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交织］解放初期中国引进苏联武器的史实回顾:解放初期苏联装备

　　中国与北面最大邻国交往的历史，是一幅悲喜交集且又宛如万花筒般变幻不定的图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异同变幻，造成毁誉和恩怨交织。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共同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情况下建立了密切的军贸关系，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得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度跃入世界先进之列。然而苏方宣传“无私援助”时又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态度对待中国，结果留下了一些积怨。全面客观地回顾这一段史实，不仅会使后人感慨万千，对如今的对外军事交往也可引发诸多启示。
　　
　　斯大林军事援华质量不高，却同意援建军工体系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又是其必然结果。旧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几个小型兵工厂连迫击炮的生产能力都不具备，决定了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必然要走引进苏联武器和建立苏式军工体系之路。
　　1949年以前，中国解放区仅接收过远东苏军转交的旧装备。后来苏联和台湾出于政治需要，都曾夸大苏援武器对解放军的作用。其实考证解放区的军工资料，苏军转交和故意遗留给中共的武器只有缴自日本关东军的30余万支旧枪、几十辆旧坦克、几十架残破飞机和干余门旧炮(包括二战中缴自德国和接受美国的租借物资)。1949年7月，因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刘少奇访苏时提出解放台湾急需飞机，斯大林在已无太多外交顾忌的情况下高兴地答应售给“最先进的飞机”。此时苏军已有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被确定为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赶去落实供货，苏联却只肯卖二战时的拉-11螺旋桨式战斗机。中方还发现斯大林已让人修改了会谈记录，提供飞机的表述由“最先进”改成“先进”。苏方还夸张地说拉-11的性能已高于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主力机型p-51“野马”，实际上二者空中格斗性能只大致相当。
　　新中国刚建立时购买武器缺少现汇，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外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购买苏联的海空装备。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冒着巨大风险出兵朝鲜，居于第二线的斯大林表示感动，按照毛泽东的讲法是此时才相信中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苏联对华援助规模虽大幅提升，武器质量却仍不高，还提出援朝装备款应“共同负担”，即中方出一半的钱。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lO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记下了中国30亿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这笔欠款虽只占50年代后期全国财政支出的1.5％，于1960年前已还清(困难时期对苏所偿还的主要是“大跃进”时拖欠的经贸债)，不过在习惯于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中国领导人心中却留下了不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提供的陆军装备都是二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步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43冲锋枪。苏军已开始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的3000余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提供的七个师的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研制出却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战斗机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战斗机。翌年，苏联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后国内仿造型为轰-5)，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1952年苏军已开始装备米格-17，却未对华提供，只售给米格-15“比斯”型。
　　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用购买和仿制的苏制武器装备了106个陆军师，质量虽属二战时的水平，却实现了全军武器标准化、系列化，当时彭德怀就认为武器几年的进步超过旧中国几十年。当时斯大林对华的最大援助，是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苏援的工厂设备并非无偿却只付成本费，中苏科技协定还规定技术援助都属无偿，只付复印费、纸张费而不讲专利，苏联传授技术后完全由中国自主生产。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只花费几十亿人民币，就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80年代回顾此事时还感慨说：“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赫鲁晓夫时期援华水平最高，最大战略性援助是核项目
　　
　　斯大林援华时提供的武器质量普遍低于苏军现役装备，既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要维护苏联对中国的“老大哥”的领先地位。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半年后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因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国支持，因而部分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某些作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并交还基地，在常规武器方面也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的样品和生产技术。全面地看待历史，赫鲁晓夫是历届苏联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援助水平也最高的一人，只是因他后来毁约撤专家而在中国留下骂名。
　　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实，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前，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就力排众议，提出应全面提升援华质量并派出一万名优秀专家。同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并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SKS半自动步枪、RPD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对华提供常规武器技术比较大方，除政治需要外，重要原因在于他认为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1954年国庆节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首次向他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提供帮助，赫鲁晓夫马上以中国电力不足予以婉拒，并说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可以。这一态度说明苏方在尖端武器方面仍想保持垄断而不愿援助。
