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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读书笔记【《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19-06-20 08:56:33 影响了:
文章摘要: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甚至给予高度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

日期:2018/5/2 范文一:读书笔记《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与时俱进,拒绝落后

我了解李鸿章此人初始于中学历史课本,后在与晚晴相关的电视剧、电影中常常会看一个或邪气、或阴冷、或儒雅的干瘦老人形象.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直到我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方才让我又重新审视这位叱咤晚清政坛四十年的风云人物,甚至对晚清那段国家屈辱史,有了另一番感悟.

《李鸿章传》是在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领袖流亡在日本创作的,当时梁启超正好29岁,大好青年,却已流亡日本三年.此时的他正孤独的在日本岛上,反思和总结维新变法失败之处.在我看来,他写李鸿章除了去点评一名政敌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借由李鸿章的一生,抒写自己对晚清历史的见解,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看法,对大清王朝陨落的一种悲愤,他其实是借李鸿章的故事,抒发自己的胸怀.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梁启超与李鸿章的政见不同,但他却没有将李鸿章描述成为一个大奸大恶的权臣,给予了他许多正面的评价,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甚至给予高度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感叹其“生不逢时”,体现了流亡臣子对于国家腐朽

不堪的制度难以抑制的孤愤.

作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家,虽然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不少不平等的卖国条约,导致国力更加落后,百姓生活更加艰苦,但这也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作出的最无可奈何的选择.若还有别的机会,谁会愿意放弃自己的国家,放弃自己的人民,放弃自己的家人,去给敌人送去土地和财富?谁会去选择背负这样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家内部状况亦无法理顺的条件下,无论是谁都无法做得比他更好.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李鸿章于开始时投奔于曾国藩门下,在围剿“义和团”战斗中崭露其军事才能,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还和曾国藩等人一同建立了湘军和常胜军,镇压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随同周天爵镇压定远陆遇龄起义,镇压陈学曾、纪黑壮起义.且其品德气量也为人所道,“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他创立的北洋水师舰队,也成为当时中国政府水军的主力.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李鸿章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兴起了旨在拯救落后中国的“洋务运动”.即其所创办的各种工厂以及派学生游学外国,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工业改良运动.他较早地意识到了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法非变不可的地步.他不仅

认识到只有强大才不会被挨打,只有强大才可以主宰自己命运,还为当时的中国培养出一批有用之才.尽管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他那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先进思想却在有志人士的心中埋下了不可抛弃的种子.为以后中国的觉醒和迈入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李鸿章,悲就悲在身处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代,以一己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无异于饮鸩止渴,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志向,这只是一个梦想.所以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是无奈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其起于湘军,败于甲午战争,遭致一片骂声,但当时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国入侵呢?腐败无能的官场,自私自利的官员,愚昧无知的国民,才是晚晴失败的真正根源.

“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臵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并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好或者是坏,而是应该站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他所处的位臵上去看待这个人,看了此书之后觉得李鸿章的内心是爱国的,其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也没几个人可以超越.虽然知道李鸿章也有过错,但是他仍然可称为一代豪杰人物.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依旧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徒有一腔爱

国热情,却无处施展自己的满腔抱负,怎不让人痛心泪流.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像李鸿章这样吧,当时国民的愚昧麻木,实在是让人心痛,让人心寒,让人忍无可忍.虽然有人想救你出去,可你却安于现状不愿去改变现实,这实在是叫人悲哀.李鸿章就是那个想救国的人,然而黑暗的社会终究不能让他实现心中的抱负.李鸿章悲壮的命运便由此可见了.

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常常感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晚晴的失败源于其腐朽的制度.因此,要立于天下,首先要跟着时代进步,此书让我更深层次的感悟党中央提出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还不得不面对金融危机的困局,在新一轮的历史大螺旋中,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仍未建成一个理想完善的公民社会,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

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范文二:《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李鸿章是我们都熟知的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评价应当最 公正.他的评述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名人列传.

