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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再吟》后记】 从仙侠世界归来

发布时间:2019-06-11 11:24:14 影响了:

  前人论文艺,以无意中得之为上。就我个人体验,这等境界得来不易。举一首自作五律:  此地尘嚣远,萧然夜雨声。  一灯陪自读,百感警兼程。  絮落泥中定,篁抽节上生。
  驿旁多野草,润我别离情。
  有位朋友说,读这首诗兴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回忆那年春天一个细雨漾漾的晚上,郊外偏僻的角落,独处斗室,灯下读书,读什么,身在何方,竟完全失去记忆。朦胧模糊之中,瞬间萌发叫做灵感的东西。诗句汩汩而生,不费斟酌,很少修改,潜意识的积累进入意识层面,于是一切置之度外,遗忘,留下的只有四韵八句。我珍惜这段生活经历,感到奇异,惊嗟。那时的我真像梦中人。诗的高下优劣,别人如何评议,在所不计。重要的是那份思绪,那个忘乎一切的雨夜确实很迷人,不知何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美的追求过程产生的乐趣,大于创造物本身。由此进一步体会到美的本质脱离功利,美的创造与欣赏依赖直觉。
  古今谈艺论文的文章多不胜计,我独钟于古老的、概括简炼的短句,因其中有最丰富的哲理在。论书法:“书,心画也”;论诗:“诗言志”。两者相通,说到底都是“情”,穿透本质,超越时空,对今天的启示丝毫没有减弱。问题倒是我们今天常远离古人遗训,忘却了根本。所以我曾说书法向“心画”回归,不但不是倒退,而要求继续前进。诗歌强调“言志”,任何时代不会过时。从古人遗训中寻求现实意义,才体现出我们一代人的智慧。为了表达
  “情”,作诗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技巧在内的“寄托”必不可少,但都围绕“情”为基点,为归宿。“欺情以炫巧”最要不得。以真情实感作导引,无做作,无巧饰,诗不粘附诗人成为“第二生命”,而与诗人全身心合为一体,即诗人本身。“诗言志”,志即是诗,是诗人本质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暂时做不出好诗,也不失为诗人,比之以诗人行家里手自居而失去自我者高明得多。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作者失意中的感喟,出于特定条件,诗的意境远远超越了历史的具体性。读者以各人的经历体验诗中的普通性忧思。这种普通性的忧思从历史上许多诗歌也能找到共鸣。与《登幽州台歌》意境不同的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却内含与陈子昂相通的哲理。千山万径空旷白茫茫一片,特写镜头突然对准一个钓翁。“雪”如何能“钓”?“独钓”为着什么?与《登幽州台歌》相同的是,起笔天地之大,都落笔一个“独”字。古今哲人的思考超越时空,异于常人,孤独感油然而生。柳宗元,陈子昂,都是大手笔,比较之下,后者更加不事雕饰,没有任何着意成分,全从心胸呼号而出。
  前不久,偶然重新写《淳化阁帖》片段,有了新鲜感受。觉着王羲之的手迹似乎也平凡,没有大起大落,没有特殊亮点,果真是“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然而仔细品评,到处弥漫着内在的张力。作品不容随意拆开、装配,好就好在信笔所之浑然一体。由此想到,像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这样的字帖,只一个“集”字便着眼不高,不可能臻于上乘,甚至未免欺世,还有等而下之的便不必说了。其他艺术道理相同。好诗常伴随着佳句、名句,佳句、名句由好诗自然流出,却非外部移来装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陶渊明是偶然得来不费工夫,经后人摘成为千古绝响。单看这两句,绝无惊人之处,好就好在不作惊人语。“僧敲月下门”经由推、敲的故事,高下之分似乎有了“定论”。可是在王船山眼里,“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无论推或者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究其原意,情、景妙合无间,便达到至高境界,遣字造句全以情景转移,外加“推敲”,不免造作的痕迹。王船山之说强调一面,倘从诗的技巧、工力的重要性驳议,又有大篇道理可说。但是追溯诗的抒隋言志真实不欺,造就诗的性灵合作而言,船山的“何劳拟议”应当说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诗之为诗,就在于它自身,禅家之所谓“现量”,显现真实,不参虚妄。
  当今社会急速发展,有句常用的话叫做“信息爆炸”。倘说“消息”,古已有之,“信息”,则与现代化媒体密切相关,并且具有当前时代的特征。过量的信息,造成躁动浮泛习以为常。“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二千多年前的老子倘看到今天的样子,不知该怎样言说了。过量的信息,使人难以辨别价值高下甚或混淆价值观,导致思想缺失以至可贵的(包括过去与当代)思想也淹没在凡庸、低俗、无聊之中。信息可以激发艺术创作,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无论何种信息都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但是太多的信息把艺术挤向边缘化。信息不能代替深入生活。为了精神的升华,我们需要从最底层汲取源泉。画家不能靠照片代替写生,摄影家的镜头不可能没有选择性。我们时代即在当下也并非没有杰出作品,为数极少的杰作被大量噪音混淆,人们来不及或者无心分辨。而噪音却因其喧闹一时得以存在突显出来。当我看到为推出“精品”而竭力“打造”、“制作”、“拼搏”,总会怀疑:文艺果真如此这般达到繁荣的吗?什么才是意识形态真正的繁荣?日常用语里所谓提高“档次”也是随处可见。“档次”源于商品,把艺术家划分档次,是尊重、还是贬低?还见到有的展览会题名“实力派艺术家”,倘说经营企业要实力,拳王泰森有实力,倒也不差,当然泰森咬人既是犯规,并且是对自身实力缺乏自信力的表现。艺术家创造精神产品,如何一个“实力”了得?艺术的位置要靠群众在历史中检验。唐人自选的两本唐诗(《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竟没有杜甫作品入选。王羲之在唐太宗以前也远没有登上“圣”的位置。书法有“圣”,显示了价值观的极大变化。“圣”开启了宏伟壮丽的流派,但是未尝没有束缚人的思想。直到帖学衰颓,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上升下降的过程一样,定于一尊,便走到事物的反面。真正的艺术繁荣离不开多元化局面。
  信息爆炸伴随语言爆炸,新的词语陡增,旧词语有的变化着原先的感觉。比如“应酬”,属中性,有各种姿态。古代有许多应酬之作,送往迎来,席间赠答,多不胜计,真正的好诗绝非敷衍了事。大作家哪怕一作不真,在批评面前也避不开刀尺的锋芒。像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尽管流传甚广,毕竟失之于浅。比起他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未免逊色。到了现今躁动的环境里,“应酬”的素质降低,无非热热闹闹、逢场作戏、皆大欢喜而已。“应酬”成为一种处世手段,以至拿来象征身份。如说某人多“应酬”,或自诩“应酬”多,便表示有来头、“档次”高。达到华威先生那样的程度,便得其所哉了。看似为公务忙碌的华威,其实在破坏着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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