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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家入IT】 IT入行

发布时间:2019-01-01 06:50:12 影响了:

  编者按:湘西,一个不断走出沈从文、丁玲、黄永玉等大家名人的地方,给予了作者更多的“蛮霸”和“楚气”;十余载IT业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作者充分感受了IT业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体会了IT职场的春夏秋冬。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带您走进“中国第二代IT人”的世界:他们不是只懂代码、程序、项目;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呆,也不笨;还有一点可亲、可敬、可爱。
  这些年,考大学容易,读大学难,找工作难。随着大学连年扩招。录取名额不断增多,只要不挑不拣,上个本科院校,是很容易的。但今天读大学,不仅收学费,而且学费不菲。按照当时我家的经济状况,是不可能交得起学费的。找工作之难,就不赘言了。
  但在我等上大学的80年代,则是考大学难,读大学容易,找工作容易。当时大学难上,原因在于不仅大学数量少,而且每所大学的录取名额还少,导致每年高考录取的指标太少。尤其我所在的湖南,是人口大省,却是高教小省。录取名额有限到什么程度?当时有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词汇,叫“预考”。它和体育比赛中的预赛性质类似,就是在正式高考前,全省举行一次统考,根据预考成绩,把考生刷下去一部分。当时我们班60多人,预考后,20人被淘汰,只有40人左右可以参加正式高考。那些在预考中被刷下来的人。不仅上不了大学,连体验高考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我所在的高中,是省重点,升学率估计不到20%。
  而在今天,我所居住的城市,很一般的高中,升学率都高达90%以上。大家都能享受接受高等教育的快乐。
  
  考学的N多快乐
  
  不过,上大学机会大大增加的同时,上大学的有些快乐却减少了。今天的大学生们,是否还能体验到我们考学年代的如下“N多快乐”呢:
  “朝为田舍郎、夕登象牙塔”金榜题名的快乐:
  不用交学费反而每月学校发钱21元、发粮票、发糖票的快乐;
  假期回家、衣锦还乡的快乐:
  在校园内外享受“天之骄子”的美誉;
  如果你不矫情、不高要求,学校所属的国家部委统一分配工作的快乐。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快乐。快乐守恒,也是一个生活的公理。
  感谢父母,我一直是在原生态的环境下生活和受教育。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哥哥考上地区师专。我从他那里分享了金榜题名快乐,我也知道除了像父母一样务农。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上大学。
  
  山野顽童读书狂
  
  面对勤劳的兄弟姐妹,我是懒惰的,但我头脑还算清醒。学习上,我一直很努力。除了轻松学功课,做山里的孩子,偶尔和邻村的孩子打架、偷邻居家的果子、在池塘或者山洪暴发的河沟里游泳、上山采山货卖,我还从爱讲故事的爷爷和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爱好:看书。因为书太少,是书就读。
  我甚至看了几本上不得台面的奇书――那是同桌的兄弟,从做道士的父亲紧锁的旧木箱里偷出来的手抄书。书里的字,都是工整的毛笔小楷;还有我同桌打柴的时候,手录的山里风流男女对唱的情歌。
  我博览着没封面、缺页角的群书,接受着最原生态的阅读和写作的训练,不知不觉成了感性思维偏多、喜欢附庸风雅的文科生。
  
  做过一场作家梦
  
  大约10来岁的时候,我已经确立了志向,当作家。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语文考试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作文是不错的。读到高二的时候,我面临一个问题:学文科还是理科?那时的高中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他不希望综合成绩在前10名左右的我离开他的班级,就给我进行了一次高考大现状和个人个性化分析,结论是小县城学文科考上大学的几率太低,而学理科的几率是学文科的3~4倍。而且文科生大多去的是地区师专,考上省城师大的很少,考到北京上海文科专业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1988年高考,照例是先估分再报志愿。我的分数超过了重点线。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我报桂林陆军学院,录取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这时候,我的恩师覃老师又发话了:“你的分数这么高,还喜欢舞文弄墨,可以冲击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这个专业是文理兼招的,那些年,母校间或有校友爆冷考上。
  “我让人把你的志愿从提前录取的批次里拿出来,重点院校第一志愿,选人大。如果人大冲击失败,在第二批本科层次,你是稳取的。你只管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好地方,看哪所学校哪个专业你喜欢,你就随便选吧。”班主任这么一说,我顿时心花怒放,马上按他说的办。覃老师让我重新填报了志愿,重点院校写上“中国人民大学”,在一般本科一栏,我经过简单选择,填上了北京某信息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信息就是土豆价
  
