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小光:拍《女子宿舍》的男人] 女子宿舍 戚小光 百度云

　　我很讨厌纪录片，因为我脑海里的纪录片一直是一个怪胎。它好像一个家庭中，10个子女当中最倔强的一个孩子，固执、穷酸、清高、思维怪诞…… 　　我又非常喜欢纪录片，因为我知道，一顿大餐虽然令人向往，但饥饿时，一个干巴巴的馒头或许更有味道。因为那时的你咀嚼的是关于生命的种种感受，它会让你最直观的感受到，如何生存是人类探讨不完的话题。我们其实都在为生存努力着……
　　当走在巷子里，看到“女子宿舍”这样的牌匾时，各种遐想浮现在眼前，那应该是很多吃饱了的成年男人想窥探的世界。然而，直到有一天，我真正地走了进去才恍然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我不曾料想的世界，但这里绝没有任何的美艳。我看到的是另一种人生，这里有悲哀、有荒诞、有令人震撼的温情，更有与命运抗争的别样生活。
　　
　　女子宿舍
　　
　　这原本是一个“很主旋律”的题材，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当我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人一条胡同，推开一扇铁门后，整个人惊呆了。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砖头、铁桶垫着。一个挨着一个的铺，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外墙上贴着“上门打针”、“见证收款”、“高价收药”、“招聘”等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A4纸写着：住宿24小时：2元。
　　住在女子宿舍里的女人年纪大多都在40岁以上，要么逃婚多年无依无靠，要么儿女不孝不得不自己奋斗。总之，都有着复杂的生活经历。女人们并不孤单，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们有着相似的命运，所以，她们可以在等待的日子里相互交流，尽管彼此帮不上什么，但是聆听也是一种力量，可以相互取暖。
　　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女人们用它解渴、吃药、洗头、冲澡――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钱是每天算的，老板娘挨个收钱时，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她们就会搬家。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她们又会回到这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这里就像驿站，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
　　
　　灰暗?鲜活!
　　
　　我一直对农民工有所关注，所以对他们忙碌工作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但有时候我会想，夜幕降临时，他们就像蚂蚁一样消失了，他们消失在哪里了?这一次，我找到了他们的栖身地，决心拍这个“消失的故事”。
　　曾有记者问我，身处这样的环境，追踪拍摄数年，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位记者的心情。如果与她们仅仅相处三天，我会跟随她们的描述进入一个灰暗且无望的世界。但我觉得我之所以看起来一切如常，其实仅仅是我从内心深处接纳了她们，给自己打气，让自己充满信心，即便是要崩溃的时候，依旧挺着，充满信心。
　　因为我的坚持，我看到了她们是如何与命运抗争的；因为我的坚持，我更看到了旁人很难注意到的藏在她们内心的乐观情结，她们的日子虽然清贫，但是他们可以和我们一样用歌声，用彼此间心贴心的交流，甚至用野蛮而荒诞的争吵来排解生存的压力，随后轻装上阵。
　　她们从不会向人乞讨，即便再难，想到的也仅仅是谁能给我介绍一个活儿。她们责怪儿女不孝，责怪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失误，但从不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的因素连接在一起，即便一贫如洗，口中还是念念不忘国家的好政策。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们过着的是实实在在的富裕的日子，这一幕，令她们羡慕。
　　2008年的春天，我镜头里的劳务市场异常的冷清。一问才知道，很多有土地的在外务工人员都纷纷回乡种地去了，即便是没有土地的农民TO,愿意去农村以雇工的身份干活。因为，农村是他们可亲的地方，生在此，长在此，尽管曾经无奈的选择出走，但那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的令人依恋。
　　2008年，我将几年来拍摄的素材整理出一个样片，我记得我欣慰的在片尾一幅静止的画面上配上了这样一段字幕：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新农村、新生活正吸引着他们……
　　我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希望能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这里有一个让人放心的交代，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大张
