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余英时的中国情怀与文化中国] 余英时不回大陆

　　余英时：知行合一的儒家知识人 　　周绍纲：余英时先生一直对您赞誉有加，能谈谈你们有哪些来往吗？ 　　彭国翔：我跟余英时先生相识已有12年多。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在读大学时，已经比较深入地接触到了从钱穆到余英时以及从熊十力到唐君毅、牟宗三这两条学术思想的谱系。余英时先生1987年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士与中国文化》，当时就让我感到了学术思想的魅力，产生了文化价值的认同。但我和余先生见面，对余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了解，则始于2000年。那年6月，余先生到台湾参加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以及中研院院士会议，我正好也在台北。记得那天一早去听余先生在汉学会议上的主题演讲，虽然搭捷运赶到，但仍稍晚了些。还是王汎森先生替我占了个座位，我才得以在坐站俱无虚席的大礼堂中坐下来，听了余先生对于国际汉学的回顾与前瞻。之后我和陈来先生一道，碰巧在礼堂中遇到余先生。由于当时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已近尾声，余先生就和陈来先生聊起来。大概注意到我一直在旁边站立静听，却不插话，余先生就特意也和我说话，说会送书给我。我很感动，第二天早上就给他去了个电话，表示一下问候。没想到余先生电话中即约我一起吃午饭。那天是汉学会议结束之后的院士会议，中午休会时，我在会场门口等候余先生出来，他即带我到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后面的西餐厅。那是我第一次和余先生面对面的交流。当时余先生的谆谆教诲，我迄今记忆犹新。会议结束的晚宴上，我又刚好和余师母同坐一桌。我和余先生的关系，就是从那时起日益密切，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那次见面以后，我每次到美国访问，都一定会去看望他和余师母。
　　余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和高风亮节的风骨令人无不敬重，但对我个人来说，在“敬重”之外，还多了一份“爱戴”。多年来，余先生和师母对我和家人一直非常关心和爱护，点点滴滴，都让我铭感在心。这里我仅举一个例子。2008年8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余先生和师母的电话，说要寄奶粉给我们。原来是他们二老获悉国内刚刚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立刻想到我女儿正在吃奶粉的时期。这件事既说明余先生一直关心国内社会的各种情况，尤其是民间疾苦，更表明余先生待人深情厚意，即使后生晚辈，也丝毫不加减损。对于人的尊重、关心、爱护，在余先生那里绝不只是言说和文字，而是真实体现于大大小小的日常行为之中。如果说“知行合一”是儒家传统最为注重的一种价值，那么，余先生可谓当今之世一位真正能够体现儒家价值的人物。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知识人”，而与一般的“儒家学者”甚至“儒学从业员”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切实的感受一直在我的心头，“情寓于中”，必然要“发之于外”。2006年11月余先生荣获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时，我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当代儒家知识人的典范——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表达了我的感受。当然，我和余先生从相识到密切，关键在于共同的价值信守，所谓“志同道合”。正是由于这一点，于“情”于“理”，我都从余先生那里获益良多。
　　周绍纲：2006年，余英时先生荣获“克鲁格奖”,有不少读者不了解这个奖项，您能谈谈吗？
　　彭国翔：这个奖是美国电视巨头约翰·克鲁格于2000年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款7300万美元设立的，也称为“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由于诺贝尔奖中人文学科只有文学一项，设立此奖时，克鲁格先生明确表示，该奖项针对的学科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文艺批评和语言学，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不足。因此，该奖也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
　　无论在奖励对象还是在遴选程序上，该奖几乎都一如诺贝尔奖。奖励的对象是那些在上述人文社会学科中辛勤耕耘多年，做出重大贡献并获得举世公认的杰出学者。其国籍和写作的语种不限，遴选的范围也是覆盖全球，完全是“千里挑一”。2003年第一届克鲁格奖授予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2004年授予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和法国哲学家利科。2005年该奖空缺。2006年11月15日，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宣布，经过全球多所大学的校长、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众多杰出学者和知识人组成的不同层次的委员会对全球两千多位获得提名的候选人的层层筛选，当年的克鲁格奖最终授予了余英时先生和杜克大学的荣休教授富兰克林。由此可见，正如诺贝尔奖的获奖人一样，克鲁格奖的得主必须是全球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的最为顶尖的人物。余先生获得此奖，完全是实至名归。
　　周绍纲：余英时先生荣获此奖有什么意义？
　　彭国翔：在刚才提到的《当代儒家知识人的典范——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一文中，特别谈了我对余先生荣获此奖意义的看法。该文最初以“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为题，发表在《读书》2007年第一期。只是应编辑要求，文字有些删节。完整的文字收入我2009年出版的《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一书。
