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生态整治促高教质量提高与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环境部官网

　　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强则国家强。随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胡锦涛总书记在全教会上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指导思想。
　　一、高等教育大国并不等于高等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工作重心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成为时代主题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历程说明,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最根本的事业。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大力发展教育是推动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已然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尽管这种制造大多还是低水平的制造,离“世界创造”大国还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是,高等教育大国并不等于高等教育强国。
　　客观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尽管成就巨大,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当前高等教育的焦点问题是,高等教育的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作用日益被侵蚀,一些高校存在着物质至上、制度虚设、精神委靡、学术造假、行政主导、文化庸俗等现象。有人批评说,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有作为经济利益角逐者和政治名利垂钓者的平台的倾向。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还有很大差距。因为,只有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才能真正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战略保障。所幸的是,现在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国家也已经开始行动,把高等教育的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使提高质量成为历史新时期的主题。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要求在目标明确、统筹兼顾的前提下寻求突破口。显然,优化教育结构和效益,全面发挥其自身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功能,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步伐,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成为当今我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焦点,而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时代的主题,也是我们保证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着力点。
　　二、我们不能无视科学大师离我们而去。“后三钱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应以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以重建学术生态为抓手,实现“教育家办学”“学人治学”和“不拘一格”
　　随着钱伟长先生的离世,中国科学界的“三钱时代”结束了。令我们教育工作者感动的是,“三钱”生前都高度重视科学和教育。除了18年前离世的钱三强,另外两位钱先生――钱学森、钱伟长在他们生命后期都将关注重点投向了教育领域。钱学森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表达了自己对教育的忧虑,而钱伟长则把生命的最后30年都放在了大学教育上。2006年7月,93岁高龄的钱伟长先生最后一次出席学生毕业典礼。当时在座的上海大学师生还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此来激发师生们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感。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高校学术生态恶化、抄袭成风、剽窃盛行、造假不断,被揭露的学术不端和学历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的主人公既有位高权重的大学校长、名校的著名学者,也有青年励志导师。试想,这些人已经如此,平庸之辈和莘莘学子将被导向何方?“近墨者黑”,一些教师以学术为“敲门砖”,在表面的一团和气中争权夺利,在简单模仿和大胆抄袭中求得职称晋升,在心照不宣和相互吹捧中捞得项目、经费,在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中换得权钱名利。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是,目前我国学术生态受制于大环境俨然成为雷区,置身其中、其外的各方都得小心翼翼。其结果可想而知:少数人拼命呐喊,以捍卫正在泯灭中的良知;多数人选择沉默,宁愿窒息也不愿发出最后的吼声……其表征是公共场合的激烈批评和具体人事上的“顾左右而言他”。长此以往,学将不学。可见,“三钱忧问”就其问题复杂性而言,是一个“历史之忧问”“时代之忧问”“共和国之忧问”。“后三钱时代”,中国能否实现“学人治学”,形成促进杰出人才成长的体制机制环境,是直面“三钱忧问”的焦点。鲁迅先生曾写道:“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此害不除,学难不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面对鲁迅先生80多年前的激愤和“三钱”新近的“忧问”,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我们既深有同感,又感到自身的责任和压力。我们呼吁,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和学术界的清正,有识之士和学界同人一道来正本清源,从而使我们共同走向自由、理性和正义的美好未来。同时,这也是我们对先贤遗志的继承和对科学大师离去的最好纪念。
　　我们认为,发展高等教育要有高级智慧,办大学要有崇高的使命感。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而言,以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质量管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家办学和学人治学是践行大学使命的需要,而净化学术生态、重建学术规范则是这场改革的突破口。
　　首先,高校要去行政化,实现教育家办学。温家宝总理说:“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钱伟长先生生前有许多头衔,但他最喜欢的是“钱校长”,因为在他看来,“校长的首要目标是培养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我们理解,教育家办学就是内行领导、专家治校,以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使命感办学。具体来说,教育家在这里就是大学校长,他们不仅是制定规则的人,还是率先垂范的人。大学校长不仅要有自己的办学理念,还要以捍卫大学精神为己任。
　　其次,高校要实现“学术权力主导”“学人治学”。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突破是华夏子孙的“当务之急”和“不解情结”。实际上,这同回应“钱学森之问”是一个问题,即我们何时能够培养出大批的创新人才,因为我们当下依然“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人不能真正依靠教师和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没有实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我们认为,学人不治学,就没有创新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的涌现。因为,大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人自治联合体。学术生态应该由学人主导。没有学人治学,就没有科学的春天;没有学人治学,也就谈不上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质量提高。严厉地说,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家办学,大学就有可能沦为社会的名利场。
　　最后,高校要实现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高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千百万人的思维定式是最可怕的势力”,难在“难突破”“难开端”,难在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不拘一格不仅关系到怎么看待“格”,还关系到如何操作即现实风险的承担和困难克服。当我们的大学依然在画地为牢而不自知甚至自欺欺人时,所谓的创新人才培养只能是一句空话、大话、假话。我们认为,创新人才的产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从物质、制度和精神多层次立体作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全方位施工。我们既不能揠苗助长、违背规律搞“大跃进”,也不能无动于衷、消极等待。我国高等教育和学界要在育人、选人(评价考试)、用人等方面全面改革,关键就是要不拘一格。培养创新人才需循“创新”思路;培养非常人才(杰出人才),还要用“非常”之法。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传统与学校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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