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反鲁原因之考探】 苏雪林为什么反鲁

　　【摘要】苏雪林扮演反对鲁迅的急先锋并以之为“事业”，国民党政府的推手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苏雪林偏激的性格。正是其恨屋及乌，固执己见，皂白不辨，夸大歪曲，简单粗暴，主观恶意，老调重弹，肆意渲染的偏激性格，使其在反鲁“事业”中，思维上对立，情绪上极端，语言上恶毒，内容上重复。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更多的是个人的悲剧。
　　【关键词】苏雪林；反鲁；原因；苏雪林日记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140—5
　　苏雪林高调反鲁世人皆知，她执拗地将“反鲁”视为毕生的事业更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笑柄。苏雪林为什么会终生反对鲁迅?是什么因素导致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捍卫”自己“反鲁斗士”的“声誉”?除却迎合国民党意识形态之需要外，是否还有其个人的性格因素在作祟?因为在我们看来，苏雪林的反鲁几乎都是毫无道理、毫无事实根据的“本能性”反应，这就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不再考辨于外部恩怨的前因后果，而是转向对其内在自身动因的历时性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有幸得到了台湾成功大学编辑出版的《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当我们得以全窥苏雪林在台期间的日记后，我们认为，偏激的性格是她癫狂地反对鲁迅的主要因素，也是她终生乐此不疲、执迷不悟的重要缘由，更是她悲情一生、寂寞于世的悲剧所在。本文即以1948年10月一1996年10月间的《苏雪林日记》为例，揭示其反鲁的性格动因。
　　众所周知，苏雪林反鲁始于1937年3月，在当月1日与16日出版的《奔涛》第l期和第2期上，她接连发表写给胡适和蔡元培的两封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和《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正式向鲁迅发难。在鲁迅刚刚逝世不久，苏雪林的反常与高调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胡适的“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就是对其飙态的最好规劝。但是，这仅是苏雪林反鲁的开始。30年后，即1966年10月，定居台湾的苏雪林再次借鲁迅逝世30年之际，将其1950—60年代撰写的一批反鲁文章结集为《我论鲁迅》，于第二年3月由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在序中，她向世人表明了她之所以要出版该书的理由：“我见了台湾文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的著作了。这些当然都是无心的。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却是非常危险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坐视。”这种将重印鲁迅著作视为一种“非常危险的事”因而“不能坐视”，正是国民党政府当年强烈反鲁的典型心态。在1960年代，一些反鲁人士为配合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台湾重新撰写或出版了反鲁的旧作，掀起了一股反鲁风潮，如陈西滢和梁实秋先后在文星书店重版了《西滢闲话》(1964年)和《偏见集》(1965)。当然，陈西滢与梁实秋都曾在鲁迅在世时与鲁迅有过笔战，此番重印似有“公报私仇”之嫌。不过，两人在文中虽多讽刺、歪曲之语，但也不尽是全无可取之处，其中陈西滢还是盛赞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亦未收入他写给徐志摩的那封指责鲁迅抄袭的信；梁实秋也不赞成台湾对鲁迅作品的全面查禁。苏雪林则完全不同，她与鲁迅前世无怨无仇，却在鲁迅逝世后竭力迎合政府，主张全面查禁鲁迅的著作，变本加厉地肆意污蔑鲁迅，其态度之蛮横，语言之恶毒，如泼妇骂街，其乖张与偏激之情，完全超出学者应有的理性限度。但苏雪林却引以为傲，并将这一姿态贯穿在其一生的反鲁“事业”中，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其内在的性格原因。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其偏激的性格及反鲁原因。
　　一、恨屋及乌，固执己见
