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云南模式”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编者按]近年来，云南省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上取得明显成效，从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像》、在法国举办的“云南文化经济周”，到丽江《丽永金沙》、大理《蝴蝶之梦》、西双版纳《勐巴拉娜西》、迪庆《香格里拉》等大型歌舞表演，再到电影领域涌现众多优秀的新人新作，电影外景地不断建立，《花腰新娘》等故事片屡获奖项，“云之南纪录影像节”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誉。云南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途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云南现象”和“云南模式”。云南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索，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丰富完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方式，推动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为此，本刊采访了全国文联副主席、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正是在他的任职期间，云南模式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他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
　　《艺术评论》：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丹增主席。现在正值“两会”期间，会上，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也是重要的讨论议题。提及这个问题，人们必定会想到云南的经验。您能否谈谈“云南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您的总体思路、基本理念是什么?
　　丹增：云南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在1 998年，云南省委正式提出要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连接东南亚的大通道。绿色经济强省是说云南要走绿色环保的发展之路，民族文化大省就是要充分开发云南的民族文化，连接东南亚的通道是说要面向东南亚开发。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提出来后，关于到底怎么做，我们做了一些研讨，云南社科院召开过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研讨会。到2000年，云南提出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文化产业，云南省委省政府早就看到了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真正把这个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付诸实施是在2002年。当时云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句话：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
　　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认识上是要把文化的两个属性分清楚。文化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是一种资源，具有经济属性。过去我们的文化单纯强调意识形态属性，甚至将文化与政治等同起来。在这样的观念下文化产业很难得到有效发展。所以云南的文化发展首先是解决了认识问题，明确文化有两种属性。
　　《艺术评论》云南的文化发展能够取得这么高成就，与您对文化产业的理论认识密不可分。学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提到文化产业，在新世纪初期才认可这种观念，在大多数人对文化产业观念还比较模糊的时候，您是怎样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呢?
　　丹增：其实我对文化产业的理解不是在到云南之后才发生的，在西藏的时候我就在探索这个问题。我从1 983年开始文化工作，当时从《西藏日报》副总编的位置调到西藏自治区文化局任党组书记、局长，1984年开始兼任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从这时起，我开始研究文化，从新闻转行搞文化。1993年，我们以市场营销的手段制作了《珠穆朗玛之歌》，把西藏的佛教音乐、民间音乐结合起来，没有拿政府一分钱。当时的投资全部加起来只有八十二、三万，找了企业投资，由自治区歌舞团排练了这出节目。这个剧全部是市场运作，在北京、上海、天津、广西、云南四处巡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件事情使我开始意识到，文化不一定要找政府拿钱，文化还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在此之后，还有一部电影《红河谷》，编剧和导演是冯小宁，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拍，但剧本审查比较严格。后来冯小宁找到我，我看了剧本，感觉很不错，预感到这部电影不但会有很好的社会效果，还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当时就拍板决定拍摄，并承诺出了问题由我来承担责任。那时拍电影还没有回报的概念，是每年由国家拨款给电影厂拍摄制作。电影公映后，全国轰动，口碑票房双丰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摸索中，我逐渐意识到文化并不是单纯的只有政治属性，体会到了文化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道理。如果说那时还只限于一种感性的认识，那么真正到了云南之后，看到这里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感觉到可以在文化产业方面有所实施和突破。与西藏厚重、神秘的文化传统不同，云南文化是以多样性和丰富性为特色。云南有两宝，一是绿色生态，一是民族文化，绿色要保护，文化要开发，文化在老百姓手里，村村寨寨都有，而文化开发能弥补绿色经济的破坏。所以我想到云南要发展文化产业。
　　我曾提出过“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建议，这个提法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核心意思就是将文化的两个属性分开，从资源方面看到文化的经济价值。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开始做实验，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产品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推出的，比如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民族舞蹈诗画《丽水金沙》、大型歌舞晚会《勐巴拉娜西》，电影有《花腰新娘》、《蜡玛的十七岁》，受到专家和观众的欢迎，也赢得了市场。《丽水金沙》演出前，丽江歌舞团的演员们每个月只有800元工资，后来我们筹得投资1200万排演Ⅸ丽水金沙》，400万排节目，800万整修剧场，节目演出后获得非常大的成功，投资者获得很高的收益回报。文化产业实际上是利润率很高的产业，因为它是知识性的，可以复制，并且不需要多少资源，文化的资源是无形的，比如音乐、舞蹈、绘画。所以文化产业的成本是很低的，而回报很高。
