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青年女作家论 中国青年女作家

　　一、我们写作的文化环境　　如果说河南作家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中原区域代表着中国典型的现实，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譬如，李辈《黄河东流去》中所写的黄泛区难民的生活，“一部中原人民的苦难历史，一曲中华民族的大悲歌”；李佩甫《羊的门》所写的乡土社会的权力，中国文化腐烂的根部；青年作家傅爱毛《嫁死》所写的困苦的底层人对于矿难的复杂态度……河南作家的血脉与中国社会转型期土地的命运，权力话语等离得更近。他们总想表达现实，寻找“意义”。因此，河南作家多倾向于宏大叙事，有承担时代风云的意识，作品显得厚重、大气。
　　的确，河南文学在每个历史阶段的繁荣，都因占据了“现实主义”的风头，把准了“现实主义”的脉搏，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力作。20世纪90年代，评论界断言的“文学豫军”占据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也多是指写乡土经验和乡土命运的作家。
　　“乡土”、“苦难”、“现实主义”，这些属于过往时代的词语，却是双刃剑，在一定程度上成就着一批又一批的河南作家，又以传统文化强大的同构力伤害着河南作家。
　　因此，这也是河南作家的不幸。因为他一扎笔，就被现实秩序所缠绕，与沿海及内陆省份相比，河南被官场话语和乡土命运裹得要更紧一些。这种农业时代的话语氛围，淹溺着作家的敏感，甚至很性情化的作家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也失去了免疫力。如上世纪80年代初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出场的张一弓，到六十多岁后才开始第二次艺术生命，中间这么多年，作为作家的张一弓去了哪里?2002年在他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研讨会上，他流出了感慨的泪水。这个出身于文化世家，富于浪漫气质，也很有艺术才华的作家，本来应该持续成就大气象的。如今，他一个人在简单的住所里，把日常清理得只剩下写作，退休以后方能沉入写作之境，这个被社会生活损耗了的作家，这个真正的作家，和孙荪《风中之树》中写的河南籍作家李凖有某些类似，昭示了这片现实的土地具有怎样的同构力。
　　随着一批批青年作家的跃起，河南文学的表情已经发生了很不简单的变化。这里，主要论及几位青年女小说家。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小说界那些响亮的名字，张一弓、二月河、田中禾、李佩甫、张宇、郑彦英、杨东明、墨白、李洱，都是男作家，他们大多属于乡土叙事或宏大叙事，那么近十年来，邵丽、傅爱毛、乔叶、计文君，这几位女作家的出现，明显拓展了河南文学表情的另一维——心理化、细腻化、都市化。
　　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命运中，她们和现实主义无可躲避地发生着关联，她们都寻找“意义”，写作气质里有种中原女子特有的端庄，她们也很会写情爱故事，但绝不会是私人化写作的那种，寻找意义的笔锋让她们无心于盘桓在感官叙事层面，这使她们的叙事有种清爽旷达的指向：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在她们的创作里，已经成了隐身衣，是“意义”的支撑，她们用现代生活的元素，表达着“现实主义”的人道关怀。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出生的河南男作家明显不同，她们扎笔于个体生命，而不是乡土社会或者历史文化的命运，她们的笔触能够迅速而细致地深入到当代情感生活的腹地，这使她们的创作表情显得柔和而现代。虽然她们在出道前也都是在河南成长、读书、生活，但地域文化对于她们只是潜影响，而不是直接的或者标志性的影响，这是时代的差异，也是性别的差异，更是个体的差异所致。
　　二、个体的光
　　邵丽：沿现实之根，表达人的精神焦虑或精神成长史
　　2004年初，邵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出版，可以说，这是邵丽韶华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她立足于文坛的成名作。这部作品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评论家何弘分析道：“它深刻地触及到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和人们精神世界根本的痛点，传达出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给人带来的失落感、失重感及由此带给人们的身份焦虑。她以悲悯的情怀写出了中国这个古老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煎熬和挣扎，表现与此相关的生存奋斗和人性尊严。这也成为邵丽小说的基本主题。”
　　邵丽笔下的官场人物，更为鲜活，更具多面性，甚至他的痛苦和焦虑要多出普通人的数倍，这样的人物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不再是单一的情感，而是难言的疼痛。多少中国人跻身官场，用邵丽的话讲就是，“他们享受成功的果实，但也在尽自己的能力脚踏实地地为社会做贡献。”平时，大众只是看到他们享受成功的果实，看不到另外的一面，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焦虑种种。邵丽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官场生活中的光与影，让人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一多么纠缠多么复杂的社会文化难题。
　　从题材上看，这个时期的邵丽在河南文学的传统里——关注现实，表达现实。但是细读邵丽的作品，会发现邵丽所面向的不止于现实命运，她更要表达我们的精神命运，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这样的面向，邵丽的小说就克服了同类题材与现实平行的“太现实”的现象，而有了向上飞升的空间。譬如，邵丽在《我的生活质量》中不断地回溯王祈隆这个人物的成长史，他怎么样成了今天的他，他的成功，他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抉择以及他的心理障碍，是怎么到来的?
　　也就是说，邵丽很关注人物的精神成长史，命运成长史。
　　在邵丽的一些中短篇中，如《明惠的圣诞》、《马兰花的等待》，写的是进城打工以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女子的故事，所谓“弱势群体”。可以说，这也是近年来文学界的主流题材。但邵丽写得从容淡定，不像一些“打工文学”带着社会层面的激愤和情绪，在她这里，命运可不只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内心要找到根，找到类同感和归属感，内心要有尊严感，才算改变了命运。
　　，邵丽在写人物的内心与命运时，总能于微妙处写出变数，不像男作家那样爱写大起大落的故事，靠刺眼的情节带动，邵丽小说里一些人物的变化，是漫长的岁月培养的，是生活际遇云集于内心发酵成的。
　　近两年，邵丽的写作不断出现变化，也显得更加从容，更有底气。如《河边的钟子》(《作家》2011.1)，这个短篇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似有似无道不明的故事，就像我们每天或者一生的生活。小说开始，邵丽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像一幅油画，远远地看，色彩斑斓，而到近处看，又无非是些色块的堆积罢了，更有些地方，几近于无。当然那不是留白，而是生活的痕迹在那里轻巧地划过去了，不管它的苍白之下裹挟着什么。他们(钟子的一家)的一生，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平淡无奇，历尽坎坷，随着时代而起伏不定。”可以看出，邵丽对于生活和写作的理解，在向着更真实处迈进，于无声无形处写出大具体来，这真要看一个作家虚构和叙事的本领，还有她的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