　　由于苏联拒绝提供核技术设备，中国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对核项目只确定预研，然而随后却出现了一个宝贵的历史 机遇。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东欧随后发生政治动荡，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又掀起倒赫风潮。1957年6月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仍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毛泽东主持中共开会研究后，考虑到赫鲁晓夫是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决定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与苏方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答复同意。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赫鲁晓夫是不顾苏联军方坚决反对，决定了对华提供核技术援助。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并帮助建立核工厂。11月上旬毛泽东赴苏访问，在六十一国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苏联对《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履行起初还能如约，于1957年末对华提供了射程500千米的P-2导弹(由缴获的德国V-2导弹改进而成)。这虽远不及苏联刚试验成功的射程达8000千米的战略导弹，但毕竟使中国导弹事业起步有了最早的样品。翌年，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一系列核设施并提供了所需设备，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试验场。1958年9月，苏联援助的7 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建成，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也运到移交，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赫鲁晓夫虽说“我们对中国同志没有秘密”，但在核弹、导弹援华方面一开始便带有勉强性，许多项目都有保留。据当年来华专家在九十年代发表的回忆录称，他们奉命只能介绍1951年以前的原子弹设计方案，对氢弹技术更不许提及。中方在认真学习苏联的技术并引进设备时，核武器研究一开始便以本国专家挂帅，自行制定研制规划。这种“以我为主”的原则使外援中断后研制工作仍能进行，保证了“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
　　
　　1961年苏联援华曾短期恢复，翌年断绝后中国完全靠自我发展
　　
　　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内发展到最亲密程度，然而自1958年起便因苏方提议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而出现裂痕。这年7月，毛泽东在北京当面怒斥赫鲁晓夫，认为他的提议损害了中国主权。这位经常不讲原则且随心所欲的苏联领导回国后，便想中断核技术援助作为报复。不过考虑此举会严重损害中苏同盟关系，赫鲁晓夫近一年时间内犹豫不决。据他本人和原苏联核工业部门领导人的回忆录称，已放入铅封桶的原子弹样品装上准备去中国的火车达半年之久，发车或卸车的命令却一直迟迟未下。
　　一些研究中苏关系的人曾感叹两国领导人因“联合舰队”出现争吵这一偶发事件，并归咎于个人性格。然而从更深层次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的崛起必然威胁到当时美苏想主宰世界的格局，中苏两国间出现矛盾不可避免，只是双方若处理得当，可以不形成后来那种严重对立。1959年6月，赫鲁晓夫鉴于同美国商谈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的需要，终于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暂缓两年”提供原子弹样品，届时视情况再定。对这一背信行为，中国领导人表示了极大愤慨，后来自行研制并用于试验的第一颗原子弹便以“596”作为代号。1960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发表一系列“反修”文章，双方围绕着如何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论战升级。同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撤回全部专家，中止多数合同，对华的导弹与核技术援助全部停止。
　　赫鲁晓夫中断对华援助，伤害了中国领导人和群众的感情，8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追溯历史时也认为这一最大战略失策从长远看也伤害了其本国利益。不过从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进程看，苏联前期的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中国的研制时间。笔者曾向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请教过对此事的看法，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苏联中断援华，是想以此压迫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让步，却激发起一轮批判“修正主义”的声讨浪潮，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也提出要提前还清对苏债务以“争一口气”。当时赫鲁晓夫鉴于战略上同美国对峙，仍想争取中国支持，使两国关系一度有所好转。1960年末刘少奇访苏受到隆重接待，1961年2月赫鲁晓夫又主动提出准备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并转口50万吨古巴糖(后中方为维护自尊只接受古巴糖而未接受苏方粮食)，3月间又致信毛泽东称愿提供苏军现役的米格21战斗机和生产技术资料。考虑到国防事业急需，中方随即派刘亚楼率空军代表团赴苏，达成了购买引进协定。同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中国对苏欠款可推迟偿还并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
　　中苏关系的好转为时不久，便因1961年秋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双方在政治上的意见分歧而转向恶化。1962年10月，当古巴导弹危机出现时，赫鲁晓夫为争取中国支持，曾对中共中央表示赞同对印度实行反击，中方出于当时的政治观点仍批判苏联采取的是“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赫鲁晓夫出于报复，于同年11月间在米格-21战斗机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便停止这一援助项目，中苏军贸从此中止。直至苏联瓦解前夕，中国以购买苏-27战斗机为开端才恢复了军购。
　　进入90年代后，再看当年围绕着“修正主义”一类意识形态之争的中苏论战，知情者都有啼笑皆非和不堪回首的苦涩之感。当年参加过“反修”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对此曾总结说：“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伍修权：《六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炎黄春秋》1993年11期第18页)当然，苏联领导人以历史继承性沿袭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造成中苏关系不平等，也导致了双方最终反目。在此背景下，中苏两国军贸关系中断并由亲变仇，对过去十分友好的两国人民都是一大悲剧。不过在苏联瓦解前的1989年，中苏两国实现了正常化，邓小平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方针，对历史账“一风吹”(《邓小平军事文选》第三卷第297、第299页，2004年版)。此后留给中俄两国人民长期回忆的，主要是双方友好时蜜月般的时光。
　　回首当年恩怨交织的历史，国人可以引出诸多反思。历史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无工业基础的大国，想尽快在武器装备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购买引进友好国家的武器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即便是意识形态上的“兄弟”，至多也只能供给次先进的武器，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想坚持独立自主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消化吸收他人的技术并有所创新。另外，在带有强烈战略需求色彩的军贸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而不应过多涉入意识形态因素，出现矛盾时应注重求同存异，适当的斗争也要有理、有利、有节而不应无限上纲。正是由于吸取当年那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后来中俄长期军贸关系的建立发展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李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