　　在我看来，余先生获得该奖的意义或者说给我们的启示大体有两点：一是如何看待全球语境中的中文写作，一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知识人或公共知识人。
　　目前整个中文世界中，无分文理，英文能力早已成为各种评价机制和学者各方面胜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在不少人的心目甚至公开的学术评价机制中，外文撰著必定比中文著作更有价值。这当然是浅薄之见。学术研究的水准并不在于语言文字的“形式”，而在于其“内容”是否“言之有物”以及“物”的精良与否。余先生不乏英文作品，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自觉运用中文著述。此次大奖颁给余先生，可以说是对中文写作的充分肯定。
　　但再往深一层看的话，语言文字仍然尚在其次。关键仍在于语言文字背后的“含金量”。海外以中文写作者不乏其人，为何单单是余先生以中文写作首次获得克鲁格大奖的桂冠呢？对此，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在宣布余先生获奖时对其学问的盛赞可为注脚：“余博士的学术显然极为深广，他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的研究已经跨越了许多学科、历史阶段和课题。并且，他也以深刻的方式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检讨。”
　　如此看来，为中文写作在全球语境中地位提升而感到振奋的同时，我们又不可因民族自豪感的提高而过分留情眷顾于语言文字自身。著书立说的关键在于能否提供真知灼见，否则，无论运用何种语言文字，都难以在诸如诺贝尔奖和克鲁格奖这样严格、公正的评选系统中胜出，从而获得世界范围内有识之士的真正认可。这一点，是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
　　克鲁格奖在正式发布消息介绍余先生得奖时，有这样一段描述：“通过深入原始文献，他将儒学遗产从讽刺与忽略中挽救出来，并在‘文革’之后一直激励着更为年轻一代的学者去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多样。”此外，还特别提到，余先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专业的学术领域而深入整个中文世界的人文领域，是“在中国和美国都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人”。如果说“公共知识人”的主要特点在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那么，余先生无疑是一位当代的“公共知识人”。并且，作为一位“公共知识人”，余先生还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气质。事实上，“公共知识人”这一翻译语中所反映的“公共性”的涵义，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正是“天下”一词。所谓“天下为公”，“天下”一词所代表的对个人、小群体私利的超越，正是儒家的价值立场与终极关怀所在。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对于“公共知识人”，余先生曾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中指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人’（指公共知识人）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人’，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如果不能“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顶多是“知识从业员”，并不能称之为“知识人”。
　　在当今媒体和网络的时代，“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似乎更为容易。但所谓“容易”，仅指个人意见更容易进入公共领域。至于是否能够在“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这一“必须”的前提之下，其实历来都不那么容易。如今问题更大。
　　在我看来，公共知识人首先必得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深造自得者，否则是没有资格在相关问题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在如今专业分工日益细密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知识人不顾自己的学术训练，动辄在各种问题上发表意见并诉诸公共空间，以“通人”自居，必定沦为布尔迪厄所谓的“媒体知识人”。这种“媒体知识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实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而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很简单，无论怎样的聪明才智之士，其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若终日耳目、心神外弛，对各种问题都要回应，只能浅尝辄止而难以鞭辟入里。那些无一专业领域足以依托却喜谈“打破学科界限”并善于媒体运作的人士，就是典型的“媒体知识人”而与真正的“公共知识人”相去甚远。热衷于媒体“作秀”而刻意“推销”自己者，既不能沉潜而真正有成，其追逐名利之心，不必“诛”而可知矣。余先生学问淹贯，不仅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各阶段都有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同样也有深入的了解，却仍然时常在行文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学历史的人”、“不能逾越历史研究的学术纪律”，较之那些“株守一隅”却“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者，境界与识见之高下已不啻天渊，更遑论那些“媒体知识人”了。