　　《艺术评论》：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您在云南的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和体会有哪些?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云南也在考虑进一步的发展，建设文化强省，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丹增：从云南的经验来讲，第一个难题，是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在传统观念下，总是认为文化跟政治挂钩、不可触动，这种观念不解决，产业发展和文化繁荣很难实现。第二，要认识到文化不同于物质的独特价值。文化是精神性的，当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的第一需要就不是物质，而是文化。需要承认的是，目前我们的文化还比较贫瘠。我们需要的文化包括良心、道德、信仰，以及音乐电影这种文化具体形态。把文化仅仅理解为GDP是不对的。第三是文化资源的转化和利用，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第四是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对文化资源不能光利用不保护。
　　总的来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能把文化全部搞成铜臭味，这一点应该像西方学习，他们对文化的开发通常是细水长流，而非急功近利，进行理性的发展。我们有些时候恨不得今天开发文化，明天就见到钱。在我看来，现在有些晚会很成问题，到处是广告：台词是广告、道具是广告、衣服也要标明是哪里赞助的。这种想要让文化直接变成钱的急功近利的做法，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云南特别强调在保护前提下的开发，首先是保护，然后才是开发转化，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文化形态都要产业化，都要变成钱。
　　云南现在正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学习借鉴国内兄弟省市乃至国外的成功经验。省委省政府提出由民族文化大省向强省迈进，这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很大压力，因为我们第一个提出民族文化大省、文化产业强省的概念，又有“云南现象”和“云南模式”的光环。实事求是 地说，全国拥有像云南这样丰富文化资源的省份是不多的，这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优势。但是面临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资金的匮乏。与东部省份相比，国家在发展西部文化方面的投入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将西部和东部平衡起来，充分利用西部的文化资源，引进东部的人才和资金来开发西部文化产业。而不是将东部淘汰了的高耗能低效率的产业和工厂搬到西部来，西部最应该发展的是文化产业和绿色经济。
　　在云南搞文化产业的工作使我认识到，文化应当同时开拓出三条道路，一条是产业开发之路，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开发现有的文化资源，这是符合老百姓利益的；第二是公益文化事业建设之路，由国家出资加强公益文化事业的建设，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对公益文化的投入。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建设不是产业发展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现在百姓最需要的是精神食粮，政府出资发展公益文化，是政府应尽的义务，是百姓应得的权利。国家对文化的投入还有待增加，村、乡这一级的农村是最缺文化的，书籍、电影、电视都很难看到。三是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之路，也涉及到对文化古迹的保护问题，国家需要加大投入保护这些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我们就会走弯路。
　　《艺术评论》：您刚才讲的这些经验和认识非常宝贵，您提到了我们文化产业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您一直强调的，即人才问题，我们缺乏兼通文化与经营的优秀人才。由人才问题进一步思考，您在一些场合也提出了呼唤文化大师。
　　丹增：是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师缺席的时代。文化大师是一个时代的标杆，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来讲，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榜样示范力量，同时也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奖励体系，给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最大限度的自由，从体制上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营造宽松的环境，从而激发人的知性、感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我们才能走进一个无愧于伟大民族复兴的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时代。
　　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培养既懂经营又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云南办了全国第一家文化产业学院，现在发展得很好，同时还成立了文化产业研究所，以及进行行业管理的文化产业协会。这三个组织结合在一起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文化产业协会团结联络各种企业和艺术团体，每年搞许多活动，搭建平台，让艺术家与企业家进行交流。文化产业学院专门研究文化产业理论，培养专家人才。文化产业研究所则是把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产业现象和理论集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每年要出一本文化产业年鉴，总结一年当中文化产业项目，资源利用，人才培养，文化产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产业的收入，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等等内容。
　　《艺术评论》：这些措施必定会促进我们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通过前面的谈话可以看出您对文化产业有着比较早且很深刻的认识，并且出版了《文化产业发展论》一书，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认识在转化为实践的时候总是成功。下面您是否可以谈一下您在实践时的具体“招数”?
