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鲁迅的翻译思想|鲁迅翻译思想研究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杰出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的著作与思想对后人的影响很大，成为我国民族珍贵的世纪文化遗产，并不断激发后人新的思考和创作。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的与现代的”作家，他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中国。他嫉恶如仇，是旗手，是导师，是人道的标本，是正义的光源；他在我国人民眼中依旧代表着“中国人的脊梁和咽喉”。鲁迅翻译的作品涉及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其中他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占了大部分，他翻译的作品类型有很多，并且涉及到的外国作家和民族作家近400人。鲁迅翻译了几百位外国作家的作品，其翻译总字数达数百万字，被称为我国翻译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巨匠。
　　一、鲁迅的文学翻译
　　（一）时代背景
　　长期以来，鲁迅被认为是思想家、文学家，是文化旗手，其实，他还是位杰出的翻译家，他的文学活动以翻译起，以翻译终，他翻译的数量和重要性甚至超过他自己的创作作品。鲁迅是思想家型的翻译家，他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往往带着自己某一方面的深入思考。鲁迅是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他力图通过翻译改革来丰富中国文学的形式，从而达到改革整个中国社会、改变国民的颓废精神的目的。他认为要治愈国人精神上的病症，就必须改革中国文学，提倡白话文，而这一切正依赖于“硬译”带来的文化冲击。中国人素来对自身文化怀有强烈的自信，拒绝批评和改变自身的文化；加上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导致当时任何反对国学的行为都会惹来非议和批评的状况出现，因此，鲁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作品来改革中国文学的道路，拯救治愈国人精神上的病症。由此可知，中国新文学的形成应该是由翻译而不是原创写作开始的。
　　（二）鲁迅翻译的作品
　　鲁迅翻译的作品主要是针对国民精神、世界知识，“不取媚于群”，这是一直贯穿其翻译始终的问题，其翻译思想主线是复兴中国，“起其国人之新生”。鲁迅之所以选择翻译外国作品，是时代的需要，更是鲁迅本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1905年，俄国革命后，鲁迅积极支持热心苏俄文学的新秀的出版工作，帮助他们创办未名社这个现代文学团体。鲁迅不断地把大批的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翻译到中国。他翻译的《死魂灵》《毁灭》等是其中的代表作。他译写的《摩罗诗力说》《坟》再次重申了复兴中国的理想。鲁迅写道：“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1907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哈葛德、兰格的《红星佚史》，1908年，鲁迅、周作人翻译籁息的《裴彖飞诗论》，都有强烈的复兴中国的理想。1907～1908年，鲁迅在翻译活动中强调了时代精神、国民精神、世界知识，转而倾向于浪漫主义刚健激俗的人格品质，勇毅起新的独立行为。鲁迅通晓多种外语，这就让他的翻译范围有很大的延伸空间。
　　二、鲁迅的翻译思想
　　众所周知，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是近代翻译理论最有影响力的，他翻译的《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都能背”，《天演论》对鲁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在认真地考察研究了严复翻译理论的内容和其翻译作品后，根据自己研究的结论、翻译本身固有的特点以及他本人丰富的翻译经验，陆续发表了数十篇专题性的理论文章，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他不赞同严复的“信”和“达”的翻译标准。
　　鲁迅对于“达”字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归化”的译法应是“意译”，国人译出来的文章可能会很通顺，但已不忠实于原作了，“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他写道：凡是翻译，“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鲁迅所说的“保持洋气”，其实就是“信”，就是让译作保存“异国情调”，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主张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实际上，它与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标准“忠实”和“通顺”的含义是一样的，这对我们现在的翻译仍有很大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鲁迅反对那种盲目“归化”和“达”的译法。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忠实于原文，在他看来，忠实是第一位的，这就是从根本上提出了翻译时应遵从的标准和原则问题。让人们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异国情调”和“原作的丰姿”。
　　三、鲁迅的翻译标准
　　（一）直译、硬译
　　鲁迅先生所说的直译又叫做硬译，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就一直坚持用严格直译的方法，他说“硬译”即“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也就是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尽可能等值的直译。一般说来，鲁迅不提倡意译，他认为如果看重意译，输入的内容可能会走样，也无助于进一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在对汉语发展路向的探索中，鲁迅的翻译强调“直译”“硬译”，强调对西方语言的吸收，其带有明显西方语言特征的翻译语言让人们看到了汉语弹性的极限所在。鲁迅主张直译，其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通过译文来改造我们的语言。他博采西方语言资源，同时又十分强调汉语本身的历史继承性。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引进中国，鲁迅采用了 “硬译”作为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忠于原著，被鲁迅当做是接近原文学作品的基本途径。鲁迅一向主张“翻译”的路子要宽，选材不宜过严，但批评要慎重。为了使作品具有语言的简洁性和丰富的文学性，鲁迅又在“硬译”的基础上提出了“易解”和“丰姿”的概念，完善了其翻译理论体系。
　　（二）宁信而不顺
　　“宁信而不顺”是鲁迅先生提出的另一种翻译主张。多年来，中国译学界大多从翻译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多是负面的。“宁信而不顺”不是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标准，也不是“矫枉过正”或“意气用事”，而是一种理性的文化主张，是鲁迅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而发出的呐喊，是鲁迅文化观的反映，这与他的“拿来主义”思想是一致的。这一主张令译界不少学者大跌眼镜，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宁信而不顺”非但没有削弱鲁迅“文化巨人”的形象，反而使这一形象更加高大。
　　鲁迅在翻译方面的追求是有目共睹的，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抱着这样的目的，鲁迅煞费苦心，提倡逐字逐句的直译，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在翻译标准方面，鲁迅认为应当遵从“忠实”和“通顺”的原则。鲁迅提倡的“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是为了忠实原作，也是为了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如今，对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宁可译得不顺口”也要“保存洋气”的主张，不少人仍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会造成一些词句的“不顺”，容易让读者产生许多理解上的困难。总而言之，这与鲁迅的翻译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鲁迅在他编译的《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谦虚地说，他之所以把自己的翻译称为“硬译”，是一种 “自谦”的说法，只作为“直译”的一种替代说法而已。鲁迅针对梁实秋的“看得懂”和“顺”的翻译方法，就可以“宁可‘错’一点儿”，而不管是否“蒙蔽读者”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俨然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种“意气用事”的翻译思想。