　　
　　大张就是带着我进入女子宿舍的那个女人。2006年的冬天，她第一次走进我的视线。那时，大张带着孩子背着百斤重的衣物从大连赶来，穿行于舒兰市和吉林市之间，在舒兰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走廊里等着、耗着……按她的话就是：不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决不罢休。可这个跟随她十年的孩子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十年前，她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离了婚进城打工，住进了这家女子宿舍。在这间不足50平米女宿舍里，大张找到一个活儿，帮一个叫金春子的朝鲜族女人带孩子。大张爽快的接下了这个活儿，带着孩子回到了农村娘家，她期待着那每月500元的报酬以及给孩子数额不小的生活费能如期到账。她强迫自己，为了这钱必须好好地对待人家的孩子，更何况，这孩子是那么的招人喜爱。
　　自孩子来到她身边的那天起，一场关于钱的纠葛就没完没了的上演着。孩子长胖了，但说好的每月500块钱的工资却始终不见兑现；孩子长高了，一次次赊欠垒积起的债款也在升高。直到有一天，孩子的生母彻底地消失。大张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她开始变得敏感多疑，敏感和多疑又使她变得固执和暴躁。她猜想，有一天孩子的母亲金春子突然出现夺走了孩子，那时她人财两空。或者孩子的母亲永远地消失，孩子长大成人，撇下她去寻找生母……种种猜想令她坐卧不安，于是她本能的提醒自己必须要拿出全部的精力和爱去应对这场挑战。
　　十年里，她带着孩子走了很多地方，一面打听金春子的下落，一面思考如何面对金春子。生活的困苦一次次的提醒她，必须找到金春子。她和孩子累积起来的爱又提醒她，金春子最好永远地消失，因为她已经割舍不下这个孩子了。有一天一个难题又摆在了大张面前。孩子九岁了，没有户口无法上学。于是她开始了新一轮的跋涉。
　　无论是在女宿舍里还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办公室里，大张总是不厌其烦的讲述着自己和孩子的遭遇，她希望以此来唤醒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她更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助她解决眼下的困惑，让孩子上学。有关部门给出了一些方案，例如：让孩子单立户口。但她没有同意，她觉得这是在损害她的利益，一旦孩子离开了她的视线，她将落得人财两空。在反复的碰撞之后，那股子藏在心底的敏感和多疑终于爆发了，她甚至怀疑金春子给有些人行了贿赂，处处难为她，逼着她放弃孩子。
　　如此，在我的这部纪录片里，女子宿舍这个故事就有了这样一条主线：大张和孩子困在女宿舍，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出门打工。工钱还没到手又被一个叫“小尼姑”的女人骗去了所有家当。她和老姐妹们在女子宿舍里过年，正月初六在好心姐妹的帮助下回到了大连。大张重新组成了家庭，一面跑孩子的事情，一面辛勤的工 作。在她的生活里相继出现了许多热心的朋友，有的帮着寻找孩子的生母，有的为孩子补课，尽管孩子上学的事情暂时还没有着落，但大张的心变得温暖了，这些温暖的东西令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一切不是我编剧导演出来的，而是我站在她的身边沉默式的拍摄记录下来的，记录这个过程我却用了近五年的时间……
　　
　　老板娘“孙二娘”
　　
　　宿舍老板娘本名孙世清，1952年生人，是女子宿舍里的灵魂人物。
　　“孙二娘”是她开店多年，往来的姐妹们送她的绰号，她也不避讳。孙二娘开店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她本人也是离婚一族。女子宿舍里，她里里外外一把手，没有服务员，只有她和儿子忙前忙后的经营着。在住宿的姐妹心里，孙二娘抠门得厉害：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要交上五毛钱：洗脸的自来水要控制水流：捡来的旧衣服也可以搞个“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她可以板起面孔，脏话连篇的向住客催缴房费，也可以拽起生病卧床的姐妹去诊所打针，掏钱的时候比谁都大方。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宿舍里，她是“维和警察”，是心理医生，也是全体住客的“打工妹”……
　　打眼一看，孙二娘好像和这些老姐妹们没啥差别，你瞧，都是离婚的，赚的都是辛苦钱，同样住在这黑屋子里，操心的事不比谁少。但要说起“幸福”二字，可就不同啦。有次，我问孙二娘，你幸福么?她一边吃着自己包好的山菜馅饺子一边说：“幸福，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十几年前，当她领着孩子推着平板车卖货的时候，她也曾为离婚的决定后悔过，但一晃十几年，她挺过来了，为了生存，她学会了经营自己的每一天，经营自己的未来。如今，儿子长大成人，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妻子，有了儿子，一家四口其乐融融，这能不让她感到幸福么?
