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姑悲剧的原因 [简析《离婚》中爱姑的悲剧]

　　《离婚》是鲁迅《彷徨》集中最后一篇小说，也是鲁迅创作的最后一篇现实题材小说。与《狂人日记》“礼教吃人”的主题相呼应，《离婚》讲述的是礼教是如何改头换面装出一副“文明”的面孔来摧毁一个善良女子最后的傲气，使其在失败的婚姻中输得更为彻底的故事。故事主要在爱姑和七大人之间展开，对爱姑的刻画尤其细致生动，不惜笔墨，其写实的描摹与人物潜在的心灵刻画高度融合，赋予了爱姑鲜活的生命，至今仍焕发着光彩。从纵向来看，“爱姑”同祥林嫂、魏连殳、闰土、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等一样是旧中国受压迫、遭损害的典型，他们一起构成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麻木群众的群像，成为鲁迅进行国民劣根性思考的绝佳素材。
　　一、现实战场
　　鲁迅的《离婚》为我们现代文学史贡献了一位形象鲜明的女性——爱姑。爱姑是当地沿海三六十八村有名人物庄木三的女儿，她有六个兄弟，有强大的“家族后台”。她嫁给了施家，结婚后她的丈夫“姘上了一个小寡妇”，于是她哭回娘家。她的父亲庄木三最开始带着自己的六个儿子去施家讨公道，以至于拆了施家的灶。然而，3年过去了，打过多次架，讲过多次和，爱姑的事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新年伊始，庄木三和爱姑又踏上了解决离婚纠纷之路。
　　仔细看来，爱姑虽然有父亲和众多的兄弟，但其实她是孤独的，她一个人在两个战场上孤军奋战，因为她身上纠结了太多的矛盾：首先，是她和施家的矛盾。爱姑说“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们就是专和我作对，一个个都像个气杀钟馗……”然而施家的儿子——她的丈夫“就是着了那滥*子的迷，要赶我出去”，于是她觉得自己在婆家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于是骂施家的老小为“老畜牲”和“小畜牲”，以解心头之恨。其次，她和自己的父亲、兄弟也有矛盾。父亲庄木三已经为爱姑的事情伤透了脑筋，兄弟也觉得为妹妹的事情闹了多次，乏味了，累了，于是不想再管了，然而爱姑还是很执著地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地热衷于这件事情。再次，爱姑和慰老爷、七大人还有矛盾。施家在年底送给慰老爷一桌酒席，他们要的是“走散好走散好”，而不是为爱姑几次三番的调解。表面上看有这么多的矛盾，但实际上除了爱姑以外的人都有相同的愿望，那就是把婚离掉。爱姑的父亲庄木三和兄弟们不想再为爱姑的事情伤脑筋了，他们想有个“落局”，要爱姑把婚离了；施家老的不喜欢爱姑，小的有相好，再加上爱姑家人多势众，经常来“复仇”，他们都希望爱姑和他们家脱掉关系；而慰老爷和七大人受施家之托，也是要让爱姑把婚离掉。只有爱姑一个人不想离婚：她回娘家无非是咽不下在施家受欺负的那口气，想搬救兵来教训一下施家老小，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好让自己回去以后有地位，使他们不敢再欺负她。爱姑气愤地说道：“小畜牲姘上了小寡妇，就不要我；老畜牲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呵！那么容易吗？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总之，在这块现实的战场上，爱姑一个人要面对那么多的敌人，不管怎么说，她都是很需要勇气的。
　　二、隐形战场
　　而掩盖在现实战场之后的还有一个隐形的战场——政治权力的战场：封建道德伦理以及政治体系在2000年中日臻完善，而2000年思想的浸润，让统治阶级运用各种手段将这些思想深深地根植入人们脑中，使人们成为一个个被层层丝网包裹的茧子。这些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在男权社会中，他们就用这些思想来统治社会和女人。女人是父权社会中生活在最最底层的人群，她们有的只是义务，而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所以也就没有价值。当统治者们把占社会总数一半的人变成哑巴以后，女人们失去了最后的权利——说话的权利，于是不管社会怎样精彩纷呈和战火纷飞，女人们总是沉默着。然而，任何东西在成为习惯以后就是一种特别可怕的力量，当女人也习惯沉默以后，有的就只是无声的哭诉和血痕。寂静无声沉默的背后是鲜血和生命堆积而成的一页一页烈女的名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姑发出的那一点点声音是可贵的。其实，爱姑并没有想过反封建，她只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她的家人有能力让她讨回公道。最开始她是有话要说，然而后来她发现，说话是快乐的，可以发泄，还可以使自己得到尊重，于是她三番五次阻止离婚，就是想要说更多的话，和更多人说话，然而，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争取一种权利——话语权利。“话语与权力不可分，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因为权力是通过话语执行的（宣传鼓动、发号施令）通过话语儿实现的权力才是切实的、有效的。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是权力，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功能而不是实际的社会力量。”