在正统教材中身背“软弱”“卖国贼”“刽子手”恶名的李鸿章,在西方却有“东方俾斯麦”的美誉——这种差异可能不仅仅是“屁股”的影响,更有东西方文化观念和政治需要的因素.而同样身为清末名士的梁启超,在其所著《李鸿章传》中,却也将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并对李鸿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综观李鸿章,得益于淮军失意于淮军.咸丰、同治间,受曾国藩之托,回乡建立有别于八旗而效仿湘军的淮军,作为李鸿章得意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由此为李鸿章奠定了其飞黄腾达的官宦生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淮军在朝鲜的失败,在东北的望风披靡,以及所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亦属淮系)在黄海大黄沟的战败,在威海的全军覆没,使得李鸿章的声誉扫地,四十年所经营的淮军、二十年所倾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就此溃崩瓦解,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开始走向末路.

李鸿章被梁先生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不幸时代之中国大臣,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其外交行事便不得不以妥协来求得中国安宁.其主张可以被理解,但大多数国人并不耻于此,往往诟病于李.李的外交思路固然可取,但是往往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得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心血,力

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集权力量的牵制,有志而不得伸.同样,李鸿章签卖国条约其实无外乎西太后懿旨,李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与各洋务大臣起办洋务,原来也是以消灭太平军与捻军的手段,而且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然需要加强军事武备,以备国防.故而起办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这种情形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应当说李鸿章功不可没.但是洋务运作并不采纳西方制度,其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的做法使得中国重新了解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学.但是这次应当举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国人能够清醒的认清世界形势,仍然有许多保守派不愿意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而洋务派也没有足够的主观意识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仅仅将皮毛转送到中国专制政权手里.但李鸿章就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褒扬和批评都揭露了一个事实,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卖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一个是消灭了违背中国传统伦常的太平天国,另一个是兴办洋务,但是晚清帝国官僚统治机构的腐败也使李鸿章不可能完全脱离官场的颓靡之风,所以,贪污之巨,仍然令人侧目.但是无论是他糟糕的贪污记录还是他惨淡的外交业绩,李鸿章等人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清代官僚机构重用满族贵族而少用汉官的政治结构,也由此使得安徽之地的官员顺利进入清中央政府机构,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皖系军阀的源头.梁先生的介绍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先前对于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

之人物,李鸿章的确是伟大的开拓者.其历史的悲哀一方面在于专制政权,一个方面在于中国国运的不幸.

李鸿章乃团练淮军起家,曾力挫太平军和捻军,兵锋所指,无所不破,力挽大清于狂澜,但是李与曾国藩一样,虽然能运筹帷幄,但是往往有谋略,而无战略眼光.李家之淮军虽不同于绿营、八旗之辈,但其军队仍然不是近代军队,士兵缺乏军事素养,也不懂爱国保家之责任.当然也可以认为李鸿章的淮军虽挂名清军兵勇,但实际上是私人豢养的军队.清政府中央并未视其为嫡系,虽然重用,但是时时防范.中日甲午战起,清中央政府本应当倾全力支持淮军与日军一战,但是西太后出于权利平衡,以维系其中央权威之考虑,竟然随意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以致海军设备无法更新.而李鸿章自然也不是坚决爱国之英雄,视北洋海军为其私人财产,竟然不让海军与日军决死一战.李鸿章越是老去,其心态越趋保守,结果武备尽失,京畿难保.被迫签定城下之盟.

李鸿章的发迹,在政治上的崛起,得益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

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快速地成为满清晚期的重臣,这里显露出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使得风雨飘摇中的满清王朝不得不委以重任,而李鸿章也为了满清王朝竭尽全力,努力想要做好很多事情,如搞洋务运动,建立西式军事力量,在对外事务上也竭尽全力维护满清王朝也可以说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利用一切手段和办法与列强周旋,甚至在日本遭遇刺客袭击身受重伤之后,仍然坚持谈判,维护满清王朝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其后在身体染病病势危重的时候,仍然被列强在病榻前威逼,直至病故,在某种意义评价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李鸿章的一切作为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既未能中兴满清王朝,挽救满清王朝于颓败,乃至最后的灭亡,更未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中国当时领土,财产损失巨大,国内的局势也危在旦夕,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内忧外患双重打击下,在列强的围攻之下,国家利益被掠夺,国土被分割,权益被侵蚀,国家,民族处于极度危殆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步步退让,步步萎靡,国家,民族在危亡之中滑向亡国亡种的深渊,直到最后李中堂只能是满怀忧虑,满怀悲愤和不甘去世,身后留下千古骂名.