　　
　　一对老姐妹
　　
　　女子宿舍里的女人们大多都是不幸的，方大姐和马大姐是我在2006年刚拍《女子宿舍》时认识的老姐妹，当时方大姐59岁，马大姐五十出头。两个人是不知不觉的融进了大张和孩子的故事里的，特别是当骗子“小尼姑”进入大张的生活里，高调承诺帮其打官司时，方大姐和马大姐一直围前围后的和稀泥，以致让大张彻底的放松了对骗子“小尼姑”的警惕，最终被骗去了490元钱。骗局败露之后，方大姐有些沮丧，沮丧的是，她帮着小尼姑为大张编织的黄梁美梦最终落空，着实对不住大张，自己也没面子。
　　没事的时候，方大姐和马大姐常常互诉衷肠，倾吐往日的生活遭遇。两人骂着、哭着，常常抱作一团，哭够了，骂够了，两人又像没事了似地有说有笑的出现在劳务市场的人群里等活儿。
　　马大姐的两双儿女彻底的与她断绝了一切联系。马大姐逢人便讲自己的命，但却常遭到“听众”的讥讽。马大姐32岁的时候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扔下儿女逃了出来。她在北大荒认识了一个男人，没有登记又为人家生了个孩子，那男的好赌成性，最后失踪了，于是她又扔下孩子继续在外漂泊。离开孩子的时候，孩子们大多十几岁，一别十几年，已长大成人的他们根本不认这个母亲，更闭口不谈养老送终的问题。可以确认，母亲当年的逃避早已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2008年的春天，马大姐找了一个对象，名字叫老肖，比马大姐小14岁。老肖生性好赌，口袋里剩下20元钱也要最后一搏，为此两人搭伙的日子总是在钱的问题上争吵不休，最后，要么以恶语相伤平息了争吵，要么以拳头和满脸伤结束战斗。但几天之后，两人又是相安无事。
　　2010年5月的一天，马大姐因一桩小事与一个叫黑姑娘的姐妹发生了矛盾，最终被黑姑娘刺成重伤，脾脏摘除。那一天，不仅考验了一旁的我，考验了老板孙二娘，更考验了就在现场却始终保持沉默的老肖。老肖的冷漠自有道理，他认为马大姐说话不讲究，总是与人发生矛盾，如今惹火上身。
　　我和孙二娘一边劝说老肖起身帮忙，一边急匆匆的顶着大雨找车将马大姐送往医院，我替马大姐预交了手术费，但却没法代表马大姐的亲人为她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那一刻，我和孙二娘的眼睛都急红了，情急之中，我们把期望都寄托在了老肖身上，老肖骂马大姐自找苦吃，但最后，还是以丈夫的身份签了字。
　　病榻前，老肖尽心尽力的照顾着这个比她要苍老许多的老伴。为了借钱，一个壮汉眼睛里急的浸满了泪水。我相信，这就是最淳朴的感情，里面包含着爱情，包含着亲情，更有普通农民身上特有的仗义。
　　别看马大姐的生活并不安宁，但方大姐却非常羡慕她。当然，她羡慕的并不是那些争吵和拳头，她只是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孤零零的活着，连一个吵架的人都没有。
　　方大姐打算找个老伴，她的目的好像很简单，一是找个晚年的依靠。二是能帮着她救济一下负债累累的儿子。老伴没有找到，但2009年大儿子却给了她一个好消息，他和媳妇离婚了。2009年，方大姐幸福的回到了家，但是，离了婚的大儿子却又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将房子卖了，自己也跑到了城市开始打工。
　　2010年，她不得不再次回到了女子宿舍。她消瘦了很多，见了面就哭。她说，以后的生活就得靠自己了，谁也指不上。
　　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我本不想干预主人公的生活，但是面对她们的眼泪，我还是不断的去犯大忌。我向方大姐推荐了一位律师，希望方大姐能够通过正常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老有所安。但是方大姐却放弃了，她又出现在劳务市场的人群里，她找到了一个在医院里伺候老人的活儿，62岁的她伺候70岁的老人。望着方大姐的背影，我常常忧心忡忡，将来她70岁的时候会有谁来照顾?
