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论剑四十年:十年论剑彩凤飞

　　按响门铃之后，冀老打开屋门，并和我亲切握手，然后把我让进面积不大装饰也很简朴的客厅。冀老的夫人——我国原驻美使馆和驻英使馆一等秘书，曾在联合国秘书处担任笔译的汪向同老人为记者泡上一杯乌龙茶，寒喧几句之后，就进入正题。
　　“所谈之事如有遗漏和表达不妥，由我的夫人汪向同负责补充校正。”冀老边说边向老夫人顽皮地眨着眼。汪老微笑点头同意。客厅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愉悦氛围。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汾阳县。汾阳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一功臣名将郭子仪就是我的汾阳同乡，所以他被封为“汾阳王”。我出生在省会太原上马街，我的家庭可以算是殷实的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冀贡泉早年留学日本，主修法律。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同情支持留日学生的秘密反清活动。但他拒绝参加任何党派，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参加保皇党我怕丢脸，参加革命党我怕丢脑袋”。回国以后我父亲多次在当时的山西阎锡山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而且著述颇丰。“七·七事变”以后，大哥冀朝鼎和父亲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带领我们侨居美国。冀朝鼎是1927年入党并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地下党员。
　　【“他们到美国后，冀贡泉在《华侨日报》担任总编，宣传抗日，在旅美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国以后，他长期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周总理也一直很关心他，‘**’中逝世：冀朝鼎长期担任中国贸促协会副会长，1963年8月去世，周总理亲自出席他的追悼会。”汪老补充说。】
　　她补充得很对，其实那次我们全家本来是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但形势突变，周总理临时改变决定，让我父亲到美国去工作，否则现在我就是“三八”式老干部了。
　　我出生时，家境是很优裕的，那时我们家有汽车、人力车，雇七个仆人。我自己有一个叫福海的专职仆人，我小时经常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宽阔的太原老城墙上跑来跑去。但那时我最经常吃的饭就是母亲用香油、酱油和醋拌的面条和面片，但很少吃肉和其它营养品，所以身体一直很弱，到了美国之后，也许是经常喝牛奶的缘故，才长成大个子。
　　从1939年2月到达美国到1950年10月离开，我在美国一共生活了11年。刚到美国时，由于正值抗战时期，广大美国人民很同情战斗在反法西斯最前线的中国人民，“爱屋及乌”，对我也很好。上小学时，由于我吃不惯大米，而向校方大发脾气，校方马上给我调换了主食。为了纠正我的英语发音，校方还专门指定了优秀的老师给我“开小灶”。
　　【是的，汪老笑着补充……他以后每当提及此事都会说：“真奇怪，我的口齿不很伶俐，但我却是高级翻译，我在联合国当副秘书长时，我的一项特长就是用流利的英语到世界各地讲演。】
　　我们到美国时，由于携带的钱财在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中都消耗殆尽，所以只能租住在纽约最便宜的地区——曼哈顿东城下区第十二街的一处破旧公寓，蟑螂满地爬，墙上的白灰一片一片往下掉，那时我还不到十岁，见到这种情况，惊奇地对父母讲：“谁说美国很富，美国穷得很啊!”
　　在小学里我们兄妹学习都很努力，享受全额奖学金。1944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纽约著名的私立学校——林肯中学。在学校我思想活跃，要求进步，并和几个有进步倾向的美国学生很要好，还参演进步话剧。有一个揭露美国种族歧视的话剧剧情我现在仍记得很清楚。我扮演了一个黑人士兵在战场上被打死，升入天堂。天使把这个黑人士兵拉上来一看，大嚷道：“啊，是一个黑鬼，滚蛋!”就把他推下台去。1945年学校放暑假期间，我跟随美国名作家赛珍珠在纽约州演出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戏剧。
　　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必武(时任中共代表)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他和章汉夫曾一同到我家来探望，观看并夸奖了我的演出。
　　1948年我从林肯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哈佛大学化学系。我学化工是听从父亲的意见，因为山西盛产煤，学了化学好为煤炭化工服务。当时哈佛的学费是很贵的，虽然我是优等生，有奖学金但也不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洗盘子，到私人农场去打工。
　　1949年春，我和哈佛的一些进步同学一起加入美国共产党。夏天，我利用课余时间到美共举办的马列学院上课，开始系统接触马列主义。在我的好朋友、中共地下党员浦山(他回国后在外交部任职)介绍下，参加了中共在美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理论的理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非常激动，在自己的课本上画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当时，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并把第七舰队撤出了台湾海峡。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给予奖学金，为愿意回国者提供旅费，这项决定对我本人有很大的好处。半年前我因在哈佛大学教室的黑板上写了“打倒蒋介石”，“打倒杜鲁门”受到了美当局的非议。我原来的中学停止了200元的奖学金(哈佛也沿用这种作法)，一度拮据的我现在又有奖学金了，顿感压力大减，生活改善多了，我还与其他同学共用50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
　　好日子才过了一年，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6月27日，在美国的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入侵，并派遣联合国军去朝鲜。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又回到台湾海峡。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福建沿海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渡海解放台湾，中美之间剑拔弩张，武装冲突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我本来计划在哈佛学业期满回国。因为我认为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我绝对不能呆在敌国，必须回去。而我父亲应胡适的邀请已于1947年回国在北大任教，所以我未不及征求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向校方提出退学申请。哈佛大学的教务长收到我的退学申请书后感到十分惊奇，“你现在经济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为什么还要中断学习?”接着他又说“你现在回去，他们会征你入伍的。”我的好朋友保罗·包丹听说我要回国也对我讲“美国对你这样好，你最起码也应留在美国才对。”但我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应该回国效劳!”1950年10月初，我和数十名中国留美学生一起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客轮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