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条为时已晚，减税亦非当务之急]当务之急

　　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便有降温的迹象。到今年二季度，下滑速度骤然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季GDP增长率跌至7.6％，为三年来新低。而从发电量等实体数据看，实际增长率也许还没有这么高。经济的迅速滑坡，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高度紧张。如何避免国民经济硬着陆，如何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局，遂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中南海开会研讨，问策于几位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一时引发憧憬种种。归纳而言，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提供的药方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打破行政垄断，开放市场；二是减税减费。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前者可激发效率，后者为企业减负，双管齐下，定可救企业于水火，挽经济于下行。遍观财经类媒体，基本也都在呼吁这两件事。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一些基本常识。打破垄断属于体制性改革，是长线功夫，短期不仅不会见效，反而会造成经济下滑。包括央企在内的各级国企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控制着几乎所有关键资源，如果现在贸然推行国企改革，即使仅仅开放市场准入，都很可能打乱已经定型的市场格局和交易惯例，并可能使原先被掩盖起来的问题过早暴露。换言之，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拿国企开刀，很可能自乱阵脚，反而加剧经济滑坡。
　　举例来说，如果现在马上对铁道部进行市场化改革，那么这几年投资大跃进造成的坏账肯定掩盖不住了。那时怎么办？要不要花几年时间清理？那么这样一来，还能指望铁路为救经济出力吗？
　　减税也同样不得要领。中国企业税负确实很重，但重的只是面向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那部分。由于高额出口退税的原因，出口企业的税负其实很轻。此外，中国基本没有资产税，因此实体部门的税负远重于虚拟部门。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宏观税负过重，而是税负的分担极度失衡。生产者重税而食利者轻税，驱使民间资本脱离实业，而热衷于炒房、炒矿和****，经济严重泡沫化、虚拟化。
　　从时机上说，现在重提“新36条”亦时机不佳。“新36条”的上一个版本，即“旧36条”，于2005年出台。彼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初显，汇率改革刚刚启动，泡沫经济尚未发酵，“国进民退”也不算十分严重。当时若能坚决贯彻“旧36条”，给刚刚完成原始积累的大量民间资本找到实业上的出路，这些“热钱”就不会一窝蜂涌入楼市，泡沫经济也就不会膨胀到今天这种程度。而若能借着汇改的机会，果断与美元脱钩，使中国由出口经济转向内需经济，那么所谓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也将荡然无存。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该做的时候没做，不该做的时候就只好不做。既然“新36条”为时已晚，减税又非当务之急，那么现在应该做什么？
　　首先，对外鼓励出口、对内鼓励炒房的老政策必须放弃，即使付出沉重代价亦在所不惜。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靠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政策，通过压内需补外需，人为压低各生产要素成本，在国际市场上确立起竞争优势，赢得一个“世界工厂”的美誉。但这条路已走到尽头，无潜力可挖了。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经济天然是内需经济，依赖出口只能是阶段性的，不能长期化。
　　其次，以投资拉动GDP的模式也已经走到头了。根据经济学的定义，投资是消费的延迟，即今天的投资是为了明天的消费。因此，投资和消费之间必须取得平衡。投资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高投资是以低消费为前提的。当投资摧毁了消费，投资与消费就会严重脱节，今天的投资未来就将变成废物，因为市场上根本没有相应的需求。这样的投资，短期是拉高了GDP，长期却是拉低GDP的。长期看，无效投资是无坚不摧的紧缩力量。
　　最后，严重的地产泡沫是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很痛苦，但拖得越久，痛苦必然越大，而痛苦大到一定程度，也许就会变成难以收拾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总之，现在需要的是决策层壮士断腕的果决，而不是小修小补、不痛不痒的所谓惠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