［1］而要在这个习惯沉默的社会中争取说话的权利，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爱姑和慰老爷、七大人的交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爱姑在发现事情危急的时候，勇敢起来激愤地讲出了她在施家的遭遇，而给施家老小“老畜牲”和“小畜牲”的称呼，让七大人对了她一眼。爱姑继续她的言说，讲了自己对待离婚的态度，此时慰老爷觉得她说得过火，于是打断她。当爱姑说出“那我就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的时候，七大人又对爱姑恩威并施，还让尖下巴假洋少爷来作证。爱姑觉得此时自己很孤立了，决定做最后的奋斗和“小畜牲”在公堂吵起来的时候，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兮’”，爱姑终于屈服了，转变态度“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此时的客厅就是“鸦雀无声”了。七大人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策略，那就是运用了话语的特定性和模糊性。“来兮”从七大人嘴里发出来的时候，爱姑觉得是高大摇曳的，而且此时立刻进来了一个蓝袍子黑背心像一根木棍似的男人，在这种特定的调解场合，“来兮”就是要衙役来把人拖下去执行刑罚，爱姑被七大人口里的带有权力的话语和木棍似的男人威慑住了。当七大人和慰老爷发现在他们的重重施压下，爱姑终于妥协了的时候，七大人叫来那个男人，拿来“屁塞”塞鼻孔。
　　三、悲剧结局
　　无论在现实战场还是在隐形战场，爱姑都是一个人作战，所以注定只有一个悲剧结局。在现实战场中，庄木三用90元交换了红绿帖，爱姑在七大人的主持下把婚离了。爱姑一个人对阵亲人和敌人结成的同盟，父亲把红绿帖用来交换了90元，得到了他想要的落局；施家用钱买来了他们想要的平静；慰老爷和七大人顺利完成了施家的委托。于是“庄木三点清了钱，两方面各将红绿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多了，原先收紧着的脸相也宽懈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这是除了爱姑以外所有人都想要的结局。但是这是一个荒谬的结局：离婚的是爱姑，她才是这件事情的直接关系人，可是结局好像于她都没有关系，一团和气中根本没有她的存在，她自己的愿望被这群人颠覆了。在隐形战场中，爱姑是一个人在向男权社会的话语权挑战，她想在这个女人沉默无声的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是什么原因让她发出这些声音，毕竟她有勇气这样做。然而，她毕竟是个封建女性，也还有钩刀似的脚，她和其他妇女没有本质区别。她只不过是因为父亲和兄弟的关系比别的女人腰板硬一些，她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深刻意义，她只是觉得自己在这3年里和父亲兄弟到施家闹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泄愤的感觉。她其实是一种报复心态，觉得自己在一次一次的冲突中让施家欠自己的一点一点地偿还回来。她以自以为的勇敢和无知挑战七大人这个封建权力的代表，但是爱姑小看了这个七大人，他将爱姑的阵营一步一步瓦解掉，一点一点地吞噬掉她的勇气，最后在一声高大摇曳的“来——兮”声中让爱姑彻底屈服。爱姑她以封建道德去反对封建权力，就注定了她的这件事只能以她的悲剧收场，于是她的反抗也就随着“大团圆”结局烟消云散。慰老爷注视爱姑一行离开，肯定是面带得意神色的，而爱姑的“谢谢”则是在她的精神崩溃以后发出的回到封建礼教的标志。
　　四、结语
　　爱姑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但是她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条路只有她一个人在走，她在一定程度上与整个社会做了对抗，其勇气和反抗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对抗过程中她没有坚持下去，其精神在权力的威胁下终于崩溃了。鲁迅将爱姑式的临场卑怯视为国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极力反对卑怯者半死半生地苟活，深切地期望人们能真正挣脱礼教和文化传统的禁锢，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2］爱姑从反抗到顺从的转变实际上说明了人民大众心理上的卑怯、忠顺和迷信封建权力正是统治者统治秩序得以建立的最根本原因。因为迷信封建权力，所以即使如爱姑一样要维护自身的权益也不知道自己可以依靠的法理究竟何在，她以封建伦理道德去反抗封建权力，幻想般地把所谓的公道交由统治阶层来主持；所以，爱姑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闹腾目标最终只能偃旗息鼓，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投械称臣，被旧势力招安。鲁迅在《离婚》中冷静地透视爱姑的灵魂，发现她灵魂深处的弱点，说明她精神上被奴役的程度丝毫不比其他人低，这正是一直以来鲁迅进行国民性思考所关心的。也正因为如此，爱姑从反抗开始以妥协结束的悲剧之路才特别引人注意，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1］ 张清民.话语［J］.中文自学指导，2005（05）．
　　［2］ 鲁迅.忽然想到·五［A］.鲁迅全集·华盖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葛中义.为爱姑一辩［J］．鲁迅研究月刊，1988（02）.
　　［4］ 鲁迅.离婚［A］.鲁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
　　张艳（1981—），女，四川万源人，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