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孕妇被强制引产【框架理论视野下的“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事件”】

　　【摘要】本文借助新闻“框架”理论，从新闻来源、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三个方面考察了《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网站对“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事件”的报道上呈现出的差异，并对我国英文媒体如何在负面新闻的报道中加强舆论引导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框架”理论；强制引产； Global Times；New York Times
　　一、理论背景
　　“框架”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已经成为传播效果研究中一个重要理论。
　　一般认为, “框架”的概念源于贝特森（Bateson），由“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戈夫曼（Goffman）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又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在《框架分析》一书中, 戈夫曼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 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加姆桑（Gammson）对框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框限，包含了取舍的意思，指涉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指涉人们由框架建构的内容，代表一种意义的联结，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美国传播学者恩特曼（Entman）则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
　　大众传媒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影响着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媒体通过选择新闻事实形成媒介议题，使某些事实从无数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从而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恩特曼认为，如果受众对某议题或事件缺乏丰富的直接经验，那么他们对议题或事件的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
　　本文试图运用“框架理论”，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对Global Times和New York Times的网站关于“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事件”的报道内容进行梳理，总结两家网站在这一事件报道中采取的框架。
　　二、文本分析
　　本文分析的样本选取的是Global Times和New York Times网站上2012年6月12日-7月11日期间对于“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事件”的报道，最终确定Global Times的报道5篇，New York Times的报道3篇。
　　1、消息来源
　　Global Times的消息源主要分为五类：媒体记者（39.63%）、政府官员（27.48%）、专家学者（20.07%）、当事人（10.43%）和网络（2.39%）。New York Times的来源主要包括：媒体记者（29.05%）、当事人（20.71%）、中国官方媒体（17.43%）、网络（16.81%）、中国非官方媒体（7.38%）、外国媒体（4.31%）和政府官员（4.31%）。
　　在Global Times的报道中，媒体记者、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是其主要消息来源，三者占到总量的87.18%；Global Times以官方的声明、官员的讲话以及专家学者的解读为主，突出了其权威性；而New York Times使用的来源更为多样：其中有将近1/5来自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1/5来自当事人，近1/6来自网络。在New York Times网络消息源中，还包括了“经常发表民族主义社论”的Global Times的主编胡锡进在新浪微博上对这一事件的表态。
　　2、报道内容
　　根据对文本的统计，在Global Times的5篇报道中，内容涉及事件过程的占20.34%，场景细节占到2.36%，官方对事件的处理占32.67%，对当事人的影响占8.76%，反应评价占17.00%，历史背景则占到18.88%；与之对应的New York Times的相关内容分别占到9.77%、12.92%、12.58%、48.53%、6.15%和10.05%。
　　由以上数据可知，两家网站在内容的构成上大相径庭。Global Times的报道中，官方对事件处理的内容所占的比例最大，而New York Times最重视的是该事件对当事人产生的影响，占到了内容的将近一半。
　　Global Times对于受害者冯建梅的报道量远远少于对政府事后处理的报道，在对人物的动作、语言等的细节刻画上不及New York Times；而New York Times通过对报道框架“凸显”和“选择”的作用，详细报道了当事人及其家属在事件之后的生活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揭露了此次事件中政府的不当行为，更延伸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上。
　　3、报道方式
　　在新闻建构上，Global Time主要关注政府部门的反应，通过官方的行动推进事件的进程，利用官员和专家的言论引导舆论。在这次事故中，网上出现指责引产是“强制而非自愿”、曝光的冯建梅与死胎的照片等问题，都有所涉及，但都仅仅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挖。Global Times的报道基调以中性为主，但偏向正面宣传。
　　New York Times更倾向于平民视角，从该事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影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和网络舆论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报道，并对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解析。
　　两家媒体在报道中都涉及了事件的经过、政府的行动、网络舆论的态度等，但两者在报道框架上却大不相同。Global Times采取的是“解决问题”的框架，在这5篇报道中，Global Times由政府开始调查到涉案官员被停职处罚，再到当事人获赔偿。6月27日关于该事件的报道Abortion scandal officials punished （强行引产官员受处罚）配合以当日头条新闻Experts gather in Beijing to call for changes to family planning （专家云集北京，为计生政策的修改献策），显示了政府解决该问题的决心和行动。
　　New York Times采取的是“冲突框架”，它凸显的是当事人及其家属的遭遇和当事人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媒体在报道负面新闻时，都会受到本身已有框架的影响。在对于中国的负面事件进行报道时，往往将某些已形成的思维模式作为报道的立场，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有意选择和重组，在总体上展示自己的意见倾向。 Global Times在“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事件”的报道上延续了以往面对中国的负面新闻报道时媒体惯用的“官方发布的消息和动态——当事人的反应——各方面的评论和反应——事件的背景”模式， 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通常采取的是“官方发布的消息和动态——事件的背景——当事人对官方决策的评论和反应——与官方说法相矛盾的细节和背景——各方面的评论和反应”的模式，在倒金字塔的文本结构中，将中国官方的消息置于最前，让读者首先了解到事件的进展，但是在随后的报道中，通过文本安排，用精心选取事实在逐步消解官方的意见和说法，通过与政府说法相违背的言论，逐步形成质疑的倾向。基于意识形态的预设框架，New York Times“过滤”了中方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