  1988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初四,那天刚好是我生日,北京某信息工程学院招生办在他们一张录取通知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去重点大学学哲学的梦破灭,到一个不知道的学院学信息的梦变成了现实。
  什么是信息?我一无所知。我只是在家里的时候,听到父亲和朋友经常交流一些“信息”,准确地说,是“经济信息”:A县的土豆便宜,5分一斤,B县土豆行情好,1毛1斤;如果收一车2吨,运过去,可以赚钱。或者某地的水果便宜,收一车,贩运到其他地方,开始销售,赚其中的差价。
  我父亲没有学过任何商业信息的知识,而且他的信息是口头交流的。几近道听途说。所以他的生意做得差强人意。由此我推想,如果我到大学学四年的信息专业,毕业后做生意,一定能赚大钱吧。
  怀着“信息报家”甚至“一夜暴富”的美好愿望,我选择了“信息”专业。谁也没告诉我,“信息”的潜台词,就是计算机以及相关专业。如果我知道信息学院和信息专业,学的是非常新潮前沿的计算机技术,毕业后要做计算机技术工作,我是打死也不会选的。我的专业选择,真够昏头昏脑的。
  
  功名酒后闯世界
  
  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全家人马上开始准备行李,迁移户口,还简单办了几桌“功名酒”,宴请亲朋。我是全乡第一个考到北京的本科生,乡长还亲自到我家,代表乡政府,送了50元。
  去上大学的时候,由于经费紧张,我决定自己一个人去。父亲只送我到县城,我从县城坐汽车到长沙。在省城停留一两天。请长沙湖南农学院的铁杆哥们喜儿代买一张火车票,然后去北京。
  到县城,碰巧我堂姐夫单位有一辆面包车到省城,我为了省钱,就临时决定搭他单位的车去长沙。但就是这个临时决定,让第一次离开县城闯荡世界的我,吃了一点苦头。
  出发前,我和喜儿约定,我乘某日早班长途汽车去长沙,他准时到长途汽车站接我。
  但由于我为了省钱,临时改变主意搭便车,那面包车中途走走停停,吃饭什么的,到长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喜儿在长沙汽车站等了大半天,没有接到我,就以为我更改了行程,自己回学校去了。他学校在郊外30公里的地方,晚上8点就没有公交车了。
  在县城开往省城的路上,我一直很着急。但我堂姐夫家里没有人来,车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能听任他们的安排。快到省城长途汽车站时,我忽然想到妈妈给我在随身的小包里,塞过一包白沙烟。我 掏了出来,乞求司机:“我第一次到长沙,分不清东南西北。您能否送我到湖南农学院――我同学的学校?”
  年少无助的我,内心是多么希望,司机大叔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不冲我是他领导的亲戚,就冲自己县里的学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能加几把油门,送我一下啊。
  但是,我走出县城,闯荡世界的第一天,我对自己某一位乡党充满无限希冀的求助,被拒绝了。他,就是我堂姐夫单位的司机。
  那司机,40多岁,一直不太说话,但一看就是“很社会”的人。他很不屑地拒绝了我眼巴巴的请求,临走居然还从我手中,把我握得挺紧、寄予无限期待的那盒白沙烟抽出来,拿在手里,扬长而去。
  