　　早在1937年苏雪林反鲁时，胡适先生就曾规劝她，评价要客观，“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但苏雪林从未贯彻导师的教诲，几十年来，她不仅全盘否定鲁迅，而且提及与鲁迅相关的人与事亦充满厌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周令飞赴台事件中，苏雪林将这一偏激表现得淋漓尽致。1982年9月，为了与在日本认识的台籍女友张纯华结秦晋之好，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冲破大陆有关方面的禁令从日本飞抵台湾。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周令飞特殊的身份，周令飞此举令大陆官方非常不悦，周海婴及其夫人也受到牵连。台湾许多报纸则借机以“《阿QZE传》作者之孙”为题对周令飞赴台一事进行了大量的新闻炒作。其实，这本来是一件私事，于报界而言也只是一个暂时可以引发“卖点”的职业性行为，但在苏雪林眼里却是“共匪”统战的一个手段。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阅时报，对鲁迅孙子来台事渲染之极。令飞之来，疑系共匪统战手段，盖共匪一心将鲁迅偶像输入台湾，苦无机会，今偕此为由，必引起台湾轰动，而别有用心之文人，可借此大谈鲁迅。鲁迅宣传必将活跃一时，则共匪之狡计售矣。”(《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台湾成功大学，1999年，下引该书不再注出处)两天后，看到《时报》又大幅刊登此事，更是充满怨恨。她又记道：“午睡起，又阅时报，连篇累牍谈周令飞，讨厌之极!”由于台湾报纸在谈及鲁迅时难免对其《阿QiY传》、《呐喊》、《彷徨》等名著进行评述，也难免对鲁迅突出的艺术成就予以不同程度的肯定，但这却使苏雪林忧心忡忡。她以“阅时报副刊，大捧鲁迅，甚可虑”为感写下了她的不满。而当她得知周令飞的文章遭禁，鲁迅著作亦未解禁，则大松一口气。10月30日的日记就表明了她的心迹：“进早餐，阅报，读新闻报副刊章世玮东京杂记，谓日本人好读鲁迅著作，深以台湾不开放鲁著为憾，又谓周令飞刊于中国时报之三十年话从头遭腰断，各报疯狂捧他之举亦似被禁止，亦深以为憾。已有好几天未见三十年话从头，今乃知其遭禁，在章氏以为憾，在我则以为喜。”由此可见，苏雪林反鲁不仅是反鲁迅个人，而是在反与鲁迅相关的一切，这种恨屋及乌，固执己见的性格实在令人难以认同。
　　二、皂白不辨，夸大歪曲
　　如果说苏雪林厌恶周令飞尚有其为鲁迅之血亲的缘故，那么，苏雪林反共则是政治立场使之然。问题是，苏雪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反共与反鲁混为一谈，夸大事实，歪曲真相，甚至荒谬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原因是因为鲁迅有功，而中共为了崇功报德才将鲁迅奉为偶像大加膜拜，这就是纯属无稽之谈了。例如，她这样回忆鲁迅逝世时文艺界悼念的情景与目的：“民国二十五年秋间，左翼巨头鲁迅病逝上海，潜伏的共党指挥他们的御用文人铺张丧事，拼命宣传，把整个中国闹得江翻海沸。全国报纸刊物连国民党办的在内，无日不有悲哭鲁迅之声，纪念鲁迅之语，尚嫌不足，同时又新刊行了无数宣传品，把鲁迅尽量烘染涂抹，务要把这尊偶像，更装点的金光万丈，紫雾千条，吸引全国青年都来焚香膜拜，皈依鲁迅座下，进一步便可变成共匪集团的新细胞、新血轮。”令人啼笑皆非。她将1930年代上海文坛的变化也归结为鲁迅与共党的合谋：“共匪霸占整个文坛及整个思想界，仅是六七年间之事，所以能如此，果然不得不归功于鲁迅，他是靠着强劫硬抢、蛮打狠杀的手段来干的。我们喊鲁迅做‘流氓’、做‘土匪’丝毫没有冤屈他吧?”对于鲁迅加入左联，她更是怀恨在心，认为这是共产党对鲁迅采取的招降手段，是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满足鲁迅的领袖欲望所做的卑鄙勾当。每念及此，苏雪林对鲁迅总是恨得咬牙切齿，以至于30年后依然心绪难平：“今日写鲁迅传论第四段左派对鲁迅的招降完，鲁迅本虚无主义者，其投降左翼乃所以满足其领袖欲，余久已知之。余乃得痛论，所苦者每日至多写七页，即四千二百字。”结论“痛”不言而喻，作之“苦”则值得玩味了。显然，苏雪林在这里不是“苦”于如何下笔，而是“苦”于自己年至古稀，难以挑灯夜战，无法一夜杀青，其中的“痛苦”只有苏雪林个人才能体会了。更为荒唐的是，她居然心存幻想，想当然地认为她的“反鲁”文章会得到大陆的呼应，因此在日记中自负地记道：“今日来太阳报，大陆发生批鲁风，虽言鲁迅罪状不甚中肯，然共匪六十年以来已将鲁迅捧为神明，神明乃神圣不可侵犯者，居然有人批斗，看来我之我论鲁迅将为彼方所重视。”这真是得意而忘形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达到其反共反鲁的目的，苏雪林有意将政治与文学——将反共与反鲁相混淆，以攻击性的语言发泄其内心的愤恨，而所谓的痛苦、自负亦缘自于此，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