今天,我感觉,简单地骂李鸿章是卖国贼确实有些简单,情绪化,尽管面对当时国家,民族遭遇的危难,危机,李鸿章作为当时的朝廷重臣,统治阶级的一员,当然脱不了干系,不过,还是应该从李鸿章本身的特点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读梁启超先生的书后感觉,老先生在书中还是比较客观地对李鸿章进行了评价,进行了批评,有几点说的特别好,一个是说: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的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忘却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简单地说李鸿章就想当卖国贼,不想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似乎不很不客观,不要说李鸿章不想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事情,就冲着对得起满清王朝的重任,从儒家理念忠君爱国这个角度出发,他也确实是尽心竭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想尽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以求修身齐家治国为天下,做过名满天下,誉留千秋吗,中兴满清王朝的良臣,只是他没有办法做的真正好,做到历史上某些名臣那样的功绩,做好对他来说,是他能力以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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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评价李鸿章不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他认为: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震动世界,激动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就是因为千年也找不出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对此,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对李鸿章实在是一种苛责,在他的能力之外,在时代潮流允许的可能性之外,他做不到,他只能做他能够认识到,认识得上去的事情,那个时代,中国人能够认识到的,能够做的,或者说儒家学说的忠君报国,或者是反清复明,也就是说,或者做李鸿章,或者做洪秀全,没有别的可能.

梁启超评论李鸿章的两句话: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畏劳苦,不畏谤言,这是他的长处,倒也很准确,很深刻,切合李鸿章这个人的实际,不过,这也同样是苛责于李鸿章,要李鸿章破格,实在是难为他,他的经历,能力,让他做到自己最好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从历史的角度说,对国家和民族来说绝非是好事情,他又能做到什么样?还能更好吗?有可能更好吗?实在说,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内部,外部的条件,他也只能做到这样而非更好.

梁启超先生评价李鸿章,还是把李鸿章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没有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梁启超说:“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梁启超先生也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政治的发达的国家,也正确地指出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后来的干扰.梁启超说:中国社会当时的情况受到历史上两大重要原因的影响,一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这些也没有说错.梁启超很推崇孔子的作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作用,这些,不过,对 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及其改

变这些现状的办法,梁先生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梁启超先生的观念,观点有些陈旧,守旧了,在新的时代属于肤浅的看法,落伍的观念.

梁先生的《李鸿章传》说到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有很多正确,深刻的看法,不过,有些思想观念还是落伍了,有些东西与中国国情不符,还有些东西就属于没有挖到病根儿上,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想法就可以解决李鸿章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是一种一厢情愿.李鸿章之所以最后落一个卖国贼的骂名,之所以在国家危难面前无能作为,之所以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步步后退,导致国家,民族利益损失,民族毫无尊严,就是因为国家大势使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彻底地改变,国家,民族命运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李鸿章也不可能干得更好,更漂亮.

从大的方面来说,满清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盘根错节,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了任何一点的活力,社会结构也是极其腐朽僵化的大大小小的封建堡垒统治着全国所有地方,严重地限制着国家,民族的活力,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使得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对抗越发尖锐,不可调和.统治阶级,庞大的官僚队伍极端地自私自利,毫无远见博识,不能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做什么正确的事情,已经成为国家,民族事业发展的最大阻力,这一切,使得任何谋求发展,改革的做法都成为不可能,使得这个国家要做的事情,已经在做的事情都将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失败.梁先生批评那些随意胡乱批评李鸿章的人士,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根本没有对中国问题的由来,解决的方向有最科学,最正确的认识,还是只认识到了浅浅的层面,同样面对中国的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的良策.

李鸿章本人身为满清高官,也染有满清高官身上的毛病和问题,比如在用人问题上的腐败,用人唯亲,所用非人,使得他在很多政务,军务中做的事情因用

人之误而导致失败.梁启超在书中就说:“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有人在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负另一半的责任.他的责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当,另一半是自己见识上出了问题”,“对他的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岗位,委以重任,却不看他们适合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 ”,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腐败,体制上的 弊病最好的写照,这个情况的改变,不是一个人做得如何好与坏就能够解决得了问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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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点名声,说明了这个人物并非无能之辈,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尽管后人褒贬不一,或者说背负的骂名不少,这些都是历史了,给我们今人的启示我感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人物只能做历史允许他做的事情,超出这个规律的人物还真是没有,李鸿章生在那个时代,赶上那个时候,背负很多骂名也是难免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尽管这是中国历史上很耻辱,很落后,很难看的一段历史,谁让他赶上了呢?李中堂是想不到中国会有今天这样的变化的,九泉之下有知,当惊世界殊.