  第一次感到无助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县城,第一次到省城长沙。在那司机开着车扬长而去的那一刻,我感到异常恐惧,几乎有被抛弃的感觉。我拼命地想,我去哪里呢?去湖南农学院找同学吗?可是公交车没了。还有什么办法去吗?一定要想办法啊。我暗暗告诫自己。
  我扫了一眼四周,发现对面停了好几辆很小的车,顶上挂着“出租”二字。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出租车啊!
  我走了过去,鼓起勇气,憋了半天,问坐在车里等活的司机:“到农学院多少钱?”
  “15块。”司机说。
  “我是农学院学生。这么近还15啊。我经常坐的。学生没钱,便宜点吧。”我知道,地头蛇都欺生。虽然心里发虚,但居然还能装老练,撒出“是农学院的学生”的谎来。
  “不去。”司机说。
  我惶恐退下,心里开始激烈思想斗争:
  在附近找个旅店,明天去农学院?我粗略估计,住店费至少20元,吃饭5元,预计25~30元。而且我不敢住!我堂哥单位的司机,都像土匪一样(他几乎是抢走了我手上的烟);那人生地不熟的街头小店,谁敢保准不是黑店!谁保准没有人图谋我身上的“巨额资财”!我身上有600元,是很少经手的一笔巨款;我对它的安全非常担心!
  
  一切还是靠自己
  
  走路去?在毛主席诗词里。无限风光的长沙,对于年少的我,则是不分东南西北。问来问去,必然引起坏人注意。他们一定会跟踪我到人烟稀少处,对我下手!
  我翻来覆去,思来想去,仔细权衡了一下,整理出两个可能的方案:
  方案一:住店。住店费加上吃饭钱,预算估计在25元左右,但危险程度很高;
  方案二:想尽办法去同学的学校。譬如破天荒坐出租车去,预算最高不过15元。因为,到了农学院喜儿那里,吃住他都可以解决。
  我合计了半天,最后决定选择方案二:去农学院,打出租车去。因为这个方案不仅预算少,而且危险程度相对低。主意打定,正要再找个司机砍价。我曾经问过的那个司机忽然招手叫我过去。我忐忑不安地凑过去。他说了一通长沙调普通话,虽然不是太清楚,但意思我明白:有人去农科院,和农学院很近,可以把你捎过去。到农科院后,你自己走一段就到了。
  原来的预算15元,忽然只花费三分之一。我连忙说行。
  1988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坐了出租车。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出租车好小好拥挤。但我上车后的一刹那,感觉里面比那空旷恐怖的火车站还大、还安全。
  但上车后,我又开始恐惧起来:司机和乘客,是不是一伙的?他们会不会把我拉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图财害命?
  我正胡思乱想,心里砰砰直跳。前面的司机忽然说,到了。那副驾驶座上的乘客付款下车。我赶忙也下了,把捏在手里的汗津津的5块钱塞给司机。
  “你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司机看我可怜,好心地说。
  
  方便面也挺香的
  
  我堂姐夫单位司机抢我手中香烟的时候,我感觉,世界是如此黑暗;而深夜里,长沙的无名司机一句话。又让我感觉。世界如此美好。
  湖南农学院所在地,是离市中心很远的郊区。好像是乡下农村,马路上没有路灯。我沿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走,心中七上八下、惴惴不安。走几步,就左右前后看,生怕蹦出一个小说里描绘的绿林劫匪,或者妖娆狐仙。
  在黑暗中,我忍受恐惧的极限。大约走了一刻钟,看到前面灯光亮了起来,人声大了起来。我加快脚步,看到了一个大院的门。走进一看,大门右侧,挂了一块牌子,上书“湖南农学院”五个大字。我心中悬着的一颗石头终于落地。
  我兴高采烈地找到喜儿的宿舍。他都快睡觉了,莫名惊诧。他给我一拳,说:“你怎么找来的?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害我在火车站等了一天!”
  “啥也别说了,给我点吃的。”我说。
  但时间太晚了,没有地方可以吃东西了。喜儿找了一个杯子,居然是可以通电的杯子,煮一块很硬的面给我吃。因为到省城后,迷失了方向,受了惊吓,好久都没感觉饿。到喜儿宿舍的那一刻,忽然放松下来。感觉那硬硬的面条,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吃完了,喜儿告诉我。那叫方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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