　　其实，只要在学问上真正深造自得、有一贯的文化自觉与价值立场，透过文字流传，自然会对社会、政治发生深远的影响力。余先生1950年初离开大陆，除1978年短期来访之外，未再涉足中国大陆。但他的文字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在大陆流传以来，影响日益深远。余先生也确实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谓：“一个知识人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但由于这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怀”始终由其深厚的学养自然而发，余先生对于现实种种问题的分析评判，才决不同于那些媒体知识人的“隔靴搔痒”甚或“无病呻吟”，而精辟透彻之见迭出。余先生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从来都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其写作更不是为了趋时从众，正反映出一位真正知识人的操守。在当今这个喧嚣的时代，能够始终坚守学术岗位而不随波逐流的人文学者，必定背后有其文化价值的立场，如此，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方能源源不断。其文化价值立场，又必然且自然地会发为相应的政治与社会关怀。来自于深造自得的真知灼见，必然深入人心，流传广泛而久远。否则的话，无论怎样“包装”和“推销”，充其量如“飘风”、“骤雨”（老子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博取外行一时的喝彩而已，难以赢得内行持久的肯定，更逃不过历史的检验。所谓“终久大”与“竟浮沉”之别，正来自于公共知识人的“真”与“伪”之辨。学者何去何从，值得反省和深思。这一点，是余先生获得人文诺贝尔奖的第二个启示和意义。
　　
　　文化中国是中国情怀的载体
　　周绍纲：余英时先生常用“鹦鹉救火”自喻，意指自己的“中国情怀”。
　　彭国翔：“鹦鹉救火”原本是一个佛教的故事。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对这一故事有生动的记载，余先生曾经多次引用它来表达自己的“中国情怀”：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迄今为止，余先生在美国生活已有57年，远远超过了他从出生到离开中国的25年（其中有5年在香港）。但中国毕竟是余先生的故国，中国文化更是余先生一生的心血所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文化的意义上，他自觉自己始终是个中国人。这种对于中国的念兹在兹，正是其“中国情怀”的表现。
　　余先生一直关注国内的各种动态，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更是关怀备至，为建设一个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不懈陈词、倾注心力。这一点，在我看来，正是出于他不愿中国老百姓承受各种苦难的“不忍之心”。余先生的这一“不忍之心”，自然与儒家传统中孟子、陆象山和王阳明的“恻隐之心”、“本心”和“良知”同样千古不磨。而落实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即直接表现为其“溥博渊泉”而跃动不已的“中国情怀”。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余先生的文字中则篇篇都饱含“中国情怀”。余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今各种问题的关注，只有在这一“中国情怀”之下，才能获得相应与深切的理解。
　　简单地说，余先生的“中国情怀”表达的是对“中国”的一种深厚情感。这种情感的指向，是期盼中国成为一个人文与理性的国度，在这样一个人文与理性的社会中，人民安居乐业；无论贵贱贫富，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都能够得到尊重。余先生一再引用“鹦鹉救火”故事中“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句话，正反映和流露了这种深厚的情感与深切的期盼。
　　周绍纲：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何解读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情怀”？
　　彭国翔：余先生的“中国情怀”，当然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对余先生来说，“中国情怀”中的“中国”，正如历史上“中国”一词本身主要的涵义一样，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在余先生的心目中，“中国”代表的是一种承载了价值与文明的文化连续体。余先生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情怀”，之所以情系于此，正反映了他在情感上对于“中国文化”或者说“文化中国”的眷恋。这种情感之所以在余先生那里格外沉重，原因不在别的，正在于他亲历了这个悠久的文化连续体被内忧外患特别是中国人自己凌迟的过程，在于他目睹了这一文化连续体几乎“随风而逝”的命运。余先生的“中国情怀”和“情怀中国”，都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由内心所发。
　　附带说一句，对于“文化中国”这个词，现在学界流行的认知是已故台湾学者傅伟勋提出，经杜维明教授大力提倡而得以广为流传。但是，据我的了解，余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使用“文化的中国”这一表述。这一点，大概很少有人知道。
　　周绍纲：其实早在几年前，各类媒体就兴起“孔子热”、“国学热”等传统文化浪潮，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彭国翔：2006年12月18日，我曾应编辑之约，为《21世纪经济报道》撰写了《儒学复兴的省思》一文，后来也收入了我的《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在那篇文章中，我表达了对于“孔子热”、“国学热”及相关文化现象的看法。这里，我只想提一点。