范文三:读书笔记李鸿章

读《李鸿章传》有感

一本《李鸿章传》读罢,不仅感慨于作者梁启超的笔工和文字的叙述掌控能力,同时对李鸿章这位风行一时的权贵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看法.

想到当初刚刚接触这本书时,自认为梁启超定不能秉笔直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有失公允.可是一本书读来我意识到当初自己是多么的浅薄无知,低估了梁启超先生作为一名历史家是不会辜负自己的史德的.在内容上,我个人认为已做到了客观全面,尽全力的叙述了史实,引用的史料真实并具有说服力.

这本书共十二章,除“绪论”与“结论”外,起于“李鸿章之位置”,迄于“李鸿章之末路”.全书框架“全仿西人传记之体”,可谓传记文学领域“全盘西化”之作.本书被学界评为“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例”(戴光中语)和“在中国传记史上实为空前之举”(夏晓虹语).此书记载李鸿章一生行事,并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代史之笔力行之.由此可见,作此书之难度.在该书创作中,梁启超先生不将个人恩怨和政治因素掺杂其中,秉笔直书.李鸿章与当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深厚,如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数年来中国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中外交涉之隐情,进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不仅仅是从叙述人物本身来评论人物自身,而且结合了当时的时势和权力和变迁.在书中,作者提出了自己英雄论.西哲有恒言曰:时势

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对于李鸿章,作者认为不能称其为英雄,即使是英雄,也是时势创造出来的英雄,寻常英雄罢了,也不是能造时势的英雄.但同时,作者又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在叙述李鸿章的功绩时,又揭露了李的过失和政治思想上的局限和落后的思想观念.却又不认为只是李鸿章一人之错,而是当时的局势和历代来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局限造成的,当朝的士大夫都这么认为,有着相同的观念,甚至不如李者大有人在,更加的保守落后. 该书主人公李鸿章可谓是晚清当朝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汉族大臣,汉族官员自辛酉政变后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梁启超在书中曾提到:“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与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由此段话中可见李鸿章在当时中国的地位.曾有西方人言,当时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北京政府也.此时的李想必是位高权重吧!然李鸿章此时的权臣又不是古代时所谓的权臣,这与李所处的时代和局势相关.愈古代则权臣愈多,越到近代权臣越少,这与封建制度的发展不无相关.到清朝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到顶峰,顶峰时代又伴随着迅速的衰落,可是没落中的封建制度仍然皇权高度集中,权臣只是相对同朝官员而言,其权势与古代的权臣相差甚远.

李鸿章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少年时值鸦片战争,屈辱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对李有很大的影响.曾有诗云:蹉跎往事付东流,

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成千古,世外沉浮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客岛,簪花多在少年头.鸦片战争对李鸿章的影响,也奠定了李一生的使命,就是为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的寿命作最大努力的挣扎和挽救,奔波劳碌一生.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是安徽庐州府合肥人.入京都后,以年家子进谒曾国藩,为受业之始.道光三十年洪秀全等人于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二年时李鸿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向曾国藩请求操练一支新军队来协助曾国藩的湘军作战,这也就是淮军的开始.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里李鸿章的淮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相互配合,这是李鸿章勋名发绩的开始.此后李鸿章开始在清朝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期间,李鸿章受到了曾国藩的重用,于其而言是知遇之恩.“李鸿章接人待物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不知是否出于此原因乎.在镇压过程中,李多调护之功,与湘军相互配合,不与他人争功.梁启超先生也禁不住感慨道:“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因此可见,李鸿章后得重用难免不出乎于其德量.

李鸿章被一世俗儒所辱骂是因为洋务,被一世鄙夫所趋重的原因也是洋务.洋务是李鸿章曾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事业,洋务运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不外乎军事和民用,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然李成也军事,败也军事.甲午战争里,李鸿章采取保守的措施,不准出战,美其名曰保存实力,结果却使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灭.中日《马

关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一时间,李声名狼藉,中国有志之士欲诛之而后快.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想当初,李鸿章、曾国藩等人曾打算通过洋务运动来使末路上的清朝继续它的生命和统治,摆脱被西方各国控制的局面.洋务运动的失败却也证明了李鸿章等人的洋务思想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错误.作者曾在书中写道: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由此知李等人只看到西方的经济繁荣,并认为这是中西方的差距,却没有看到其差距的实质是东西方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而已.无论怎样,洋务期间所兴的工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虽未达到当初国人的期望.

