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教版历史教科书中几个问题的质疑:人教版历史教科书

　　人教版新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已经过了几次修订，对原来_些问题、瑕疵予以了纠正，但由于一些原因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认真阅读后将所发现似有不当之处列举，供同仁商榷。 　　
　　一、关于“秦始皇”称法时间及其数值范围表示规范问题
　　
　　人教版《历史》必修1(2007年1月第3版，后引该版本，不再一一注明)第9页秦始皇像下注解为：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才开始自称“始皇帝”，何来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称谓已存在?前246―前210年实为赢政在位时间，与秦始皇在位时间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并且按照《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所规定范围之内的出版物中，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在表示数值范围时，使用浪纹式连接号“～”，赢政在位时间范围用的“――”不符合规范。这种不符合规范的例子还有16页的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38页的沃尔波尔(1676-1745)。40页的华盛顿(1732-1799)等等。
　　
　　二、关于袁世凯被称为“北洋军阀头子”的时间问题
　　
　　必修1的64页：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任命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军政，企图挽救危局……
　　我们知道，国内外学术界对北洋军阀时期的界定是不同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使用在大陆学界没有太大的异议，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北洋军阀，是指从辛亥革命后窜窃政权的袁世凯起到蒋介石国民党军阀出现以前的军阀势力”。而港台学者及国外学者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在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到1927年。换句话说，袁世凯统治时期不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之内。照这样看来，在清王朝还未灭亡，袁世凯刚刚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时，且此时袁世凯尚未窃取到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若称此时的袁世凯为“北洋军阀头子”恐怕不太准确。张华腾先生对北洋、北洋派和北洋军阀词语作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应该用“北洋集团”这个中性词语来表达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北洋集团崛起于清末新政，发展于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孕育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北洋集团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北洋集团走向灭亡的阶段。”所以。我们把北洋军阀头子改为北洋集团头子或许更好。
　　
　　三、关于内阁总理产生办法问题
　　
　　必修1第64页对内阁总理产生办法问题表述为：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而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2007年3月第2版)第35页却为：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由临时大总统任命。面对二者不同表述，内阁总理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得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这样说来：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国务总理的说法似乎不太准确了。曾任国会议长的吴景濂说：“……自国务总理以及各国务员，由大总统提出，交临时参议院同意。”并称其“始终侧身与议，故知之较详”。孤证不取，我们还可以参阅“孙文等参议院同意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复袁世凯电”：
　　1.孙文电
　　顷得参议院咨云：……现国务总理拟派唐君绍仪，请将此电送交参议院，求其同意。云云。咨请本院议决咨复转复等语。本日常会经将此案提出，已得多数同意。为此咨复靖转复新举临时大总统袁即行任命可也……
　　2.参议院电
　　昨接孙总统咨称：得尊电开：国务总理拟派唐君绍仪，请送交本院，求其同意。经本院于本日常会提出公议，已得多数同意。特此电闻。参议院，十一日。
　　临时公报元年三月十七日
　　由此可见，国务总理事先拟派，再送交参议院求其同蔑然后由临时大总统任命即可。所以有学者认为，“内阁不是由议会中的多数派或党派联合来组织，而是由总统来提名(议会批准)”是“《临时约法》所造成的困境之一”。这些都可说明国务总理产生的方式。
　　
　　四、关于《辛丑条约》应赔白银精确数量问题
　　
　　必修1第60页对《辛丑条约》赔款数量表述：清政府赔偿各国白银共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
　　如此之精确的数――9.8亿两，让人不得不质疑《辛丑条约》中赔款数量是怎么计算出的。据记载，赔款的偿还方法是将4亿5千万两的赔款本金分成5组：A组应付“本利合计共银149，350，500两”；B组应付“本利合计共银125，694，000两”；c组应付“本利合计共银321，984，000两”；D组应付“本利合计共银108，012，500两”；E组应付“本利合计共银277，197，150两”，“5组39年内应付利银532，238，150两，本利合计共银982，238，150两。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数字显然仅包括1902年到1940年39年还本付息的款额”。然而，我们常常把“1901年下半年的利银及复利银共9，630，000两”忽略遗漏，所以“庚子赔款应付总额的确切数字当为银991，868，150两。”月教科书整整9.8亿两的应赔之数是对数字精确的表述方法，但是对于一些数据我们不可能精确地表述，适当的采用模糊表述未尝不可，改为9.8亿多两或许更好。
　　
　　五、关于谁最早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问题
　　
　　必修3(2007年1月第3版)第9页表述：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热世的道德际准，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
　　事实上董仲舒并没有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他只是将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伦理关系纳入到“阳尊阴卑”的思想构架中来，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的语词虽已出现，意思也很明确，但正式条文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仍旧没有提出来。后来的《白虎通・三纲六纪》又说：“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再到孔颖达时，他疏：“《丰L维・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至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正式条文就明确提出了。教科书所说的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后人”是指东汉后期的经学家马融，他将“三纲”和“五常”首次并提连称，在《论语・为政》篇里的对“子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句所作的注是：“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
　　
　　六、关于国民党“一大”确立“三大政策”问题
　　
　　人教版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2007年3月第3版)63页说：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笔者认为，国民党“一大”上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说法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在国民党一大的文献中，是没有出现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概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早出现于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决议案》的文献中，“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哒说明，“三大政策”概念的概括使用是在国民党“一大”后。但是从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及孙中山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是接受了中共的反帝反封的主张，同中共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句前加上一个限定，即“在事实上”。这样就更能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