　　相对于从“五四”到“文革”再到“河殇”对于中国传统偏颇和激进的批判，重新认识“儒学”和“国学”当然值得肯定。但对于“儒学”和“国学”，必须要有一个深入和全面再认识的过程，这一点格外重要。因为它是如今重建斯文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条件。我曾反复指出，我们目前仍然生活在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之中。晚清以来不断强化的“反传统主义”，早已使我们对自己的传统隔膜甚深。2000年以来，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新受到官方的肯定，似乎更在社会各阶层赢得了广泛的听众。然而，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潮流之下，大众对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了解，不过“浅草才能没马蹄”而已。当然，对儒家传统的知识了解，并不等于具备了儒家的教养。但缺乏全面与深入的认知和理解，要想认同并体现儒家的价值，也是根本无从谈起的。“知识”不等于“智慧”，所以佛教有“转识成智”的说法。可是，“智慧”必须从“知识”中提炼升华而来。没有足够的知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智慧也是无由而得的。作为一种“价值”的儒学，自然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不能异化为与自己生命气质无涉的纯粹对象化的知识。但这种“生命学问”的养成，又从来都离不开理性的陶冶。那种将“儒学研究”和“儒家信仰”一刀两断的看法，实在是浅薄的谬见。如果认为儒学研究者必定不能是儒学价值的信奉者，在这种两分的思维模式之下，儒学信仰者也就自然不需要任何对儒学的深入了解。如此一来，正如西方基督教传统中讨论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一个问题一样，如果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一个信徒如何确保自己聆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上帝而非撒旦呢？
　　孔子在《论语》中首举“学而时习之”示人，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以“好学”而非一般的“忠信”来自我界定，可见“学”之重要。正如古代所有大儒在“躬行实践”的同时都无不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一样，当今认同儒家核心价值者，也不应当自外于知识界和学院体制。那种将传统和现代、实践和理论一刀两断，认为儒家只能和“传统”、“实践”相关而与“现代”、“理论”无缘，甚至认为现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建制与儒家必不兼容的看法，实在是对儒学发展的历史缺乏了解以及思考力薄弱两方面所致的皮相之见，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似是而非的浅见。在当下这个众声喧哗、虚实真伪、变幻莫测的多元与多变的世界中，真正儒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关怀反倒更需要坚实的学术研究作为基础。从以往历代大儒到当今儒家知识人的真正代表，无不是德性与理性交相滋养，价值与知识相得益彰。如今“中学”隔膜已久，过去的“常识”已成现在的“学问”。不断涌入的各种“西学”，又不免使人“雾里看花”。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儒学传统“斯文”的内涵，我们首先得有恰当的了解，然后才能结合其他“文明”与“文化”的传统，实现中国“斯文”传统的综合创新与创造性转化。否则，在中西既有相通又有不同的价值系统之间，势必两头落空，重建斯文，也就无从谈起了。在目前有关“国学”和“儒学”的一片热浪中，社会大众既要慎思明辨，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在“风起云涌”的“大师”中辨别真伪；相关的知识人和从业人员，也当自我反省、自觉自律，不要自欺欺人。
　　总之，21世纪以来，对于传统价值的需求已不再只是部分知识人的呼吁，而真正表现为社会大众的心声，这的确是“儒学热”和“国学热”的社会基础。但目前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目前无所不在的商业化的侵蚀，是对重建斯文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加以警觉和克服，所谓“热”，很可能成为“死亡之吻”。“契机”未尝不会转变为更大的“危机”。这一点，是我殷切提请广大有识之士注意的。
　　周绍纲：就文化复兴而言，您觉得余英时先生的思想中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彭国翔：就我的理解，“复兴”并不意味着昔日辉煌的重现。孔子当初面对“周文疲敝”要重建斯文，并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周礼”。同样，如今我们要重建斯文，也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要重建一个“儒教中国”。文化的发展如江河之流，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所谓“文化复兴”，一定是固有的文化传统在主动迎接时代挑战，成功回应历史课题的过程中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世界上任何迄今仍然生机勃勃的传统，莫不如此。所谓“旧邦新命”、“老树新枝”。
　　我觉得余先生思想中最值得借鉴的，就是他一方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保持开放，将中西方文化中彼此相通的优秀价值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在“古今中西”之间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均衡。借用当年“学衡派”的表述，可以说是“昌明国故，融会新知”。既不会“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也不会固步自封，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于古今中西之间极端的激进和保守，无论是偏于哪一方，余先生从来都是双向批判的。这种深刻与理性的文化自觉，其实是“五四”以来一直较为缺乏的。如今的“文化复兴”作为对“五四”以来“反传统”这一“传统”的反动，固然在整体方向上与“五四”截然异趣，似乎是一种保守主义，但是在反西方的激进心态上，和“五四”以来的传统未免又异曲同工。正是因此，余先生能够洞察古今中西不同文化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而做到“允执厥中”的思想与文化立场，才尤其值得重视和借鉴。
　　文化建设是大国崛起的题中之意
　　周绍纲：说起文化，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您是怎么看待的？