在中国的外交上,李鸿章曾多次担当重任,与列强交涉谈判.每次的交涉里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我认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都不仅仅归功于李一人之身,所以其成不是一人之功,和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巨大的关联.其失败也不是一人之责,与清王朝的没落有着莫大的关系.作者在书中也曾表明中国当时的外交是试图与西方强国相联,来牵制他国,这一政策尤其表现在中国遭受强国的入侵时.所以我国的外交是一种暂时的外交,而非长期的.要知道有求于人,处于弱势时的外交怎么会是平等的外交,故我国的外交与西方强国间的外交不同.在这种外交政策下,中国怎会有胜利.

一本书读罢,内心感慨的不仅仅是梁启超深厚的叙述功力和其对历史的研究以及自身的历史修养,更是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深刻的印象.时而愤慨,时而微笑,阅读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自己

作为祖国新一代青年的担当和责任,为了祖国的明天,应好好读书,使祖国不再遭受往日的屈辱和灾难.通过对李鸿章这位晚清大臣的一生的叙述,透视出了清王朝的没落和衰退,鉴史知今,唯有知历史,懂历史,并在生活中运用历史才不会重蹈覆辙.

范文四:李鸿章评传读书笔记—中国近代史结课作业

读书笔记

一、 人才难得,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李鸿章用人观点与曹操相似,以才为先,以德为次,乱世之中的用人之道大概都是如此吧.李鸿章用私人是比较多的,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不用私人的话,工作是很难展开,单枪匹马是很难与政敌(主要是顽固派)斗争的.用私人过多的话,使人感到自己器量狭小,规模不大了.但是李鸿章是大臣,而不是最高统治者,较多用私人也就不为过.或许蒋介石如果不重用黄埔系,早就被其他军阀吞并了吧.

曾国藩死后有李鸿章,李鸿章死后却无自己的继承人.原因在于:一是因为时代已经没有为人才的出现创造了机会了,此天意也.二是因为李鸿章自己缺乏培养人才之道吧,没有找到才能胜过自己的人才在自己圈子里.左宗棠也是没有事业继承人,慷慨之士难以养人吧,有志节之士不乐为所用,人才的出现在人格上要互补才好.当然,人才在恰当的时候出现,真是可遇不可求.诸葛亮到蜀地后,人才凋零,后继乏人,一生事业没有结果,痛哉!

李鸿章毕竟是汉人,满汉之间藩篱在晚清行政上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日本可以君主立宪,而大清却不行,天皇在名义上大概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汉之间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载沣摄政时,想通过设立皇族内阁收回大权,结果却适得其反.李鸿章死后十年,慈禧太后死后三年,大清朝灭亡.自从湘

军镇压天平天国以后,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事实汉族权力团体,这样的权力团体又不断了立新功,国家已经离不开这些人才,如果要全部收回这些人的权力,谈何容易.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大清朝的,当然开除袁世凯的时候又何尝怜悯过他,若不是张之洞及时劝谏下,袁世凯或许早已人头落地,但是大清朝也必然提前灭亡也.不使用人才的话,则不可能成大事,人才使用不当的话,又可能自掘坟墓也.何进把董卓当人才而引进,悲也. 我们国家目前在行政人才培养、转移与奖惩上的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培养人才要有长远的眼光,我们要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党的人才.如果上升到对全民族或对中国历史负责的高度,中共应该改变自己的人才观念.这个问题涉及到的东西较多,这里我就暂不展开讨论了.

