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英庭长和他的法官们|庭长和法官有区别吗

　　王新祖很小的时候，母亲带他找过一个名噪一时的”瞎仙”算命。瞎子在他脸上、耳朵上又掐又拧一阵，念念有辞曰：池深难困蛟龙，庙小自有神灵。这孩子不得了，大富大贵命，以后要做大官的。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母亲听了挺高兴，一下子掏出10元钱的谢礼。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母亲却说：值！
　　事实上，从小到大，王新祖都没发觉自己命里有什么“大富大贵”的征兆。他的家在村里是外姓，几乎任何一个大姓人家的孩子都有资格在他放学的路上羞辱他一番或者干脆揍他一顿。看着他经常衣衫破烂、满脸青肿，母亲心疼得直掉泪，但还是严厉地告诫他：忍！
　　后来就是参军、入党，复员后分配到永康市法院石柱法庭。从书记员做起，到助审员到审判员，几乎一年一级。再后来，那位“瞎仙”的“预言”应验了。他真的做了官，虽然只是共和国法院系统最基层大概也是最小的官—芝英法庭庭长。
　　官儿虽说小到不能再小，可要管的事情却委实不少。从一般的民事纠纷，打架斗殴，到闹个离婚，争份家产什么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既琐碎又烦人。就说前年冬天吧，某村一户村民丢了一只鸡，那几天正下大雪，有人说在一乡办厂门口发现数根鸡毛。丢鸡的村民召来一群亲友，围在厂门口大骂厂子是“贼窝”。此时，厂里正在搞搬迁，装满机床和生产原料的几辆大卡车刚到门口就被截住了。村民们骂得很难听，厂长一个劲地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厂长与工人们被激怒了，双方各自抄起能拿到手的家伙，一场流血冲突眼瞅着就要发生。王新祖闻讯后，火速带人赶到现场，查明情况后，把丢鸡的村民叫到跟前：
　　“你说说，你亲眼看见厂里的人偷鸡了？”
　　“没有。”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是贼？捉奸捉双，拿贼拿赃，你没有真凭实据就硬说人家是贼，要是偷鸡的人碰巧经过这里，你就不怕冤枉死人家？你是嫌国家的冤假错案还少吧！再说了，双方动刀动棒，若伤了人，你绝对脱不掉干系，法律可不是吃素的。想想，为了一只鸡，值吗？”
　　村民嗫嚅无语。
　　“说吧，一只鸡多少钱？”
　　“也就10来块钱吧！”
　　“如果厂里答应付你10块钱，你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没有，”村民连声说：“我听王庭长的。”
　　王新祖又找来厂长：“厂子搬迁，是件喜事，为了一只鸡，弄得搬迁受阻，不能尽快投入生产，经济上要受多大损失？再说，厂子在村里办了这么些年，关系还是不错的。我看这样，你就拿出10块钱，补偿一下丢鸡人家的损失，权当是救济困难户。搬迁嘛，也算是图个吉利。你看如何？”厂长是个爽快人，当即应允。于是，村民纷纷回家，搬迁的卡车开往新厂……
　　这样的事，说大不大，可说小也不小。如果不及时查处或调解，一件小事就有可能酿成一桩大案或命案。这么些年来，王新祖以自己坚强的毅力和超乎常人的耐心，到底化解、消除了多少这样的案子，他是很难说清楚的。反正，永康市人民法院历年的工作档案中，王新祖受理、审结的案件数，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他审结过的案子，发回重判的没有一件。为此，他付出了很多。从1991年当庭长那天起，他就难得回家与亲人过一个轻松的节假日。已经连续3年了，他的春节都是在法庭度过的。妻子说：“对王新祖来说，法庭比家庭还要亲。”孩子也埋怨：“爸爸说话不算数，总也不回家，太差劲！”王新祖常常感叹说，自己最对不起的人是妻子和孩子，且决心很大地表示，一定要找机会好好补偿一下自己欠妻子和孩子的感情债、义务债。可表示归表示，案子来了，他还是不得不把家庭抛在脑后，一任孩子失望，妻子伤心。
　　苦，真苦；累，也确实累。可王新祖从未打过退堂鼓。曾经有朋友说起他小时候算命的事。他笑笑说：“全是扯淡！老天爷真想让我大富大贵，他怎么也不会让我当这个庭长的。”朋友怂恿说：“那就辞职，闹腾个厂长、经理什么的干干，几多惬意，强似你这一天到晚挣命似的忙。”王新祖正色道：“那不行！以一己良知，服务百姓，造福一方，是我这一生求都求不来的好差事，你就给我个百万富翁干干，我也不跟你换。”朋友摇头：“你傻到家了，你最终会后悔的。”王新祖坦然一笑：“还是求你让我傻下去吧！我自己选定的路我就要走下去，绝不后悔！”
　　今年3月中旬，我们前往芝英法庭采访时，正赶上王新祖刚刚处理完一件案子。
　　去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崔正花的少妇来芝英法庭告状，自诉自己被一殷姓青年从江苏带来此地，同居多年，并生有一女，已成事实婚姻。现男方另有新欢，双双外出，弃她于不顾，她和孩子的生活窘困，没有着落。特来求救。王新祖听完，答应受理。自己掏出路费和饭钱，让崔正花先回去，随后便赶到殷所在的村子，与村干部一齐前往殷的家中，与其亲属交涉。经初步商定，先由对方拿出几百元钱负担崔正花的生活，其余等殷回来后再作道理。王新祖耿直、磊落，对那种始乱终弃、毫无责任心的男人，深恶痛绝，内心里对崔正花的境遇也抱有一份深刻的同情。他决心以法律的威严为崔讨回一个公道。
　　没有想到的是，不知在什么人的“指导”下，崔正花却去妇联、报社、市信访办“反映”了诸多问题，包括“王新祖接受殷家的好处，想将事情不了了之”等等。各方面都有了反应，报社也编发了文章。王新祖的处境顿时尴尬起来。他知道他在法庭工作多年，免不了要得罪一些人。他们对他有一种敌意，甚至痛恨他，他都可以理解。但他却绝不允许任何人拿一个不明就里的当事人当枪使，往他头上扣屎盆子。愈是这样，崔正花的案子他就愈要一管到底。因为报社已登出了文章，殷的家人觉得反正脸也丢了，便坚决拒绝再负担崔及孩子的生活。王新祖会同村干部，再次去做殷家人的工作，最后好歹算是谈成了。又考虑到，长此以往终归不是办法，便找一位厂长朋友商量，让崔正花到厂里做工。
　　厂子的事算是谈妥了，可总不能抱着个孩子去上班吧！又为孩子上幼儿园的事四处求人。一切都办成了，他找来崔正花，将自己的安排逐一说明。崔正花一下子跪倒在地，哭着说：“王庭长，你是个大好人，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求你原谅我吧！”王新祖说：“我是人民法庭的庭长，我做的都是我份内的事。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以后一定要吸取教训，踏踏实实地做人。”“我一定的，一定的。”崔正花流着泪，连连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