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审美经验的成功重构】 成功运用渠道逆向重构的企业案例

　　[摘 要] 《叶问》和《叶问II》的成功在于它让大众的审美经验得到了重构。首先影片重构了功夫片的认知图式,让英雄人物以大众形象出场;其次,以情感为核心,成功实现与观众的情感交流;再次,《叶问》系列较好地处理了审美经验中的虚实边界,在虚实相生中让观众得到审美体验和情感认同。《叶问》系列在重构大众审美经验的同时,也为功夫类影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 重构;情感;审美
　　
　　叶伟信执导的电影《叶问》和《叶问Ⅱ》(以下简称《叶问》系列)以写实的手法,还原了一代宗师叶问的奋斗历程。在中华武术推广过程中,叶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身上有很多可以大书特书的话题和闪光点。不过,叶伟信并没有落入英雄片的俗套,而是将目光集中到叶问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挖掘那些与武术无关,却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素材,功夫片段反而成为嵌入生活主体的插曲,这使得《叶问》系列极大地拉近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影片中的叶问少了些功夫电影中那种笑傲江湖、顶天立地的英雄气,世俗了许多,却也凭借其温情和真实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
　　《叶问》系列在取得票房成功的同时,也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叶问》系列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它们重构了大众审美经验。长期以来,功夫片将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功夫暴力和科幻场景。那些刻意营造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奇观,一方面让观众的猎奇心理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却也不断导致观众审美疲劳的产生。另外,过度地追求视觉刺激,很容易使影片脱离大众日常审美经验,让视觉奇观取代了故事的深层寓意,造成观众在眼球疲劳的同时头脑中却是一片空白。审美经验是大众对外界感知、情感、想象及理解等多重活动的结果,它左右了大众对影片的审美感受,如果脱离审美经验的引导,会导致大众对影片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产生误解,片面追求暴力凶杀等感官刺激,忽略在精神上留下深层次的回味。《叶问》系列的成功,正是在于它让大众当前被扭曲的审美经验得到了重新构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认知图式、情感共鸣和虚实边界等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叶问》系列重构了功夫片的认知图式。《叶问》系列没有走时下工夫片大量堆砌视觉奇观的老路,转为主打情感牌,重构功夫片认知图式。在信息社会里,大众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给予他们获取多重信息的机会,进而在脑中形成多元、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图式模板。社会属性让人们体验到各种社会环境,得到诸如社会阶层、组织管理和政治实践等各种信息,而自然属性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直接感知外界,获取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和听觉等信息。两种信息原本是不同维度的异构信息,经过智能处理,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一种“有用”的图式,它们在影片中具体表现为各种符号标准,比如,谍报片中的钩心斗角,情感片中的爱恨别离,喜剧片中的幽默搞怪,战争片中的血肉横飞,悲剧片中的可歌可泣,惊悚片中的风声鹤唳,科幻片中的时空轮回,历史片中的风云变幻以及功夫片中的“拳拳到肉”等。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图式已然内化到观众心中,将电影内容与图式进行模式匹配既是他们观赏电影的必备功课,也是观众认同影片的手段之一。然而,图式本身并非不能更改的,特别是当图式不是出自观众审美本能,而是由影视媒介等宣传机构精心打造、强行植入观众意识的时候,这些被动“植入”式图式与源自审美经验的图式相比,存在简单化、规则化和类型化等特点。以功夫片为例,英雄通常表现为不苟言笑、离群索居、不解风情和高深莫测等一系列符号组合,至于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和辛苦赚钱等社会日常行为是大侠不屑做,也不“敢”做的。至于为何如此,其根源在于如果大侠和众多凡夫俗子一样有世俗的喜怒哀乐,那么他就太真实了,不是神秘的云中大侠而是亲切的隔壁大叔。不过,总在云中飘忽会给人一种太过虚幻的感觉,让观众产生距离感。在大众文化时代里,观众需要的是与自己距离相近的世俗化英雄,“这不是对因与不朽者接近而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作为神�之子的英雄的崇拜。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奥秘的人、已经达到了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①《叶问》系列的火爆证明了观众对世俗化英雄的认同,在观众眼中,叶问不只是一代功夫大师,更是一个标准丈夫、好爸爸和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因为他不是一个简单图式的符号代言,他太让人感到熟悉了,在抵御外侮时他曾经退却过,在考虑家庭生计时他曾经怯懦过,而在坚持民族大义、弘扬中华武术以及帮扶弱小等环节上,他最终挺身而出。英雄与非英雄的双重特征在同一对象身上出现,旧图式不再能解释的同时,观众却找到了真实的人性化英雄,毕竟叶问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也会遇到诸如家居生活和人际关系等现实问题。观众在影片中一方面品味叶问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也悄然在心中构建新的图式,一个具有生活化、真实化甚至世俗化的英雄图式,逐渐取代传媒意识形态强行赋予的旧图式。