二、论事易,做事难,成事更难

“临时方知一死难”.死有时候是极其容易之事,死了可以一了百了,活着就有千斤的重担等着李鸿章去挑.挑不好则生灵涂炭,一世英名尽毁,家人的幸福也可能随之遭殃,跟随自己的部下也可能受到牵连.挑的好也是暂时的,因为值国家多事之秋,时时身处一线的救火队员,总有自己救不了的火.曾国藩打下天京后也想歇肩的,他担心功高震主,可是朝廷就算是心里一百个愿意,在行动上也绝不可能允许他归田园也.李鸿章生处乱世,一生至死不言退,真难得也.垂垂老翁,尚有有欲望也.当代又到哪里去寻找李鸿章那样的大才去救我中华呢.战难,和更不易.如果把中国的可用之

兵都用上,即使能赢得战争的一时胜利,那么国家元气伤了,很有可能就会亡国.战争一旦爆发,何时可以收场,以何结局收场,都应该在战争打响前仔细思量也.兵端绝不可自我开,其实现在中国在南海、钓鱼岛等主权问题上也是这样的策略,和为上而已.

李鸿章身处湘系、满清权贵、慈禧太后与清流派之间挣扎,能够为中国做点事情真是太难了啊.如果是一般人处他的这种境遇的话,恐怕早就退役了.以李鸿章之才做一因循之官,享尽荣华,大概是毫不费力的吧.

三、制度改革的方向、力度与速度

清政府若不是外敌入侵的话,大概还会苟延残喘很多年的.但是世界的游戏规则不允许晚清政府从容改革了.李鸿章在晚年游历外国后,才深刻认识到改革制度的重要性,但历史已经不给他施展拳脚的机会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大都是股份制,官督商办,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家养鸡养鸭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十年前,我们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够搞市场经济?一直到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才逐渐建立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取得经济改革的基本胜利.治国不以一道,只要能有益于中国、有益于社会与人民大众则实行之而已.

没有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也许大清就亡于天平军了,亡于天平天国则中国更落后也.回过头来看,1949年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也未必是大陆人民之福也.因为今天我们也没有听台湾人民整天嚷着苦大仇深,受剥削奴役,要解放军出马去解放他们也.建

国已六十余年了,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确实走了不少弯路,目前无法论证这些弯路哪些是必须走,哪些是不必走.虽然不断的强调改革,但是我们国家的许多制度还远远没有完善,不知道何时能够完善,何时能够让所有人在制度上享受国家的公平正义.中国人民仍然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难跋涉,摸着石头,不知道何年何月能过河.河浅时,摸着石头能过河;水深浪急时,希望中国这艘大船,千万莫蹈晚清之覆辙也.

弱者求存,强者求霸.大清朝是亡与自己所训练的新军,而不是被西方列强所灭.在大清朝的动荡中,也产生了一位备受争议的重要的人物——李鸿章.

续:在政治,我们不难知道,三权分立是科学,而不是伪科学.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不应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样,三权分立也不应该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能够使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使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具体化、生动化.如果人民的代表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人民的选举权力影响范围仅仅在乡镇以下,这种情况下,人民很难做到当家作主.以前老百姓是一心种田和生产,镇村级以上的事与他们利益不大,在老百姓眼里都属于国家级大事,一般老百姓兴趣是不大的.但是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了,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权利与义务,早已经不局限在自己的乡镇了.就拿中国大概2.6亿流动人口来说,这些人当中很多人的生产与生活与户口所在地联系不大,那么应该如何保证这些人的政治权利,如果让流动人口得到自己的合法权利与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待与改革者熟思之也.世界近代历史和各国政治发展现实告诉我们,三权分立确实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人民民主.历史终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三权分立,那种认为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观点是错误的,必将被历史抛弃的.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享受到民主的益处,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形势与任务.

范文五:《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读书笔记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读书笔记

学习中国近代史, 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李鸿章,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然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没有定论.最近读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的作品《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这本书以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一些重要奏折和信函作为切入口,进行了目光独到的解读.从表面上看,他从“为官”“外交”和“洋务”这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处世,堪称学术界第一次“正说李鸿章”,实际上作者在展现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的同时,更向读者展现了这一幕背后,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禁大开、强邻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领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内忧外患中到处都有李鸿章的影子.李鸿章的个人命运是末代中国从衰落走向灭亡的见证,是中国逐渐被迫开放的写实,他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

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以其见识独特和文笔优美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国藩赞许他“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是一个很会在官场运筹帷幄的人.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有为、梁启超暗中联系.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在这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主政还是支持光绪主政,其他事,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则在其次.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

由此李鸿章的官场智慧可见一斑.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皇帝上奏折的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给朝廷打报告的艺术,改革家的风骨,痞子手段与外交荣辱.

