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波动理论研究述评_凯恩斯主义短期经济波动理论

　　摘要：关于长期经济波动，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理论：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以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提出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并在诸多方面发展了长期经济波动理论。本文就相关研究进展作一评述，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关键词：长波理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曼德尔；辩证方法
　　中图分类号：F0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20-08
　　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何判断这次经济危机的性质成为理论界探讨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是从生产过剩和金融化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表现；另一种则是从结构性经济危机和长期经济波动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在本文中，笔者对国外长期经济波动的理论分歧进行评述，梳理我国学者自1980年代以来在长期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一、三种解释模式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象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涨”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代发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dota 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LoutA)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一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在弗里曼和卢桑合著的《光阴似箭》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