　　丹增：文化产业在前期启动时，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扶持，一是政策支持，二是资金投入。要有大气魄、大投入；其次，必须要有骨干企业，要有能起到带动、示范、辐射、影响作用的国有、民营龙头企业加入进来第三，必须要有艺术家和职业经理人结合的一批文化产业的能人带动产业发展；第四，必须要抓品牌。品牌效应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云南省的文化产业品牌的树立最为关键的是项目制度。2003年，云南省就建立了文化产业项目，《云南映象》是其中之一，从2004年开始，云南大部分文艺创作都纳入到项目化运作的范围中，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来培育其成长，通过项目运作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文化产业实际上就是文化加创意、加市场，文化产业的动力是市场，创新是根本，知识、文化、创新加上市场赢利，这就是文化产业的基本规律。
　　《艺术评论》：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经验，是仅适用于像云南这样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厚的地区，还是也可以推广移植到更广大的西部地区，乃至全国?
　　丹增：云南所具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西部地区共有的特征，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但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资源则十分丰富。发展文化产业是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必然选择。西部产业文化的发展要立足于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走特色发展之路。
　　我认为在西部地区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促进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产业优势转化；第二，把发展文化产业与实现文化繁荣、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结合起来；第三，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相关产业特别是旅游业发展联系起来；第四，把发展文化产业与贫苦地区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联系起来。
　　《艺术评论》：你也曾提出过“走出去”的战略，强调民族文化的国际性和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接受，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文化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之间您认为是什么关系呢?
　　丹增：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现在确实是应该走向世界的时候了。过去世界并不了解中国，对我们有很多误解，现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世界对中国也越来越了解。我们自己也越来越开放。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商品，中国的商品已经走出世界了，但中国的文化还没有真正走出去，而后者比前者价值高得多。当然我们已经在进行走出去的实践，比如已经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但还很不够。中国的文化上下五千年，是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走不出去?原因有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民族自信心的欠缺等，还有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走出去的方式不对。
　　我们的一些文化工作者在传播中国文化时只注重自己的想法，即我们想宣传什么，想让对方接受什么，而没有考虑对方能够接受什么，怎样接受，也不考虑市场的需求。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艺术评论》：您如何理解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应该先进行体制改革，把体制改革理顺后，再发展文化产业，您的观点似乎是相反的?
　　丹增：这个问题很好。从云南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应该先搞产业发展，再搞体制改革。产业发展了，体制不用人为地去进行改革，就会自己跟着产业发展而变革，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繁荣。体制改革的措施是转企改制，解散歌舞团等文化事业单位，不让国家的钱再养活白吃饭的人，但实际上如果产业先发展了，人会自然流动，会主动到演艺公司寻求更好的待遇，那些传统的文化单位也会自然进行改革、精简；反过来说，如果产业不发展，即使单位转企，不需要的职工被下岗，但没有合适的位置，还是需要国家养活。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要有个氛围和环境，这就是产业发展。文化的价值明确了，文化企业繁荣了，传统单位里的人会自然流动。《云南映象》中有个打鼓的小伙子，以前在家里种地，来演出是希望干两年之后买一头牛再回去种地，但现在，他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两头牛了。他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是产业发展带来的自然结果。
　　《艺术评论》：在您看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作用或者说最终目标是什么?
　　丹增：文化产业发展的标准有三条：第一是艺术的空前繁荣和艺术精品的层出不穷，如果产业发展了，而艺术本身萧条了，或者只是粗制滥造的东西，那这个产业实质是没有发展的，文化产业的最终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多出精品，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要。只有通过产业发展的手段，才能满足多样性的需求，单纯的政府主导，是不可能达到多样化发展的。第二是培养大批多学科、多门类的优秀文化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让导演、经营者、演员等大批优秀的人才涌现出来。第三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价值贡献。如果这三条不符合，不管文化GDP如何，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不合格的。
　　另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民族团结和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云南一共有25个少数民族，云南的文化资源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把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村子里面、从山里面、从树林里面、从沟沟里面拿到城市中来，拿到舞台上，甚至拿到北京，在广阔的天地中展现出来，这对于满足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对自身民族价值的认同，与民族间的融合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云南映象》就是如此，它由16个少数民族的68种舞蹈元素组成，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民族文化和谐的象征。民族文化产业的繁荣能够促进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文化不分民族，文化乃是人类共享。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是少数民族团结的纽带，比如《云岭天籁》中有15个少数民族的祝酒歌连唱，这种表现形式本身就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理解。
　　我们的“云南模式”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的一条有特色的路，说到底是为了创造艺术精品，促进经济发展，服务于各族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