奏折是高级官员呈给朝廷的报告、请示和建议,凡是稍稍重要一点的事,大臣们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写得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用简短的语言来陈述.但是所上奏的事又大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可谓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 如何向上级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李鸿章确实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生逢于大清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

一次“出场”无不都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所以梁启超在所写的第一本《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代外交家,并是“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懂外交是他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谤.外交应该是李鸿章最受唾弃的方面吧,学过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近代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都与李鸿章有关系.也因此有人甚至骂李鸿章是卖国贼,然而梁启超认为他不同意人们把李比作秦桧.当人们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提到三场战争和四个条约,那就是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和《辛丑条约》.然而我们仔细想一想,“弱国无外交”,在当时那种请况下,李鸿章夹在封建主义和帝国列强之间,他需要在当时的统治者和帝国列强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使统治者满意,又要使帝国列强满意,对于一个晚清的重臣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者,倘若李鸿章做得不对,那么为何他一次次地被派去与外国谈判?因为当时除他之外没人可去.当清政府面对一个烂摊子的时候,统治者第一个想到的能够收拾这种局面的人就是李鸿章.对此李鸿章也无可奈何.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这几句话也可谓道出了真实情形,李鸿章虽为重臣,但掌握实权的还是统治阶层,他李鸿章不过也就是一打工的,虽然他代表天国进行谈判,然而最后定夺还是由君主说了算,然而骂名是他李鸿章背负无疑了.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大清帝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根本未意识到这次规模并不算大的战争的巨大意义,林则徐的主张,更被冷落、拒绝.也因此,林则徐才被后人尊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直到近二十年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同时领略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以引进大机器生产、制造先进枪炮轮船、铺铁路架电线、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知识、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 ,认识到民用企业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为解决晚清军事企业筹办资金问题,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李鸿章开始注意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出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生产方式、注重商务,强调“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主张“购器设局,自行制造”,达到“敌洋产”、“收利权”,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交通、资金饷源的匮困.为此,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矿务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由他始终控制的这四大民用工业,在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中,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可见,李鸿章真不愧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第一人”,而他兴办的这些军用民用实业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毕竟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李鸿章确实在那个时代中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为中国经济近代化奠下了一定基础.

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全书由这点出发,论及李

的所作所为,试图真正达到“理解之同情”.尤其是对李鸿章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更是大为褒扬.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即便是使李鸿章声名受累,甚至“国人皆欲杀之”的外交,作者指出,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国联盟,周旋于列强之间,仍是功不可没.

本书还提到李鸿章了绞杀太平军时的杀降事件,李大人真是够心狠手辣,也许建功立业的道路上,本就是不择手段.有人分析李鸿章其实心中早就是担心打下城后大量俘虏尾大不掉恐成后患,才设计诱降然后毁约杀人,之后只是再找个理由而已.

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想做事,必须得自保.《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一句台词说的霸气十足:我任人唯亲?难道还让我任人唯疏不成?清流只会谈理想环境下的道德,真想在现实世界中做事,哪可能信那一套呢,尤其又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

想成事儿到底还是得有眼光能权衡,放弃与自己老师的弟弟去争攻下天京的头功而占领上海,既保了自己老师的面子也为日后积累了保贵的政治资本.

了解人性,了解对方的需求.李鸿章内心的政治理想应该是支持变法的,所以与康有为走的蛮近,日后查抄康党时,太后也问他,是你是不是康党.李大人知道慈禧只想看自己是不是她的敌人,于是的说出来那经典的若变法能让国家富强那我就是康党的话来.李大人很知道太后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意识形态,只在意自己是不是她的敌人,政治上站错队和思想上犯点小毛病的差别,就这么微妙且又重要.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心想混到权力顶峰的人,往往都是有点理想主义的,因为这样能避免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但真正的人会现实的动用手腕来实现理想,而非沉浸在幻想.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能读出什么?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举办洋务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抗衡的作用,维护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这是李鸿章的本意.但他没有想到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近代教育会冲击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破坏封建制度的根基,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竞争意识,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垮台和资本主义发展.

李鸿章注定已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功过也难以一概而论,然而我觉得不管如何评价,骂他为卖国贼却万万不可,他的洋务运动的进步意义也难以磨灭,我们可以批评他的过错,但也不要忽略他的功绩,全面的认识他,客观的认识他,也许是我们对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所该具有的根本理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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