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对王朔创作的影响|王朔我看大众文化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王朔和他的小说曾经风靡一时，并产生了极强地冲击力。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塑造的“痞子”形象是在文化领域带有革命色彩意义的人物；同时，他又以一种破碎、混杂、悖谬的“痞子语言”冲击了板滞、僵固、单一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书面语言”，从而达到了与大众文化合谋的目的。在他看来，文学创作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
　　关键词：大众文化 王朔 痞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已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并按照时尚化及商品市场规律运作，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
　　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王朔创作经历着从创作到策划，从作品到商品的变异过程。他的写作带有很强的市场意识，有研究者认为：“王朔的独特价值在于，他不仅以独树一帜的作品在文坛影视界占据着一个无法替代的地位，更通过他的作品及大量的研究和行为，提供了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生活方式，这比起他的作品，甚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构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现象。”[1]
　　一.“痞子”形象的塑造
　　王朔的作品因其塑造的人物角色大都是“非正面”、“非英雄”式的而受到欢迎。他笔下的“痞子”形象就是大众文化意志的外化。这些“痞子”们关心的是社会能给他们提供怎样的空隙，怎样的便利以及在其中能获得多少利益。他们的出发点完全是享乐的、利己的、实用的。当人们为它所带来的传统道德价值失落而忧虑时，他却彻底地摆脱掉这种忧虑，并主动放弃了道德范畴的有限评价，并以其放肆泼辣的笔墨描述了此历史背景下的特殊社会层面，既独树一帜又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相对于传统规范，这群都市浪子浪女的鲜为人知的放肆表演，骚动不安的灵魂，以及他们作为人身上显示出的那种痞气，借着改革的滚滚潮流已经形成一种败坏的力量。王朔正面的、不掩其恶的描述，毫无疑问提供了另一种文学映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的人生哲学就是“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要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要夹一筷子”。《橡皮人》中的“我”也坦白地承认：“平庸的面孔遮不住我的非人。”[2]实际上这些玩世不恭者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形态并不是作者的一种主观臆造，它确实在我们社会中存在，他们身上的“匪”气和“痞”气既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叛逆，又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逃避。王朔集中展示的是他们的世俗性，表明他们所代表的下层市民阶层的精神上的优胜。
　　另一方面，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边际人物”,他们对现存文化秩序采取的是一种解构式的颠覆，他们将宏大叙事中的术语随意使用，借此消解掉其权威性和严肃性。他们抗拒社会的中心化力量，认同社会的破裂、无目的、无信念、偶发性等“不完整性”。他们以一种“政治pop”的方式在随意拼贴的叙述中仿拟、戏谑和嘲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神圣性和庄严感。“把嘈杂、喧闹、紊乱和最纯的诗意糅合在一起”，以至“崇高与可笑之间的距离最终变成一个双关语，扩展成一篇没完没了的滑稽模仿。”[3]从而具有某种后现代特征。
　　然而王朔在彻底颠覆极左思潮伪崇高的同时，也拆解了一切人类社会的深度价值：崇高、知识、历史、使命、家庭、伦理等乃至自己。正是此种否定一切的价值观，使他的嘲讽“带着粗野，非但不回避庸俗，还故意跌进庸俗，它不想使人变得沉重和悲哀，相反它要人们变得洒脱，无忧无虑，玩笑人生。”[4]从而使它带有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痞子”氛围与情调，王朔小说也就被人冠之以“痞子小说”。所谓“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等正是他们的人生宣言。诚如曹文轩指出:“王朔的一句调侃能毁掉一百年建立起来的神圣。”[5]
　　二.“痞子”语言的创造
　　王朔的语言充满了生龙活虎的世俗文化气息。“王朔浪得虚名重要的是靠他那批以调侃为主的‘顽主’系列”，“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正是得益于数年的奔波闯荡，王朔对这种语言极其熟悉。
