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 《边城》:沈从文对民族品德重造的热情呼唤
摘 要: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曾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如今已尘埃落定。他把文学当作重造的工具,其代表作品《边城》以一个个正直热情、纯朴敦厚的人物形象实现着他重造民族品德的理想。
关键词:边城 民族品德 重造 人性 翠翠 老船夫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坚守人格底线,抗争恶劣的文学生态环境,执著追求个体审美理想、生命理想和人类共同美好生活远景的理想主义者。
沈从文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马马虎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他所选择的事业就是文学,他的文学理想就是把文学当作重造的工具,借助文学的手段来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进而重造社会、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
沈从文说过,他的创作目的是让人们“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并进一步探讨民族品德重造的方式。在沈先生看来,重造民族品德首先要恢复原来民族品德中优秀的东西,恢复原来“朴质、勤俭、平和、正直”的人性,进而重造人,重造社会。《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品,寄托着他对民族品德重造的殷殷期望。
《边城》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的古朴而动人的生活故事。在那里,人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大人会喝酒,会做事,会睡觉,”“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女人会织布,会唱歌,会找她们心中欢喜的情人”。与淳朴民风相映成趣的是清澈的溪水,自由的游鱼,青翠的细竹,艳丽的桃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的胜景。但沈从文创作《边城》旨在唤起读者去重造现实,重造民族品德,而不是要回归自然,带读者去边城观光猎奇,去回避现实斗争。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生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如果说《边城》是一首人性美之诗,翠翠便是这首诗的灵魂。翠翠的形象倾注了作者太多的理想和诗情,她的音容举止、喜忧变化无不映现着边城山光水色的灵性和神韵,折射着古老民族的性格和气质。
翠翠生长在人间,却是大自然的女儿;虽然从小失去父母的爱,但她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爱。这种爱,是边城那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给她的。与大自然为伍的外祖父和边城的山民们用宽厚、慈爱的心怀抚育着她,关怀着她。她周围充满性灵的山水草木也都含着无限的温爱和无穷的智慧,犹如一位无言的长者,无时无刻不在教养着她,熏染着她。她得山川灵气,秀外慧中,一派纯洁与天真,又不乏聪慧与活泼。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着;她喜欢劳动,在劳动中享受着自然的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人事的理解,翠翠的性格越来越丰富温柔,她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渐渐长成一个多思善感的少女。自从十三岁的端午节在河滩遇见了傩送二老以后,翠翠的心里开始生长一种莫明其妙的新东西,她有了“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心事。她爱沉默,爱孤独了,常常“爱坐到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她对二老的感情一直处于少女期的梦境状态。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情感也悄悄滋长,后来傩送按老船工指出的“走马路”,夜里为翠翠唱歌时,这个少女的心便完全被俘获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身草!”翠翠情窦初开,听到祖父讲父亲和母亲浪漫的爱情故事,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感情。因此梦见自己上山崖摘虎尾草。“平时攀折不到手”的虎尾草,她很容易地摘到了。她内心里以前对傩送朦胧的感情,现在明确起来了。“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又表现出她内心的忐忑不安,说明翠翠还是个童心未泯的小姑娘。梦带给人一个更加迷离的世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纯情少女。这其实包含了一个纯情女孩关于人生的全部美丽和梦想,这实质上也是作家本人理想的寄托。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当这个少女最终迎来人生的风暴:祖父去世,二佬负气出走时,她一个人依然顽强地挺立在渡口,继续摆渡,等待心中爱人的归来。对于人生责任的勇敢承担,显示出她生命的光辉,青春的华丽;对爱情理想的执着追求,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楚楚动人,熠熠生辉。翠翠,这个青涩、情窦初开的女孩儿,如水滴般明澈清透,又充满青春活力,从外表到内心都姣好无比。她的羞涩是自然的、不做作的,但却是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在每一个女人血液中的沉淀――是的,是经济文化的产物,而非原初性的;是属于东方民族的,而非所有人性的;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非人的动物性本能。翠翠活泼单纯的身影融入了东方民族人格理想,显示了东方少女的神韵。在她身上闪烁着中华民族妇女的传统美德,这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沈从文对东方人格理想的热情讴歌,也是对民族品德重造的泣血呼唤。
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是疼爱有加,可以说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屯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怀了小孩子,士兵为了军人名誉**自尽,女儿却为腹中骨肉,“拿不出主张”。他知道了“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这是多么宽厚的父爱呀!当女儿生下翠翠也饱含羞愧而死后,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本来一心为翠翠打算的他无意中却为外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凄惨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找到了中华民族那代代相传却又正在日渐消逝的良好品德。
作者用其清新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写出了湘西淳朴的社会风气,处处洋溢着自然、纯洁、真挚的人性美,闪现出东方民族品格的理想光华。这些同样体现在船总顺顺与天保傩送二兄弟身上。船总顺顺掌握着水码头,家有巨富,却从不以财富自居而盛气凌人,相反具有侠骨柔肠,“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对本乡人及过路人,一律慷慨好义,从不爱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在处理与老船夫一家的关系上,他做得特别感人:体谅老人生活拮据,送白鸭,送粽子;不嫌翠翠家贫穷,打发媒人上门提亲;天保情场失意,驾船遇难,虽知与老船夫迟迟不答应婚事有关,但并不怨恨;他曾一度反对傩送与翠翠相爱,但知道孩子主意已定,便不再横加阻挠;老船夫病逝,他又急忙来帮忙料理后事,屡次邀请孤女翠翠去他家住,等傩送回来解决婚姻大事。如此种种,无不体现出边城人善良纯朴厚道的品德。至于天保傩送二兄弟,作者既写出了他俩对爱情的忠诚、坚贞,又表现了他俩自我牺牲的美德。他们爱翠翠,都是以感情为重的。在他们心目中,爱之所在,与世俗的钱财、地位毫不相干,甚至头脑里没有这些概念。他们慎重选择爱人,但在自己的幸福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又能忍痛割爱,成人之美。正如小说所写:“弟弟一开口,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爱情本身就有“排他性”,按茶峒的习俗也是不兴“情人奉让”的,但他们却都有互助互爱的德性,以一种作者所理想的优美健康而自然的“人生形式”,演绎出一曲平凡而崇高的爱情之歌,折射出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灿烂光芒。
面对“存在令人痛苦”现实,沈从文没有如同废名式地从对人生的绝望走向“厌世”,也没有如同鲁迅式地走向决绝的反传统主义。他所寻觅的,是存在于前“现代文明”中的具有人类共有价值的文化因子,并希望让他笔下的正直与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以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
小说结局妙笔生花,回味无穷:“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里面饱含着沈从文未言的希望与理想,是他对民族品德重造的热情呼唤,那个世界(包括民族品德)也许失去了,也许“明天”就回来了。这是多么急切的呼唤,多么震撼的呐喊啊!每每阅读一次,就会让生活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凡尘世俗中的你我灵魂受到一次洗礼,心灵受到一次震颤。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2]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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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路.沈从文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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