　　其次,《叶问》系列以情感担纲,成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真实的叶问生活在时代风云变幻不定的时期,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他也面临许多现实中的困境,《叶问》系列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叶问心灵的痛苦和生活的窘迫,电影通过真切的叙事手法还原英雄的本来面目,并且成功地通过情节的推动来让观众实现移情。通常,影片无需过多的描述,观众根据以往的经验或图式,推断或联想出各种自己需要认知的细节,比如大侠出现的年代、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各个门派的武术风格和优缺点等。不过,这种知识的构建形式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观众只是被心理定势牵引着前进,情感方面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有许多影片为了吸引观众,选择在玄幻和暴力层面上加大刺激力度,营造出一种虚幻的视觉奇观,给观众感官上的满足。如此一来,造成功夫片往往陷入争相打造各种“奇观”的相互竞争中,一飞冲天、隔山打牛和劈波斩浪等超自然动作加入武功片中已是常事,至于改变历史、时空穿梭和乾坤轮回等也早已司空见惯。时间一长,观众在联想能力消耗殆尽、感到疲惫不堪的同时,反而加大了对角色真实情感的诉求。移情可以产生积极的情感投射,在影片情节的推进中,观众不经意地将自己的体验和感悟迁移到角色上,融为一体,角色的行动就是自己的行动,角色的情感动荡也深深激荡起自己的爱恨情仇。观众不再置身角色之外,反而积极投入其中,以角色作为第一视角去观察、辨识和认知外部世界,从而引起自己与角色的情感共鸣,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心灵震动。引起观众产生移情行为的关键是提供需要的情感载体,在《叶问》系列中,主角是源自真实的历史人物,叶问原来家境殷实,在经历国祸、外侮及殖民统治等各个历史阶段中,他一方面要坚持民族大义和弘扬中华武术,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如何保全家人和维持生计等现实问题。许多功夫片较完美地解决了前者,却往往把英雄人物过于虚化,让其陷入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虚幻境地,观众对大侠的仰慕近乎对神人的崇拜。相比下来,影片中的叶问要生活化、真实化许多,咏春拳讲究防守,叶问也是走投无路才与日军头目决斗;初到香港,如何养活妻儿是当务之急,收徒、找场地、教授拳法、平息同行捣乱等,与民族大义无关,却与现实生存有关;叶问在获知救命恩人周清泉被日军枪击致疯后,也对自己无法帮助他而感到愧疚和无助;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深切感情需要悉心培养,叶问对夫人的关心体贴一反丈夫为纲的传统英雄路线,在击败西洋拳王后,叶问立即赶回家中呵护妻儿的细枝末节,也深深描绘出英雄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浓浓家庭亲情。除了片中主角叶问,电影中的其他角色也存在类似的生活真实感,金山找不再欺凌弱小,而是想法为老婆、孩子寻求生存空间,同样,作为香港武术领头人的洪震南,为了妻子儿女、为了徒弟们能有饭吃,也不得不甘愿受英国人利用并不断打压同行。这些细节没有采取如传统功夫片的脸谱化操作,将众多角色置于对立面,更多的是展现其中的现实问题,观众将自己移情到各个角色中体验其中人性的同时,也获得了一次次的感动,而这是单纯的奇观性功夫片很难给予的。
　　再次,《叶问》系列划分了审美经验中的虚实边界,在虚实相生中让观众得到审美体验和情感认同。新图式的构建和观众移情成功与审美经验的理解密切相关,而这需要正确区分影片内外的“虚”与“实”。生活中的“实”与影片中的“虚”既对立又统一,在现实的想象中感悟影片中的真实,才能在徜徉流连于精彩故事情节的同时,获取最大限度的审美快感。详言之,“虚”针对的是一个普遍的环境,具有一般性,作为故事营造的背景,《叶问》系列营造了两个“虚”空间:抗日期间的佛山和50年代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实”则对应各个现实细节或生活细节,突出表现为叶问为家计奔波的困境和夫妻之间的一往情深。“虚”与“实”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与“实”相比,“虚”表现为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题材、环境和情节,如叶问拳打日本军官、脚踢西洋拳王,可以简化为外部压力对于角色的逼迫,在先抑后扬的脉络下,坚持民族大义和弘扬中华武术的主题,至于军官、拳王、危难中的挚友、有苦衷的同行、阴险的副官、捣乱的小卒也具有相应的表征意义,是一些程序化的符号,它们共同打造出一个“虚”的空间。在“虚”的空间中,观众可以轻松出入,毕竟辨读简单的符号比牢记影片细节简便许多。如此一来,观众既可以方便使用符号重构图式,在“虚”空间中轻松解释和推理符号后的内嵌逻辑,也可以从容移情于角色细节,在“实”情节下品味其中的苦辣酸甜。把握“虚”和“实”的关键在于辨析符号的承载,因为符号无法与对象直接对应,需要一个概念中介,从而形成“符号―概念―对象”的间接映射,比如西洋拳王“龙卷风”是影片中的具体对象,概念表述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打压,而符号则可表述为国人熟知的事件或对象,如八国联军等,因此叶问与“龙卷风”的对打可以看做是他与八国联军的决斗。对象可以更换,而符号和概念则无需替换,比如西洋拳王可以换成欧洲搏击冠军等。读懂对象背后的概念就可轻松找到相应的符号表征。“实”也存在映射关系,但是没有中介模块,即“对象―观众”的直接映射,如家庭、亲情和生计问题。社会学家贝尔在谈到现代主义艺术时指出了现代审美反应的特质是:“产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距离的销蚀’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②这种距离感的拉平更容易让观众投入其中,因此,叶问的家庭亲情直接对应观众的家庭亲情,同样,叶问的生计打拼也对应着观众的生计打拼,观众正是在这种对应映射中深度移情到角色中,从而达到许多功夫片无法实现的距离拉近效果。
　　由此可见,功夫片新图式的构建、观众移情的成功和对影片中虚与实之间关系的正确把握是《叶问》系列获得认同的关键,这为功夫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以上几点并不能僵硬地理解为公式,在实际运用中需要坚持它们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动态观点,如何调动起观众的情感,如何让观众产生认同,如何既赏心悦目,又叫好叫座,《少林寺》成功了,《叶问》系列也成功了。
　　
　　注释:
　　①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参考文献]
　　[1]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丁筑兰(1970― ),女,贵州贵阳人,博士,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