　　
　　临时夫妻
　　
　　老庞和老郭是常住在女子宿舍里的一对“临时夫妻”。之所以叫“临时夫妻”，是因为他们今天合，明天分，分分合合，朝不保夕。有了钱，两人情深意重，没有钱，两人便分道扬镳。老庞是一个旱烟不离手的老光棍，老郭是个五十几岁就没几颗牙的老女人，两人相依为命，彼此支撑着活着。
　　宿舍还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经常对着过道里用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在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老庞和老郭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有一个结局，我却相信，有一天，他们真正的步入晚年，当赚钱的基本能力已经失去的时候：当肢体对肉欲已经麻木的时候；当病体缠身即便面前摆着美味佳肴也难以下咽的时候，他们会真正的理解相扶到老的深刻意义，或许这也是我作为纪录片导演要表达的一种观点吧。
　　
　　王芳和她的母亲
　　
　　17岁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 了干系。14年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妈妈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过农户家、住过桥洞、住过火车站。
　　王芳的年纪虽然小，但在外闯荡的经历却丰富得令人震撼。11岁那年，她和母亲赌气，偷了姥姥几十元钱乘火车来到了吉林市，她多方打听找到了劳务市场，但周围的饭店、小吃部无人敢收留她。后来她跟别人学着捡垃圾，她在市郊租了一间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小屋，每天靠捡瓶子为生。说起往事，王芳曾自豪地说：“那一年，我捡矿泉水瓶子攒了1000多块钱，我乐颠颠的去见母亲，母亲收下了钱之后，享受了一顿丰盛的鸡爪子和啤酒，正式宣布，允许我在外打工了。”
　　这些年，王芳做过很多工作，当过饭店服务员，小旅店服务员，还做过足底按摩师。她不断地在饭店打工、刷碗、洗盘子、端菜、记账、送外卖……累了厌倦了就回到女宿舍里住上一夜，她不愿意和母亲住在一起，又担心母亲的状况。每次和母亲见面，娘儿俩常常会吵上一架，然后不欢而散。
　　王芳无法依靠母亲，母亲每年不断地更换“老伴”，让她难有家和归宿。2008年6月，王芳的母亲又找到了一个年纪相仿的“伴儿”，王芳带着我去看她。那天，王芳母亲喝着啤酒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好好地和人家生活。可这句话刚说完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又出现在了劳务市场里，背着个大包正准备重新找活儿。我问她：“为什么不和人家过了?”她说：“没意思就不过了呗。”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干脆随意，就像在谈论别人的事情样。她乐于漂泊，却让女儿无从得到家庭的呵护。王芳曾无数次的说，她的理想就是早日成为新娘子，穿上白色的婚纱，因为只有那刻，她才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渐渐地，我和王芳成了忘年交，无论她的手机号码怎么换，她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她叫我光叔，绰号“小老头儿”。她很愿意把她的心事告诉我，有一次，有个小伙子要和她分手，她哭着给我这个“光叔”打电话，电话都打热了……
　　自发现王芳这个人物开始，我便情不自禁的为她担心起来，她比我的儿子还小一岁，只有小学1.5年级的文化水平，但是她却在外面游荡近十年。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不能不为这样一个女孩的今天而感到惋惜，而她的明天，更是一个问号。我的镜头记录着她的迷惘，也记录着所有人给予她的力量和希望。
　　
　　出路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五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我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却在坚强地活着。令我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这其实就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就和你我一样。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女子宿舍》断断续续拍摄了五年，合作伙伴由最初的一个团队渐渐的只剩下了我和我手中的摄像机。枪是战士的武器，摄像机是记录者的眼睛，所以这台PanasonicAG-HMC153MC广播级数字摄像机总是令我爱不释手，感慨良多。女宿舍的环境阴暗狭小，如果使用肩扛式的摄像机拍摄定是困难重重，甭说别的，恐怕连机器还没放在肩上，拍摄对象早已惊恐羞涩的跑开了。所以，我用的这台高清数字摄像机无论从体积还是重量上来说，都对顺利拍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它的色泽还原真实，分辨率高，并且适用于光线复杂的环境。曾有人建议我在女子宿舍里布光，然后上架子拍摄，我大笑一番，可以想象啊，在一个满是光源的狭小空间里，让一群从没见过这阵式的农民工女性坦然的、收放自如的掏心窝子，结果会是怎样?估计，屋子里最后剩下的只是我和那堆设备了。
　　纪录片不是电视剧，我的主人公没有固定的台词，我这个导演也没有剧本、分镜头脚本。所有信息的记录全靠我脑海里对故事整体脉络的预测和现场的把控，我的摄像机如果不能做到像一双眼睛样随时捕捉到鲜活的情节，那么，今天的《女子宿舍》就将是一个只能靠解说词讲故事的电视专题了，所有底层社会中苦辣酸甜的种种细节也就不会刻在观众的心里。所以，当每一次结束一个段落的拍摄，准备回家的时候，我总是会发自内心的感慨：那句古语说得真好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