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丝路上的早期金属工业_德国工业4.0概念

　　【摘要】川滇边缘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在距今3000年左右已经发生，早期铁器时代大致在战国中晚期就已经得到发展，该地区早期冶铜业为其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发达的青铜文化和早期冶铁业奠定了发展基础，深刻影响了该时段西南夷的社会结构与发展进程。通过对南丝路沿途早期冶铜或冶铁工业的分布特点与时代特征的观察与分析，初步认为南丝路沿途丰富的矿产资源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或许是当时选择路线的考量之_，而对这些具有丰富矿产资源冶炼中心的控制是当时一个重要目的所在。
　　【关键词】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时代；早期铁器；铜铁合制器；资源
　　【中图分类号】　K87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74-7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地区为中心，是中国沟通东南亚与南亚地区的重要通道，随着近年对该线路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相关研究的深入，南丝路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日益突出，其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得到拓展。该线路是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最早的通道之一，从距今3000年左右沿线地区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战国中晚期则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其与中原地区青铜与铁器化进程有着不同途径与范式。南丝路沿途地区青铜器时代历经商周阶段肇始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才进入青铜文明的发展期，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是其繁荣期，西汉中期以后衰落。从发展阶段而言与中原地区有着明显的滞后性特征。南丝路沿线独特的青铜文化是与周边地区丰富铜矿资源密不可分的，在这个基础上影响秦汉时期的铁器冶铸技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观察，可以发现秦汉时期的青铜和冶铁中心均位于该线路上资源丰富的地区，它们的地理位置可能预示了南丝路开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些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尽管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但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无疑极大地弥补了内地资源的缺乏。本文试图通过简单梳理南丝路沿线秦汉时期金属冶炼与铸造遗址的分布状况、时代特征，以及汉文化通过南丝路而引起西南夷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认识南丝路繁荣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文化交流与贸易内容。而要了解这些信息，首先需要我们来认识南丝路沿途地区秦汉时期冶铜与冶铁遗址的分布状况。
　　一、秦汉时期冶铜和冶铁遗址概况
　　从目前成都平原的考古材料观察，以三星堆遗址和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文明虽然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就已经进入了高度繁荣的阶段，但截止目前，在其周边地区尚未发现同时期冶炼或铸造的遗存，并且成都周边地区也没发现有理想的铜矿资源产地，虽然我们对于该阶段青铜工业水平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但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上所遗留下的冶铸信息表明其是在当地生产的，这些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应该不是异地输入，而是当地青铜工业的产物，这应是无疑的，只是囿于考古资料限制，才使得有些模糊。这也要求我们需要加强对周边地区调查与勘探及识别，这是今后早期蜀文化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正是在蜀人早期发达的青铜技术的基础上，秦汉时期的临邛地区冶铁工业才一跃冲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汉代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铁器冶铸中心。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川西地区的冶铁遗址有临邛、南安，而目前考古资料显示，临邛境内的蒲江和邛崃冶铁遗址分布最为广泛，其中蒲江古石山和铁牛村冶铁遗址的发掘，揭示该地区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发达的冶铁工业，这是西南地区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冶铁工业基地。冶炼技术先进，其中铁牛村遗址是一个集生铁冶炼以及利用生铁制钢为一体的钢铁冶炼遗址。目前南丝路沿途秦汉时期的冶铁遗址除了临邛地区外，其它地区未见同时期遗存，其它冶铁遗址多为明清时期遗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而汉代冶铜遗址在南丝路沿途发现较多，如四川境内的荥经宝峰铜矿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汉代邓通铸钱地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西昌东坪遗址整个冶铸场集采矿区、冶炼区、作坊区、居住区和墓葬区于一体，它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处大型汉代冶铜铸币工场。发现功能各异的圆形炼铜炉、正方形铸币炉、椭圆形熔洞炉和方形烧炭炉共19座，另有作坊1处、沙坑、灰沟、灰坑等。此外，还发现为冶铸区提供原料的白云岩古矿洞6个。出土遗物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冶铸产品和随葬品四类。器类有“蜀郡”铁锸、铁斧、铁凿、独木梯、矿井支架、陶缸、陶钵、陶甑、陶罐、陶纺轮、五铢钱、铜冼、铜釜、铜镜、铜箭簇、五铢钱钱范、越离郡之“越”字铭文铜锭、陶俑、陶鸡、陶水田模型，“五铢”和“大泉五十”钱文砖等。东坪冶铸场规模宏大，序列完整，集采矿、熔化、铸造于一体。《汉书·地理志》所载“邛都南山出铜”，在冕宁境内的泸沽镇，即古台等县治所在，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冶铁历史发生较早，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一定规模，其产品质量高，在西南夷中具有良好的口碑。《华阳国志》载：台等县有孙水，一日白沙江。人马湖水。山有奢石，火烧成铁，刚利，《禹贡》“厥赋磬”是也。有关泸沽制铁工业，文献虽有记载，但目前该地未发现早至汉代的冶铁工业遗存，尚需作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在云南境内的东川、个旧、建水、金平等地均发现了古冶炼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冶炼残渣和相关遗迹，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仅个旧市冲自坡古冶炼遗址，该遗址位于个旧市卡房镇陡牛坡村西600米处，遗址周围的地理环境为喀斯特地貌，多为裸露的石灰岩山峰，遗址地处两山对峙的沟谷坡地上，坡度约30。左右，海拔1800米。该遗址现存面积比较集中的有2000平方米，在遗址周围2平方公里范围，冶炼遗迹均有所分布。1993年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计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发现了柱洞(17)、冶炼炉(1)、烧碳窑(1)等重要遗迹现象，遗物则出土了印纹陶罐、陶弹丸、原始瓷器、东汉五铢钱、青铜釜或泡、银镯、银环及铁器和铅器等。另外地处红河北岸与哀牢山余脉的红河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上的个旧黑马井墓地，出土带钩兽首琵琶形铸成形后未经打磨；另有个别五铢钱和“大泉五十”的穿和边未经打磨处理，可能为“范母”。此外，还在墓室中发现有炼渣的现象，表明这些随葬遗物可能是在当地铸造。当地铜、铅的开采历史悠久，《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贲古，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贲古即个旧、蒙自一带。另外自河口新河公路冶铜遗址出土大量碎陶片、铜渣、矿料等，还出土一件残破陶范，此外在附近金平还发现时代略晚的龙脖河冶铜遗址，这些冶铜遗址的时代均早于汉代，其具体的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调查，新河遗址陶范若为确凿之物，则它的出土将一改西南夷地区以石范为主的铸造技术传统。巧家、鲁甸等地出产的朱提膛浪洗，是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畅销西南夷地区的器物，具有良好的声誉和质量，其冶铸工业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未有清晰的认识。尽管目前在昭鲁盆地没有发现汉代时期冶铜或铸造点，但丰富的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表明该地区在当时应当有着发达的青铜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