　　王朔的语言淡化了老北京市民的“胡同”文化与价值，而融入了新北京人“大院”青年的亚文化内涵，以一种神侃神聊的方式解构一切传统的价值与规范。例如《一点正经也没有》中“为工农兵玩文学”,《千万别把我当人》中“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么？”这样“反叛”、“个性”、“赤裸”的话语在当时差不多成了王朔的标志。
　　另外诸如“深沉”、“思想”等崇高性语汇和“卑鄙”、“无耻”等卑俗性语汇都发生了意义的偏转。如《千万别把我当人》中“高雅的古汉语书面语言、纯文学优美语言、政治术语、经典语录、俚语、俗语、行话、黑话、**语言、封建颂圣语言和种种隐晦的或从《金瓶梅》借来的性语言”进行着天马行空般的激情表演。[6]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语言的嬉戏与喧哗，常常造成王朔小说各种语言碎片万花筒般狂欢性爆炸。王朔无限度地试验着语言的弹力，几乎完全忽略和破坏了旧有的语法规则和习惯，从而以日常口语的世俗性消解了知识分子书面语的深度性和批判性，并指向一种新的时代语言向度：“主持人、播音员、歌星、通俗小说都在日常语言、日常经验、日常凡俗中调侃起来，游戏起来，甚至情调化起来。”[7]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了由农耕文明思维向工业文明思维的转型，开辟了一种现代人的生存活语的话；那么同样王朔的“痞子语言”对精英分子的“书面语言”的冲击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思维转型和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
　　三.“类型化”创作手法的使用
　　王朔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其文学创作被类型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由于王朔对大众文化的工业特色过于强调，而忽视了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创造性。他的小说，抽掉内容剩下的框架基本一样。“他们都以无业的城市青年为表现对象，写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以及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历程。然而在他们或者在社会上寻找不到位置、或者受到法律惩罚的同时，却在爱情上或者说在征服异性上得到了补偿，他们在成为失败者和社会罪人的同时，又成了情场上的获胜者。”[8]
　　王朔认为大众文化是商品，因此应该走工业化的路子，1995年他还与人合办了一个“时事公司”，专门按他想象的工业化方式搞剧本：“这样的写作完全不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甚至是有害的，稍一飞扬便破坏了原来的设计。我们靠什么推动故事呢？靠套路，一个套路接一个套路。套路有多少呢？没多少，顶多200个，估计观众忘了，就从头重复。”[9]这个套路就是同一模式讲述不同的故事，无休止地进行着大量的重复劳动。此时，文学创作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在此王朔作品中的这些类型化的人物成为了意念的一种符号、一种时代社会文化现象的负载者，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穷极无聊和玩世，他们的冲击力和消解力，他们的逃逸以及他们的文化市场价值和意义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内在的文化精神，还是从外在的语言形式来看，王朔的行为都标示着一种深刻的时代转型。即那种宏大的启蒙叙事已被流行的大众文化消解，而原来居于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精英文学则走向边缘，喜剧性和逗乐的笑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艺术越来越放弃它所固有的诗的胸襟和视野，把艺术与日常生活混杂起来。
　　当然王朔的作品也形成了一定的商业市民文化，并使传统文化获得了一个用“他者”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新的角度，在此意义上说王朔显然是有利于文学和文化本身的自我调整的。
　　参考文献：
　　[1]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2]王朔《我的小说》[J]《人民文学》1983年，第3期。
　　[3]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Ｍ].台湾时报企业文化出版公司,1993.第168页。
　　[4][5]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92、194页。
　　[6]张国义.生存游戏的水圈[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7313页。
　　[7]陈定家.“王朔现象”及其批评的现实意义[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5).
　　[8]阎晶明．顽主与都市的冲突——论王朔小说的价值选择［Ｊ］.文学评论1989，（6）．
　　[9]王朔：《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见《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常丽纳，西藏民族学院附属中学高中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