　　彭国翔：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军事发展在国际上也不容忽视。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追求的“富强”，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于是，近年来“大国崛起”一词为国人津津乐道。但如果大国之“大”更多地应该被理解为“伟大”之“大”，而不仅仅是“强大”之“大”，那么，在经济之“富”以及军事之“强”以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与文明之“文”。历史上，中国几度为异族武力征服，最终却是异族建立的政权被中国传统文化“斯文”之“大”所“化”。这正是“文化”与“文明”的力量。
　　“伟大”之“大”，当然不能只讲“文”而置“富强”于不顾。“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简单的道理，国人自晚清以来早已因切肤之痛而有了深刻的体知。但若只把“富强”作为大国之“大”的唯一内涵，忘掉了大国之“大”还应有“斯文”这个重要方面，就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中国要想真正在世界上重新建立一个“伟大”之“大国”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作为财富和武力意义上的“超级大国”，眼下尤其要认真思考如何重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斯文”这一问题。
　　所谓“重建”，自然意味着“斯文”已经不再。晚清以来，在日益强化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潮流冲击之下，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和内涵的“斯文”，不断“扫地”，到了20世纪50至70年代，在神州大地几乎被铲除殆尽。然而，“西天取经”的结果，并未实现国人尤其知识人所向往的“大同”世界。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重新步入正轨，逐步达到了“小康”之境。而在渐趋“富强”的同时，国人缺乏“斯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种种“无礼”的行为，在海内外稍有文明教养的人士看来，未免触目惊心。回想历史上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如今竟至于此，身为中国人，如何能不汗颜呢？
　　为什么在“富强”之外还要强调“斯文”？道理很简单，只有“富强”，可以让人“畏惧”，但不能使人“敬重”，更遑论“爱戴”了。中国只有重新成为一个“礼仪之邦”，才能真正作为一个“崛起”了的伟大国家屹立于世界。所到之处，只有“富而有礼”、“威而不猛”，中国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由衷地欣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重建“斯文”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当务之急。
　　任何一个有远见、负责任、行仁政的政府，都不能不对此有高度的自觉。如果政府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着眼于此，那我认为是值得额手相庆的。
　　周绍纲 ： 《新华月报》为此特辟“文化中国”栏目，旨在回到文化原点上讨论文化发展问题。您觉得文化中国应该回到怎样的原点，才有利于当下的文化发展？对于文化建设问题您有哪些意见？
　　彭国翔：《新华月报》特辟“文化中国”专栏，是一项极富远见卓识的举措。在我看来，文化建设不仅涉 及各级政府，更是历代作为政治主体的儒家知识人“外王”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传统中国社会，至少唐宋以降，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主流的儒家知识人基本上是直接参政的，即便是被认为侧重“内圣”的宋明理学家，也概莫能外。余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就揭示了朱熹以及宋代道学群体“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与实践这一以往研究忽略的重要面向。
　　不过，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政体，尽管可以通过科举制吸收儒家精英知识人进入管理阶层，但其政权却仍是“家天下”，与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在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正是由于这一根本症结所在，传统儒家知识人的代表，从孔子、孟子一直到“二程”、朱熹，包括王阳明，政治上一直是被边缘化的。“二程”、朱熹和王阳明，甚至都有被打成“伪学”而遭受政治迫害的经验。因此，不论“居庙堂之上”，还是“处山林之下”，尽管儒家君子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再跃动，不绝如缕，如顾炎武所谓的“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在极权与专制的政治结构中，儒家君子的政治主体身份无法获得最终的保障，始终不能充分发挥其“政治主体”的作用。正如狄百瑞指出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君子”来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这些儒家经常不得不单枪匹马面对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独自应对帝国官僚体系的复杂、僵化或派系内讧。他们越是有良知，就越容易成为烈士，或者更多的时候成为政治空想家。”一句话，在极权与专制的政治结构中，真正的儒家君子永无容身之处。
　　周绍纲：“文化中国”专栏旨在为当下的文化发展寻求一种学理上的路径和文化依据，余英时先生早年在新亚书院求学之际也曾参与过《新亚校刊》的编辑，如何办好这个专栏，您能提供一些具体的意见吗？
　　彭国翔：对于当前的文化复兴来说，我觉得设立像“文化中国”这样的专栏非常必要。由于媒体在当今之世负有引导民众观念这一重大责任，像“文化中国”这样的栏目，就更应当在“乱花渐欲迷人眼”和“众声喧哗”的局面中，多向广大民众传递思想文化界的真知灼见。因此，办好这个专栏的前提之一，我认为首先是要具备“法眼”和“慧眼”。“文化中国”专栏瞩目余英时先生这样真正深造自得的学术思想大家，介绍其睿识与洞见，正是具备高度判断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