见，“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根据皇帝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等。但是，变法的制定者们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们徒有激情而未顾及现实。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等，每一项改革都冲击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维新党行动过于操切，言辞过于激烈，康有为面对一众大臣，竟然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的狂言，实在是书生意气。
　　情急之下，他们想到“围园杀后”。本以为看准了袁世凯，可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袁世凯察觉到风向不对，担心引火烧身，便跑到天津，将康梁等人的计划向直隶总督荣禄和盘托出。事态扩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见不同，而上升到了“谋反”的程度。震怒之余，慈禧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刚刚结束访华的行程，滞留北京。他对日本驻华大使林权助说：“救救梁启超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在他和林权助的帮助下，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领事郑永昌的帮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馆，再化装成猎户的模样，准备离津。不久，梁启超在天津车站的月台上行走时，被其熟人发现并报告了官府，捕快很快追了上来。梁启超跳进帆船，躲至深夜才敢开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驶去。
　　望着苍茫的太平洋，梁启超心事沉重，思绪万端，写下“忍慈割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的诗句，梁启超抵目后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从香港辗转来到日本。师徒相见，犹如重生，不由热泪盈眶。
　　从共和派转向立宪派
　　流亡的生活并不平静。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在日本内阁大臣犬养毅家，梁启超结识了孙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倡导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断无与他合作的可能。
　　梁启超却没有丝毫成见，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从善如流，赞成革命，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当时，孙中山的声望无法同梁启超相比，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
　　1899年夏，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离开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师的掣肘，梁启超同孙中山往来更加频繁。不过，梁启超并非对孙中山笃信不疑。他认为孙中山常说大话，“徒使人见轻耳”。
　　不久，梁启超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己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接信后，怒不可遏，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启超表面上听从老师的话，内心却很不满。除了政见不同，经济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启超流亡海外，主要靠办刊、卖文维持生计，生活清苦。而康有为声称有光绪的“衣带诏”，以保皇为名一路大肆敛财，掌握了百万巨款，却并未很好地接济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